一、武王墩一号墓：战国风云的历史见证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无疑是2024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综合地理位置、墓葬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组合、青铜器铭文、墓葬时代及相关文献记载等信息，墓主应是战国晚期迁都于寿春的楚考烈王熊元。该墓葬规模大，等级高，虽经多次盗扰但保存基本完整，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20世纪30年代，位于武王墩一号墓南侧十余公里处的李三孤堆大墓被盗掘，虽然国内外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推测墓主为楚幽王，但由于随葬品流散，墓室结构不清，引起学界诸多困惑与争论。有鉴于此，2015年武王墩一号墓被盗掘事件引起了主管部门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为保护文物，随即启动考古发掘抢救工作。本次发掘遵循多学科合作，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并重的理念，制订了全方位规划和相关预案，充分体现了“大考古”的指导思想。

　　战国末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争胜，逐鹿中原，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四公子礼贤纳才，合纵连横。武王墩一号墓和邯郸赵王陵、临淄齐王陵、新郑韩王陵、临潼秦东陵等一起成为这段风谲云诡的战国风云的历史见证。武王墩一号墓更以其经过科学发掘且保存良好而尤为突出，墓内随葬品呈现出多国文化荟萃的特征，如来自三晋的铜器、秦国的漆器、百越的铜器、北狄鲜虞族所建中山国的铜器等，甚至有来自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带饰，充分显示出秦统一前夜列国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交流。据文献记载，楚考烈王曾作为质子长期生活在秦国，又娶赵国人李园之妹为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呼应，呈现了战国诸雄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秦统一的历史过程。

　　楚、周关系历来复杂，既有对抗，如西周时期的昭王南征，东周时期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问鼎中原等，更有认同，如楚奉周王室为宗主、以周文化的传承者自居。武王墩一号墓随葬铜鼎44件，其中的9鼎8簋8簠青铜礼器组合，象征了最高等级——王的用鼎制度，20件编磬、50件套琴瑟和鼓、竽等乐器保存完好，制作精美。这些礼乐器全面体现了楚文化最高等级的礼乐制度，展现了楚国对两周礼乐制度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汉代以后，以青铜礼乐器作为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现象已不复见，该墓的完整青铜礼乐器组合不仅是两周社会礼乐制度最高等级的典型代表，也是独特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最后余晖。

　　过去，我们知道甲骨占卜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殷墟商晚期大量甲骨文代表了甲骨占卜的高峰，至西周早中期已很少见，仅在宝鸡周原（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昌平白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连劭名《昌平白浮所出西周甲骨刻辞考释》，《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等少数西周遗址、墓葬中偶见。代之而起的是以蓍草占卜的数字卦筮卜，西周遗物上常见这类数字卦符，《周易》《连山》《归藏》是流传下来的这类筮卜记录，这类简册过去楚墓曾有出土（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等编《一剑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八六届毕业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本次武王墩大墓出土的经过钻凿灼烧的卜甲说明甲骨占卜在战国晚期的楚国宫廷内仍然存在，使我们不仅对战国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占卜文化等有了新认识，而且看到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武王墩一号墓不仅展现了楚文化对商周文化的传承，也呈现了其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即楚文化是秦汉文化的源头之一。该墓随葬了大量乐舞人俑，以俑代人的陪葬现象开启了秦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大量随葬人俑的先河，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代墓葬中大量陪葬陶俑现象可以从战国楚墓甚至更早的长江流域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源头。可以说“丰富灿烂的楚文化对统一的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楚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汉代的精神文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崇文《浅谈楚汉文脉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对楚国、楚文化考古与历史研究诸多方面的贡献更是武王墩一号墓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首先，该墓的发掘填补了科学发掘所见楚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白，完善了楚墓的等级序列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为研究楚文化的丧葬习俗、社会等级与礼乐制度、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大大扩展了我们对楚文化和楚国历史的新认识。

　　武王墩一号墓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大墓，属于国王级别。考古发掘的东周时期楚系墓葬目前所见超2万座，其中属于高等级贵族大墓，有令尹级别的，如淅川下寺2号墓；有封君级别的，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信阳长台关1号墓；有大夫级别的，如荆门包山2号墓、江陵望山1号墓、枣阳九连墩1号墓等（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九连墩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6期；《湖北枣阳九连墩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荆州熊家冢楚王墓虽规模巨大，但仅发掘了车马坑等附属遗存，未发掘主墓。这些令尹、封君和大夫级别墓葬的墓坑比武王墩一号墓小得多，椁室也只有7个或5个分室，少于武王墩大墓的9个分室。

　　该墓棺椁体量巨大，结构精巧，每块板材都有位置编号，多重木墙和盖板之间紧密扣合，榫卯相连，显示当时存在经验丰富的专门机构在组织设计与施工。椁盖板上墨书文字中的“南集府”“北乐府”与过去李三孤堆大墓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六室”“少府”“太府”等是当时楚国宫廷内专门机构的历史记录。

　　与青铜器同出的各种动植物遗存则为我们研究楚国高等级贵族的食物种类与饮食习惯、献祭物品与祭祀方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武王墩一号墓与李三孤堆楚王墓、寿春城址一起展现了楚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面貌。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寿春城成为楚国的最后都城。楚都寿春期间历经考烈王、幽王、哀王，至负刍时为秦所灭，寿春城保留了楚国最后的辉煌。一系列考古发现让寿春城的面貌日益清晰，如柏家台一带高等级建筑基址群、寿滨小城、西南小城、出土多件龙纹玉璧的状元一号玉器窖藏、出土著名的楚国免税通关证书——鄂君启节的邱家花园遗址、出土十八整版楚国金币“郢爰”的花园村遗址、牛尾岗制陶作坊遗址、楚国中小型墓葬分布区、位于瓦埠湖东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区等（张义中、张钟云《寿春城遗址考古的新进展》，《大众考古》2024年第1期）。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寿春建都虽不足20年，但仍具有王都气象。

　　最后，该墓为探讨楚国晚期如何经营东方地区，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资料。

　　楚国迁都寿春前后，西方迫于强秦而居守势，但在东方与东南方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楚威王灭越，考烈王灭鲁，东南地区吴越文化特色的土墩墓日渐被楚国土坑墓代替，楚文化取吴越文化而代之，楚文化在整合东方、南方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秦汉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武王墩一号墓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秦末项羽、刘邦的崛起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信心的历史背景与底蕴。

　　二、河泊所遗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范例

　　通过《三国演义》的渲染、传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深入人心，但孟获并不见于《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不过公众的传统历史印象却是三国时期的云南地区皆为蛮荒之地，孟获及其所率三十六洞主皆是“非我族类”的化外之民，更遑论两汉甚至更早时期了。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早在西汉元封二年，中央王朝已在昆明设立益州郡并下辖24县，对云南进行直接治理。

　　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对云南地区蛮荒、落后的历史印象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过去大家对该地的早期历史知之甚少，主要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但该记载极为简略，从中只能大致知道两汉时期云贵地区的西南夷部族或区域政治体众多，或定居，或游牧，或有君长，或无君长，更详细的情况则无从知晓。至于更早期的历史，则是一无所知。

　　当代考古学的兴起，为我们认识云南地区的早期历史，西南夷的族群分布、文化面貌、经济生活、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及其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史料、新视角，使我们得以科学构建该区域上古史。

　　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知道云贵地区分布着多支考古学文化，其中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分布着石寨山文化，即文献中的滇国、滇文化。该文化以晋宁石寨山、楚雄万家坝、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等遗址为代表，是云南地区青铜时代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文化辐射范围可达西南、岭南和南亚、东南亚地区。其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不同于中原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文化（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为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谱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石寨山文化中，包括河泊所遗址在内的晋宁石寨山遗址群不仅是该文化的命名地，更是其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围绕该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石寨山文化的年代、性质、社会发展阶段、云南地区早期文化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通过对河泊所遗址出土遗物的分期断代研究，结合不同时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确定滇池盆地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青铜时代早期的先滇文化时期—青铜时代中期的滇文化时期—青铜时代晚期的滇汉文化融合时期，青铜年代始自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最晚至魏晋时期。这一成果建立了滇池盆地距今3200年至18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了商周至汉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空白，厘清了该区域文化演变脉络，为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河泊所遗址作为核心的聚落考古成果确定了滇文化的政治、文化中心。以河泊所遗址为中心，由李家山、天子庙、羊甫头等遗址所构成的滇中地区石寨山文化聚落群初步呈现了滇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滇国的政治形态。

　　由考古可知，该中心聚落被庞大的水路网络划分成众多面积大小、形状各异的台地，台地上分布着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不同功能区域。其中，石寨山古墓群因发现“滇王之印”和一系列高等级墓葬，被认为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河泊所村区域是古滇国的都邑所在，其中东面的上西河村片区是汉中央政府所设的益州郡郡治所在。整座城址包括外环壕、护墙、内壕、城墙、道路、衙署建筑、墓葬、水井与河道构成的水网系统等遗存。

　　第三，石寨山、李家山、羊甫头等墓地所出随葬品的多元文化因素共存现象显示了滇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石寨山文化由云贵高原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如短剑、动物牌饰、杖首等北方文化因素，石板墓、大石墓等川西高原文化因素，戈、矛、镞、环钮编钟、匕、豆、尊及一些车马饰等中原文化因素（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四，河泊所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无疑是汉代益州郡郡治遗址，数万件封泥与简牍反映了汉中央王朝对滇中地区的直接管理和滇汉共治的多民族交融模式。

　　在河泊所遗址上蒜镇第一小学发掘区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基址、“永元三年”“长乐”“益州”铭文瓦当、花纹砖与铺地砖等一系列遗存显示益州郡郡治衙署就在该处。在该处建筑基址附近灰坑、水井中发现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封泥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的“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广汉太守章”“交趾太守章”等是与滇国、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如谷昌、胜休、同劳、弄栋、连然、俞元等），以及益州郡周边郡（如广汉、犍为、越嶲、蜀郡、交趾、牂牁等）相关的官印封泥，证实了文献中“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简牍内容涵盖文告、官方之间的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邮传记录、物资出入情况、家庭财产申报文件、书信及各类典籍，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及交通状况等诸多方面。其中的“郡、县、乡、里”记载显示西汉王朝在此设置了完备的行政体系并进行直接而有效的管理。

　　滇国都邑与益州郡治毗邻而居，滇王和郡守两套政治体系和谐共存，土著贵族与中央政府官员共处一地的现象，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王朝一方面“赐滇王印，复长其民”“以其故俗治之”，另一方面设立益州郡进行直接管理的记载相映证，显示了汉代中央王朝在云南地区所推行的既保留地方文化、笼络土著政治势力又建立直接的行政体系推动“国家一体化”的滇汉共治多民族交融模式。这种在边疆地区实行的二元共存统治模式，不仅是汉王朝统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包容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典型表现。

　　随着中央王朝的有效管理和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以石寨山文化为代表的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轨迹发生了改变，石寨山文化晚期中的汉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如草叶纹镜、百乳镜、昭明镜、汉初半两钱、五铢钱、熏炉、钟、弩机、汉字、“滇王之印”等。最终，滇国被纳入“大一统”的汉帝国政治体系，曾经独立发展的滇文化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共同体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种“多元一体”文化融合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史，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探讨周边文化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融合机制提供了历史实证与范例。

　　最后，回到本节开始的话题，以河泊所遗址为代表的石寨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一方面彰显了考古写史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提醒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广泛推动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与宣传，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帮助公众建立正确的历史认知，改变以讹传讹带来的历史印象。

　　作者：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