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圭尺 “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

关键词: 陶寺  圭尺   中   圭    中国

提要：陶寺中期王墓IIM22：43漆杆的功能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史前时期至殷商时期称为“中”，西周时期称为“圭”。圭尺与立表组合测量日影可以用于制定历法和领土幅员测量，这两项都是国家社会王权所要垄断的重要权利。因此圭尺被王权所垄断标志着国家社会的形成。同时，圭尺“中”在政权交替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如寻中、立中、授中、改中等，最本源的基础是圭表测影确立地中，而地中是人间与上帝交通的唯一通道。群雄逐鹿中原，竭力垄断地中，就是以“君权神授”的形式使王权合法化、正统化，形成中国早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精髓“王者居中”，在形式上以地中之都、地中之国构成“中国”概念最初始内涵，此乃“中国”的由来。
 
　　何谓“中国”的由来？这个问题至今仍是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迷惑。纷纭众说一直没能给国人一个比较合理清晰的答案。陶寺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的漆杆IIM22:43的圭尺功能，为破解“中国”概念由来的困惑投射出一线希望。 

　　陶寺遗址近年来随着城址、宫殿、王级大墓、观象台的陆续发现，越来越显现出早期国家都城的特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陶寺遗址视为“尧都平阳”。2002年秋季，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中期王族墓地内，发掘了一座王级大墓IIM22。

 
　　IIM22墓圹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IIM22除棺室被扰乱以外，墓室里的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墓壁墙根或壁龛里，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其中在墓室的东南角树立着一根漆木杆IIM22:43，紧靠东南角壁龛口的西侧（图一）。由于漆木杆是直立放置的，在清理墓室内填土时，便很早露头，当时离棺尚远，不到出随葬品的时候，因此取土的民工没有十分注意，幸亏我及时发现漆杆露头，随即采取措施保护，可惜漆杆的上部已有少部分损毁。此后漆杆一直被包土固护，直至IIM22全部清理完毕，漆杆随其他重要漆木器被套箱整取回整理室。经数月的仔细清理，漆杆IIM22:43露出全部面目（图二）。
 
　　漆杆残余全长171.8厘米，下端保存完好，上端清理时略有残损，中段有一段26.4厘米残朽无迹（图二）。漆杆先整体髹黑漆，再间断髹石绿色漆段，绿色漆段两端分别髹以粉红色漆条段与黑底漆相间隔，使漆杆体呈现出黑绿色段相间的醒目纹样。我们按照红、绿、黑色带段的区分，自漆杆底部到顶部对每一段色带编号，其中漆杆中段残朽无迹的部分整个编一个号17，顶端发掘中残损段编号为44（图二）。我们实测了漆杆上每段色带的长宽尺寸，并根据保存状况做了部分必要的复原（表二）。
　　笔者曾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以下简称《功能试探》）一文中，推测漆杆残损段长约8.2厘米，杆原长180厘米。根据《周髀算经》记载 “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之日晷尺六寸”，初步判定IIM22:43漆杆第11号红色带处标志夏至影长，自第1 至11号缝总长39.9厘米合1.596尺；第33号黑色带为春秋分影长，自第1至33号缝总长141.6厘米合5.664尺。移杆后，漆杆第38号红色带为冬至晷长刻度，含头一杆总长度为337.4厘米合13.496尺。

　　笔者还提出，与IIM22:43圭尺配套的游标，可以玉琮IIM22:129为之。该玉琮发现于IIM22:43圭尺东侧的东南壁龛内的漆匣内（图三），与两件玉戚共出（图四）。玉琮IIM22:129边长5.2厘米，高2.8厘米，孔径4.4厘米，壁中段最薄处0.4厘米，刚好套在直径2—3厘米的圭尺上。玉琮的射部被锯掉磨平，否则将妨碍玉琮作为游标准确卡出日影在圭尺上的刻度（图五）。而同出的一件玉戚IIM22:23上单孔小圆穿，可用于阳光不强时作为“景符”确定表影端位置（图六）。通过实验我们判定，玉戚圆穿在表影之内没有光点，在表影端点露出淡光圆斑，超出表影端点则出现亮斑，因而以淡光圆斑为判定表影端点的标准。另一件玉戚IIM22:128可用于垂悬的坠物（图七）。陶寺圭尺及其东侧壁龛漆盒内游标、景符、垂悬附件组合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实物工具套，从而用实物证明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使用的圭表仪器至少可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这对追溯中国圭表出现历史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功能试探》的核心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是部分天文学家如赵永恒先生等指出，陶寺IIM22:43圭尺某些具体用法的复原存在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功能试探》依据黎耕、孙小淳等先生的简单计算与推测，视《周髀算经》“夏至影长一尺六寸”、“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五寸”数据为陶寺遗址实测，因此套用到IIM22:43圭尺上，误差过大。其实钱保琛先生在《盖天说源流考》中计算《周髀》数据实测的地理纬度为35°20′42″，高平子在《圭表测影论》中计算《周髀》数据实测的地理纬度为35°37′37.4″，陶寺实际纬度为N35°52′55.9″，误差很大。显然，以《周髀》数据为依据复原陶寺圭尺刻度的使用方法，势必存在很大误差甚至错判。应当以陶寺文化时期陶寺遗址实际纬度二分二至实测影长数据为依据，来复原陶寺圭尺刻度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