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

　　一、理论依据介说
　　都邑性聚落包括酋邦社会的文化区中心聚落和早期国家社会的都城遗址，是考古探索一个史前酋邦社会或国家社会的核心。
　　都邑聚落较之普通聚落有着完备的城墙或壕沟防御系统。城墙或壕沟所围护的范围内，根据社会的分层、社会的分工、聚落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职能，比较清晰地划分功能区划。区划的功能由都邑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与聚落的功能与性质所决定，但是每个功能区的具体坐落的位置，却很可能根据本文化的宇宙观来进行规划。林奇指出：“在建造人类的权力结构、安定宇宙秩序时，城市的宗教仪式性及其物质空间形态是主要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的心理作用大于其物质作用。这样威严而诱人的空间设计是基于魔法般的理论的。这个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永久聚落的空间形态都应该是宇宙或神的魔法模式。这是一个把人类与巨大的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手段，也是一个促使宇宙世界安定与和谐的方式。人类因此而得到其长居久安的场所，宇宙也得以继续它的和谐运行。神灵被拥戴、骚动被排除，同时，必然地，人类的权力结构——帝王僧侣和贵族——被延续下来。……两个发展最完善的宇宙模式理论是中国和印度的。[1]”
　　林奇所谓的“宇宙模式”我们称之为“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关乎天、地、人三者关系在时空框架内发展变化的认知与理论解说。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运动是标志物质根本属性的哲学范畴。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2]。宇宙观的内容可以分为事物本源论、空间论、时间论三大版块。具体说空间论是古人对四极四维、五方、上下、天文北极、磁北等等观念的把握。时间论包括四时、年月日、昼夜时刻等。事物本源论关乎天、地、人的起源、演化、要素、运动变化法则的本体论。本体论必须建立时间与空间的框架内才能成立，因为时间与空间是宇宙的基本存在形式。
　　指导都邑聚落的功能区规划的宇宙观主要以空间论为主，以事物本源论为理论基础。事物本源论可以《周易·系辞上》为比较标准的理论表述。
　　《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従；易知则有亲，易従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在古人头脑中，中心聚落与酋邦社会、都城与国家是有机的整体，都邑聚落不仅象征着酋邦或国家，而且与酋邦命运或国祚有着有机的互渗关系。社会的等级秩序的稳定，有赖于都邑聚落功能区划的等级制度的明确，于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成为都邑聚落功能区规划的基准点，其核心就在于“各功能区在方位上的选定”，此所谓“贵贱位矣”，“成位乎其中（正当之意——笔者著）矣”，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说不仅有等级化的定位，还要是正确的、得其所的定位。
　　建都立国都是“贤人之大业”，永恒稳定的持久性是最高的理想。维持恒久则需要贤人之德，因为只有贤人之德才能聚众，聚众才能建大功。而聚众的引力来自于“易”。故而《系辞》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従；易知则有亲，易従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何谓“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就是八卦。不过，周易八卦乾、坤、艮、兌、离、坎、巽、震都是比较抽象的卦名，不可能直接用于都邑聚落的布局规划指导。
　　今本《周易·说卦》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表明八卦除了乾、坤、艮、兌、离、坎、巽、震这套抽象的表述体系之外，还有一套以“天、地、山、泽、火、水、风、雷”自然界客观事物为代表的表述体系。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则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将自然事物八卦阴阳对立的关系彻底理顺——今本《周易》天地方位并不相对导致整个方位框架逻辑混乱。
 
　　八卦与方位紧密结合。今本《周易·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今本《周易》八卦方位由于天地并不相对，导致天地山泽火水风雷中除了火水外，均不形成阴阳对立的逻辑关系（图一）。火水方位阴阳实际对立却违背“火水不相射”的说法。今本《说卦》后来又有云：“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于是，今本《周易》八卦方位的说法可能存在问题。
　　而学者们复原的帛书《周易》八卦方位[3]，则完全符合方位上阴阳对立逻辑关系（图二）。

　　当然，帛书《周易》八卦方位也至多只能算是《周易》的八卦方位，能否直接用于史前都邑聚落功能区规划方位指导，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理论体系化可能发生在西周时期，但是理论的源头很可能在史前。从史前至西周，八卦的方位极有可能是变化着的，即所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作为圭臬和模板，只有改变与适应实际情况。于是史前都邑聚落功能区规划方位很有可能为适应本地的微环境而发生改变，唯变所适。不过，无论怎么变，天地定位是不变的，天南地北的大方位也是不可变的。《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又云 “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可以改变的是正南北还是偏东西的位置。
以下我们试图以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为例，分析都邑聚落功能区划布局与宇宙观的关系。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历时三十余年。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陶寺早期城址的城内面积约56万平方米，城墙在陶寺中期被平毁，大部分遗迹被陶寺中晚期遗存所覆盖，所以早期城址功能区划并不非常清晰。陶寺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城内的功能区划大致有些线索，如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大型仓储区、郊天祭日的祭祀区和祭地的祭祀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图三）。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陶寺中期城址功能区规划与天地等自然事物“八卦”方位宇宙观为指导。诚然，大多数学者怀疑所谓的“八卦”概念能否早到史前时期或具体说龙山时代。这样的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我们需要做一些基础论证。根据《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原理，我们认为八卦的前提是太极两仪。陶寺文化中期是否存在天地等八卦概念，首先看是否存在太极两仪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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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理论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