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数据库（4）

K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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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
田广金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119～135页
本文对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长城沿线地带发现的大量石城聚落址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探讨这一地区石城的源和流，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石城聚落址时代均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以凉城老虎山遗址为代表的岱海石城聚落遗址群，在岱海北岸每隔5～10公里即有一座石城址，而且规模较大；二是以威俊遗址为代表的包头大青山西段石城聚落遗址群，遗址分布密集，每隔5公里左右便有一处，且往往成组分布；三是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南下黄河两岸的石城聚落遗址群，其中准格尔旗寨子塔的石城聚落址最具代表性。内蒙古东南部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聚落址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分布密集，并成群出现。两个地区在石城的形状、石墙的结构、城内房址的布局及与城址相关的祭祀遗址等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特征，但也有一些小的差别，反映出技术的进步。而两地石城聚落址的最大差别体现在功能层次上，即社会聚落形态上的差别。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多是个体城址，但根据其规模大小及所占的位置，仍能看出主次之分。内蒙古东南部石城聚落址则以一大几小为一群的形式出现，城址群大小差别较大，反映出功能的不同，每组城址中的群体间还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发生和发展的脉络比较清晰。距今4800年左右，时代最早的老虎山文化石城聚落址即已出现，是以当时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的改善和文化的发展作为环境背景。相当规模的石城，表明此时各氏族部落集团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所出土的一套完整器物群中以空袋足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鬲文化”的重要源头。此外，成片的陶窑和工艺考究、造型划一的窑洞式房子反映出社会分工的情况。这些都为步入文明创造了条件。此后这种石城的建造技术和功能被夏家店下层文化继承，其年代跨度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一致，已属于文明时代的文化。
田广金
K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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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文明探源
何贤武
第44～48页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曾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达到了文明阶段，而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应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而事实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明已经比较发达，比二里头文明更早的文明是否还有呢？要探索这一问题，除了需要继续进行考古发掘以增加更多的资料之外，还要了解文明的标准。作者根据秘鲁没有文字的文明、欧洲的青铜时代甚至于铁器时代还没有文明、埃及没有城市的文明等，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判断一个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并不一定需要样样俱全，关键是看该地区社会性质是否起了质的变化，看两大对立的阶级是否出现，看作为阶级社会标志的国家是否已经产生。目前，通过学者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即多认为文字的发明、城市的产生、青铜铸造的出现、大型建筑以及复杂的礼仪等，都可以作为文明的标志。辽西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形成关系密切的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于以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500年。作者通过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商品贸易已经产生、商品交换已经出现、贫富之间的差异导致地位之间的差异、从事占卜的贞人等上层人物的出现以及城堡的出现等，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样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文明的到来，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也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墓葬规格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等级界限之间的分明；女神庙和祭坛、勾云形玉佩、豆形熏炉盖以及彩陶无底筒形器共同构成红山文化时期的礼制。同时也表明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个凌驾于其他一般成员之上的上层社会。根据以上，作者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能已经出现了阶级，甚至产生了原始的国家，至少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孕育了深厚的基础。
何贤武
K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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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哈河、大凌河地区的文明起源
吴汝祚
第2～8页
本文主要通过对老哈河、大凌河地区农业生产、坛庙大型礼制建筑、积石冢群址、玉礼器、冶铜术考古材料的分析，认为老哈河、大凌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形成坛、庙、冢为构局的大型礼制建筑。它是以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发展，社会财富有相当多的积累为其经济基础的。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大型礼制建筑，位于大凌河的河谷地区，占地面积50多平方公里。这样大面积的礼制建筑，是氏族、部落社会难于胜任的，在社会组织的层次上，必然是高于它的一个新社会。坛、庙、冢礼制建筑的社会功能，是事神以致福的巫术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神权统治的中心地区，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群址，在阜新胡头沟、凌源的三官甸子等地都有发现，都是以成组的玉礼器随葬，还未发现坛、庙、冢这类的礼制建筑。就以积石冢群址的墓地结构而论，与牛河梁有一定的差异。以此分析，胡头沟，三官甸子享有积石冢埋葬的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比牛河梁的积石冢墓主人的要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山文化不仅是有阶级的社会，并已在阶级内还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多层次的社会现象。从这种社会现象中折射出当时可能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方式；同时也反映了已有一定的礼仪制度，结合冶铜术的产生等分析，红山文化的社会有可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吴汝祚
K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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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
郭大顺
第14～20页
本文首先介绍了辽宁省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指出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地位及对牛河梁坛庙冢的分三个层次的认识过程。认为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作者还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诸文化的交汇和渊流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红山文化与其分布区内外诸文化的频繁交流，特别是一些先进文化因素对红山文化的影响，构成红山文化在经济上的以农为主农牧猎并重和文化面貌上具有文化因素融合的多样性，使红山文化在其发展全过程中始终是开放的、活跃的，这是红山文化能够走在同时期诸文化前列的原动力。其流向除了在当地有所延续以外，主要部分似有向邻区移动的趋势，向南移动的可能性更大。作者还认为，辽河文明的提出既为探讨东北亚古代文明的渊流提供了依据，也提出许多新问题，如积石冢出现前后时间跨度大，文化之间有何联系、人体塑像与日本绳纹时代土偶以及南美洲史前陶塑人像的关系，以及红山玉与良渚玉的关系问题等等。
郭大顺
K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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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的思考
齐　心
第55～60页
本文结合同一时期北京周边地区文化遗存对北京地区的古代文明起源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上宅文化时期，北京地区已进入相当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氏族部落已开始过着定居的农业经济生活，渔猎和采集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都由上宅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及陶网坠、山核桃与果实等得到证实。大约在五、六千年以前雪山一期文化时期，为母系氏族繁荣时期，在其前就已在上宅文化类型的北埝头遗址发现了内聚式的聚落。而雪山二期文化遗存的发现，证明了北京地区经历了社会的分化与分层的文明形成过程。虽然其遗址本身是一处依附于城邑都市的乡会聚落遗址，但与雪山二期文化关系密切的后因二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形成的古国古城时期。做为龙山时代普遍现象的都邑城市，在北京地区也是应当存在的。从而，作者提出了北京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在上宅文化、雪山一期和雪山二期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观点。
齐　心
K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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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文明的提出与对传统史学的冲击
郭大顺
第10～11页
本文叙述了辽河流域原始文明观点形成的演进过程，并通过考古发现论证5000年前古国在辽河流域已经出现。认为：牛河梁遗址群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以等级分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牛河梁及其以外发现的红山积石冢，如阜新胡头沟，都具有相同特点，表明以突出一人至高无上为中心的等级分化已经制度化，这应是礼制的早期形态。与此相适应，女神庙内成群的神像不仅分成层次，而且有主神出现，表明人间等级分化在宗教信仰中被固定下来。女神庙具有宗庙性质。红山文化遗址层次性已发展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遗址的水平，而且与等级分化已出现具王者身份的人物相呼应，宗教祭祀中心也即政治中心。反映出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和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作者还论述了红山文化的深厚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传统史学带来的三方面冲击。即一、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和辽河文明的提出把传统史学上中国文明史从4000年前的夏代为源头，一下子追溯到5000年前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时代。二、辽河文明的提出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三、考古学上反映出的礼制当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郭大顺
K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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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诸文化与中华文明
薛志强
中国文史出版社Y：1995年9月
第43～49页
本文认为，作为世界文明出现的主要标志，即城市的兴建，文字的使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虽然也是中华文明出现的主要标志，但中华古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其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又自具若干独到的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文明的出现，不以上述文明三要素为限，而是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作者从红山古玉的考古发现及考古发现中的龙神崇拜迹象，说明最早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红山古玉群，一开始就是以礼器身份出现的，并直接构成对原始氏族制度的破坏。并认为由此将西辽河流域文明因素的出现，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红山文化的崇龙习尚，是中原地区崇龙习尚的渊源，红山文化的龙神崇拜，构成中华文明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还结合文献记载，推断西辽河地区曾是炎黄故地、颛顼之墟。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打下浓重底色的颛顼之法，就是在这里孕育产生的。黄帝族和颛顼族先后入主中原后，便把西辽河灿烂的古代文明成果带入中原，与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汇合为辉煌的华夏早期文明。帝喾的后人在西辽河地区曾经建立一个先于夏朝的文明古国，后来这支古族南迁，代替夏朝建立了商朝。由于商朝是中国南北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因此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昌盛的东方大国。
薛志强
K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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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
刘素侠
中国文史出版社Y：1995年9月
第50～54页
本文认为，红山文化是西辽河上游独具特点的一种古代文化，自有源流，自成体系，代表了西辽河上游的古代文明。作者通过排比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出土陶器及纹饰等的特点，认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中华文化发展是互相影响，互相撞击的，不论周边还是中原，先进的总是代替落后的，有时文明就在周边兴起。认为红山文化农业文明程度之高，是其它文化不能比拟的。至红山文化晚期，劳动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专业化生产已经确立。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基础，畜牧业为辅。红山文化晚期墓葬随葬品已经出现贫富不均及等级差别，而且出现了男女合葬墓，进一步表明这一时期婚姻形态已经由松散的对偶婚向两性独占的对偶婚发展。同时也孕育着母权制即将解体。红山文化的庙、祭坛、冢群建筑为中国传统古代建筑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祖形，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坛、庙、冢工程宏大，如果没有一个超越单一氏族部落的共同体的组织，来负责征集劳动力，主持管理这个工程是不可能的。红山文化的玉龙，代表了中华民族龙的起源，龙兴之地应在辽西。作者还指出，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较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文化内涵与红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从各个方面为红山文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辽西大地的古代文明。
刘素侠
K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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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山古国”的几个问题
布　谷
中国文史出版社Y：1995年9月
第89～96页
本文对上古北方四大群体，即炎帝部落、黄帝部落、玄王部落、夏禹部落，从音韵学的角度推知炎帝之“炎”、黄帝之“黄”、玄王之“玄”、夏禹之“夏”、“禹”在上古音中，其声母都相同；各部落统属于这一同声母组部落。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当“野蛮”与“文明”之交的各部落，在“原逻辑”即“情感逻辑”的支配下，人们都认为自己的部族是至大之族，自己的酋长是至大之王。当先民步入新石器文化后期，部落战争获得重大胜利的情形下，在原始群体意识的基础上，势必导至对个体的崇拜。在原始性的内聚力的驱动下，集体意识与个体崇拜的自然融合，就成了黄帝与炎帝部落（就是先夏与先商），其后商国与夏国，其后周族（就是夏族）与商族，为了寻求新的理想的生存发展空间而反复逐鹿于中原的心理基础，即原始的深层心理结构。本文还认为，红山文化之所以能走在前头，奏响中华古文明的序曲，盐是应当补充的一个相当特殊的必要条件。辽河流域北部有内蒙古高原主要盐湖之一额吉诺尔盐湖，其成盐作用始于距今15000年，并由此推知：在赤峰地区，乃至整个内蒙古高原，不可能存在距今约15000年的新石器文化，有可能发现比千斤营子类型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在汉字的源头这一问题上，本文认为赤峰石棚山原始陶文，是殷商文字的源头，年代距今4300多年。上古汉字源流序列应表述为陶文——金文——甲骨文。在“野蛮”与“文明”之交，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文明社会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应划入文明史。本文还暂设“红山古国”这一术语，讨论了商文化的渊源问题，先商与先夏的关系问题。
布　谷
K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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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北方古老文明之摇篮－－红山文化探论
穆鸿利
第88～92页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加以论述。第一，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范畴。1935年最先在赤峰市郊红山后发现，当时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1954年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年代约为3500年前。后来，红山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其大体分布在辽河以西，西辽河和西喇木伦河以南，燕山南麓长城以北，张家口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心是老哈河、西喇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第二，红山文化的内涵和特点。红山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精美玉器，又包括人们精神生活的信仰和礼俗、雕塑艺术和审美情趣。它还有如下特点：首先，从红山文化的时间来看，距今5000年的文明，大体相当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尤其是“炎黄之世”。其次，从宗教信仰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从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向诸神崇拜甚至祖先崇拜演进。再次，从红山文化发掘出的古建筑以及玉龙等器物，使我们看到了它对中国文化形式的直接影响，或者至少可以说明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同一性。第三，红山文化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使中华5000年文明得到了具体证实。其次，说明红山文化区是中华北方古老文明的摇篮，纠正了过去学术界流行的“中原古文化中心说”。红山文化的发现和被认识，不仅以毋庸置疑的事实冲垮了陈旧的学说，而且也启迪人们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系列传统观点进行重新思考，进而展开更加深入的、全新的探索。
穆鸿利
K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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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
郭大顺
第20～26页
本文从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的特征来谈对辽河文明起源特征的再认识。牛河梁遗址和其它红山文化墓葬把玉器作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品而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显然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出现于正在跨入文明时代的红山文化，必然有其特定含义。作者从以下几点谈了再认识。第一、在表达人与人关系时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反映人与人关系变革的礼制的出现。玉器是最早的礼器，与陶、石器等与生活、生产有关的器类相比，玉器是一种完全脱离实用功能而表示观念形态的器类。在红山文化墓葬中以纯属精神文化范畴的玉器作为唯一随葬品而“排斥”其他与物质文化有关的器类，说明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关系变革时重精神因素远在物质财富因素之上。第二、通神工具及其独占性。这是红山文化玉器在表达思维观念和精神因素方面最集中的体现。红山文化墓葬的巨大规模与数量很有限的玉器随葬品不相称，却反映出随葬玉器份量之重，含义颇深。这些玉器主要不是财富占有的显示，也不限于表现等级差别，而是自有其特定的实用功能，那就是作为通神的工具。红山文化玉器的神化动物造型和其他神秘造型的器种及同种玉器成对出现，这些都表明玉器所具有的神器性质和功能。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在表现中国古代文明特点时似更具典型性。第三、玉本质特色的最大发挥。红山文化玉器的通神功能还可以从制玉工艺技法及由此而产生的玉器一系列特征中反映出来，这主要就是玉本质特色的最大发挥。将玉的质地、光泽、结构、声响等自然特性赋予了道德价值属性。这显然是从史前已形成的人与自然谐调关系的思想观念向人际关系的延伸，从中可以看出玉器由“以玉示神”到“以玉比德”，由文明起源标志到中华传统美德载体的演化过程。第四、多种经济类型多种文化传统融合的结晶。红山文化所在的地区是多种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诸多文化汇集之地。辽西的红山文化，最先与中原农耕文化接触，大幅度吸收了仰韶文化包括彩陶在内的先进文化因素，从而出现了以进步起土工具石犁耜为代表的大面积农耕；特别是红山文化后期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燕山南麓桑干河畔碰撞，使红山文化社会产生飞跃，率先跨入古国阶段。由“唯玉为葬”到“唯玉为礼”，由通神工具到通神独占就是这一社会飞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现。这是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结晶，也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文明起源的一个典型特征。
郭大顺
K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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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聚落的层次性——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
郭大顺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61～66页
本文认为聚落层次性研究是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考古学上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一条有效途径”。“古文化古城古国”是中国在聚落层次性研究上的重要理论。本文分析归纳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遗址群的特点。认为由积石冢、祭坛和神庙组成的，以宗教祭祀为主要功能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牛河梁遗址群及积石冢、庙宇在规划布局上表现出“在遵循严格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下并不要求十分规范”的特征。牛河梁的祭坛、积石冢、女神庙与该文化同类遗存间的悬殊差别，体现了聚落间的悬殊差别，显示了最高层次中心聚落强大的控制力和凝聚力，突出了一人独尊的观念。良渚文化聚落规划的高度规范化，玉器群从种类、造型、花纹到基本组合的固定化，聚落群间和墓葬间存在的级差，说明“规范化制度在良渚文化聚落群中已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良渚文化诸聚落群间、同一墓地的各墓葬间的差别不及红山文化突出，反映了良渚遗址群与良渚文化其他遗址群间的关系是大中心下多中心的关系。本文认为红山文化属于古国阶段，良渚文化属于方国阶段。并建议环太湖地区的古国阶段应到先良渚文化中去找，崧泽文化的新发现为此提供了线索。总之，“红山文化所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与良渚文化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虽各有自身发展序列，但它们分别所处的从古国到方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典型性，却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基本形态”。
郭大顺
K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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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
张之恒
湖北教育出版社Y：1995年7月
第61～67页
本文运用长江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发达的史前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所孕育的文明因素两方面，阐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活动，并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文化相比，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大体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一样，已孕育了许多文明因素。作者提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
张之恒
K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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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及作用
张之恒
本文指出长江流域从距今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就有人类活动。长江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集中在武陵山至武当山一线的东部山区。据研究，武陵山至武当山一线的东部山岖，是中国古人类及古文化由中国西南地区向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迁徙及传播的通道。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越来越显著。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流域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大体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所不同的是，长江流域是以稻作农业经济文化为主，黄河流域则以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为主。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与长江流域的的新石器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向四周传播最广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该文化类型分布的中心地区在豫区、晋南和关中地区，但其文化因素的传播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而其文化因素向南的扩展则到江汉流域。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向外扩张范围最大的是晚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晚期大溪文化向北的扩展抵达黄河中游地区，向东到达皖西的江淮地区。屈家岭文化向北的扩展到达黄河中游的豫中地区，西北抵达陕东南地区。良渚文化向四周传播的范围相当广，向北传播到黄河下游的鲁南地区，向南传播到广东的北部，向西南扩展到赣西北。长江流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时进入到文明时代的前夜，文明诸要素如私有制、阶段压迫和剥削、手工业专业化和商器交换、金属器物及萌芽性的城市等，均已不同程度地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文明要素出现较多的地区亦即文明萌芽的中心地区有两个，一个是两湖平原（洞庭湖平源和江汉平原）及其周围地区，一个是太湖流域。两湖平原地区文明因素出现较多的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是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另一个中心地区。该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存中包涵的文明因素主要为发达的玉器工业、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的出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生等。传统的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但近30多年来，随着长江流域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中的地位及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提出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的观点。
张之恒
K8470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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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古文明起源长江流域考古概述
李家添
第107～115页
本文作者依据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国远古文明起源地之一。过去，人们一提起中华远古文明，总认为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是唯一的发祥地，中华远古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四周传播。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的发达与较高的文化，是由于黄河流域先进文化的影响与推动的结果，而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作者认为与下列原因有关。最主要之原因是，黄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加以五十至六十年代前期，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一些地方，而且研究工作较深入，解决问题较多。长江流域与其它地区的调查发掘为数不多。本文还具体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旧石器及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作了概括性的介绍。相反地，长江流域考古工作开展较晚，考古发掘也较少，有些地方甚至是空白。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黄河中心论的看法。其次，与过去那种总认为长江流域的远古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黄河流域的旧传统观念有关。再次，我们中华民族是华夏族，是炎黄子孙。在炎、黄部落到东周长达四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通婚、友好往来、迁徙与战争等各种原因，令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最后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更加强大的华夏系统。由于前述诸原因，以致人们认为黄河流域历史较悠久，经济较发达，文化较先进，当时的长江流域未开发、经济不发达、文化较落后，因而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唯一发祥地。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长江流域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另一个发祥地。首先，长江流域是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地。其次，长江流域是木结构建筑的起源地。再次，长江流域是饲养家畜的起源地之一。此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精巧的象牙雕刻艺术品。最后，长江流域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证明该地区也是远古人类的居住地。作者最后认为，以上大量事实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另一个发祥地，应当改变过去那种总认为长江流域的远古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黄河流域的传统观念，给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创造古文明予应有的地位。
李家添
K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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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原始文化与亚洲文明
黄盛璋
岳麓书社Y：1996年12月
第345～346页
一、文明（包括其要素：文字、城市、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等）要按事物发展规律分为起源、形成、发展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中心的，农业是文明产生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农业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中心，而长江流域的水稻更具有亚洲和世界影响。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城市则作为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因而一般都把二者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我们提出“城市、国家同源论”。三、冶金术的利用标志文明的起源。中国、西亚、北非、希腊、罗马、古印度文明时代都是青铜时代。长江中下游的古铜矿开采冶炼代表中国之东方文明特有的科技文化。四、宗庙祭祀和玉器为中国东方文明所特有，必须列为主要标志有别于西方文明。五、摩尔根、恩格斯、柴尔德和夏鼐都提出文字是文明形成的标准。作者提出，文字必须分为起源、形成、发展三个阶段。凡符号、数字、图形都属于起源阶段；形成才算文字，用于记事、有完整的语法结构，基本具备几种造字功能。
黄盛璋
K8472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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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
李伯谦
第12～18页
本文利用考古材料对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进行较详尽的叙述。随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事实证明，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有自己悠久的古代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大体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本文作者结合考古发现认为，大约距今6000至5000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通过对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相比，他认为虽然石家河、良渚文化已经具备有许多文明的因素、文明社会的特征，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了文明。本文提出长江流域从文明因素的蕴育，文明因素的起源、发展，直至石家河、良渚文化时期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发生的过程。从考古发现来看，有充分证据证明长江流域正式进入文明阶段是在商代早期，而这一重大变化又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参与密不可分。因为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被不断向南扩张的夏文化所取代，使其失去独立进入文明的机会。因此，长江中游一带文明出现不是当地石家河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商文明向这里传播的结果。长江下游的吴城文化却独立进入了文明阶段。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可以证明这里也有一个与中原的商王国并行发展的古国，与商文明争辉的文明。最后作者认为，通观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蕴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与，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是商文化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被纳入了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这里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李伯谦
K8473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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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严文明
科学出版社Y：2000年
第90～98页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由于近年来长江流域考古的重大发现，人们开始意识到长江流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提出了关于长江文明的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和稻作农业的历史地位。过去一直以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否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呢？为什么稻作农业没有产生一种文明？现在考古发现已经证明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长江流域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稻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由此可见，稻作农业不但可以是文明产生的基础，而且对文明的产生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第三部分提出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三个中心。一个中心是长江下游，从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上可以看出，同以前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比较已经有本质的变化，即由简单社会变成比较复杂的社会，有史前社会进入了初期的文明社会；再一个中心是长江中游，从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长江中游通过自己的道路也迈进了早期文明的门槛；另一个中心是长江上游，主要指四川，从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来看，龙山时代的成都平原也以迈进了文明的门槛，换句话说，长江上游也是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第四部分论述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长江流域的各个文明中心视为一个整体而称称之为长江文明。不能把长江和黄河在文化上分割开来。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重瓣花朵式结构：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圈的花瓣。最后，作者指出瓷器、丝绸、尚玉、漆器等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因素都是长江流域先民的杰出贡献。
严文明
K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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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
杨权喜
第90～94页
中国领土面积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差异明显，这就造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便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由于史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便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局限性。古代中国各地不可能同时进入文明社会。从中国存在着多支较为发达的史前文化的状况思考，中国文明之源不可能只有中原，也不可能遍及全国，而应当有主要的几支。长江中下游的中国中东部地区就是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江汉地区又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区。作者通过分析江汉地区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体系中出现的巨大城址、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大型祭祀礼仪活动场所和神秘的礼仪神品等文化内涵，并结合文献中的记载，认为经过从猿到人的漫长岁月，又经过鸡公山到城背溪发明稻作农业的创业历程，再经过大溪文化时期文明因素的萌发阶段，江汉地区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时期就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杨权喜
K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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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因素的发展
张绪球
湖北教育出版社Y：1995年7月
第34～39页
本文认为在中原龙山时代渐露文明曙光的同时，长江中游文明的因素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作者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文明因素的分析，阐明长江中游文明形成的过程。指出：长江中游文明虽然还不能轻易指证其形成的时间，但可以肯定文明的起步大约是从大溪文化晚期开始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构成文明起源的各种主要因素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制陶、冶铜、治玉等独立手工业的出现，标志原始聚落的社会经济已得到充分发展。社会权力和财富逐渐向氏族和部落中的少数上层人物聚积。逐步形成联合宠大的军事集团，战争频繁，筑城防敌。宗教巫术作为统一部落的精神武器而兴盛发展，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贫富分化十分明显。至迟至石家河文化晚期，阶级已经出现。
张绪球
K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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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古城社会性质浅析
杨权喜
第87～91页
本文主要分析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资料。认为江汉史前文化从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其文化性质属连续的相承关系，石家河古城是在聚落群发展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是江汉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早在大溪文化时期，由于一些遗址中有相当规模石器制作工场的发现及大量随葬器和玉器以一部分用于礼器的陶质器座、支座等的发现，大约距今6000多年前，在江汉史前社会中，文明因素已经萌芽。到石家河古城所属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传说时代的九黎战败后，三苗接着复起。进入石家河文化阶段，九黎、三苗不仅是江汉民族或苗蛮族团的称谓，而且是政治、军事集团的称谓，与古城遗址相应证。屈家岭——石家河阶段，江汉地区已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并且石河家古城应为九黎、三苗首领所居地，为三苗国都。最后作者强调指出，石家河古城文明，还关键在于相应的庙、坛、殿、堂、大冢之类的重要建筑和重器的发现和认识，这是今后需要重点突破的重大问题，还需要提供出一些重要考古现象。
杨权喜
K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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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文明化过程
赵　辉
第36～38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就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发展阶段及其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概括的论述。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从距今9000年的城头山遗址经过城背溪文化到大约距今5000年的大溪文化，当地史前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进步的最直观表现是考古学资料中陶器种类复杂、特殊的陶土原料、器物造型以及特有的纹饰等皆反映出的人们生产技能的提高，也暗示当时行业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工现象。至于稻作农业，大溪文化时期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和群体规模扩大了。反映在考古资料上是这个时期遗址的面积、数量、分布密度以及整个文化的分布范围都较前个阶段有明显的增加。大约距今5000年以来，在大溪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屈家岭文化以及后续的石家河文化，将长江中游带入了史前最辉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当地文化开始对周围的文化产生影响乃至扩张，且对地域影响范围较前更加广泛，更加深远。在考古资料中从两个直观的角度反映出当时文化能量的空前提高。其一是遗址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了大溪文化时期。其二是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增强。近年，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的突破性进展，是发现了若干始建于屈家岭文化中的城址（例如石家河城址、城头山城址等）。从这些迄今为止知道年代最早的城址考古资料中，足以促使考古学家可以们就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情况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有了复杂管理机制；有了军事防御系统；为争夺土地而战争；出现私有制、贫富分化；出现专业化生产。最后，作者认为，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以来的这批资料中，可以找到解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的希望。
赵　辉
K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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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文明起源探索――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中心
任式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4月Z：本文以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中心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起源。首先，作者简单介绍了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认为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增长，在原始氏族公社内部，私有制成份逐渐发展，由贫富分化走向两极分化以至形成阶级对立，文明因素日益增强，最终国家诞生之时，也即文明社会开始之日。接着，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中心，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农业、手工业、房屋建筑业的发展以及墓葬结构和随葬品多寡等分析，反映当时氏族制度正处于趋于瓦解过程中，文明因素逐渐积累，逐渐迈入文明社会。第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古城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程的重大发展和变化。特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小、中、大遗址和城址，等级和规模差别当趋明朗，可能在聚、邑之上，另在政治经济发达的重要地区，还可能已出现了类似方国中心的都。第三，通过对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不同系统的史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南北文化互相渗透及渗透力的变化，考察南北史前物质文化在公元前2000多年一段时期的这种动态变化，其蕴藏的历史背景，应是尧、舜、禹时期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间斗争的反映。第四，总结全文。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从公元前3000多年起，私有制成份日趋增长，持续强烈地冲击着原始氏族制的社会结构。在经历了屈家岭文化（3000－2600B.C.）和石家河文化（2600－2000B.C.）经济的显著发展，社会的重大演变，以及战争的激烈震荡之后，最终原始社会土崩瓦解，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夏代的上限与石家河文化晚期开始的年代基本吻合。中国文明起源以多元一统的方式形成和发展壮大，长江中游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第252～284页
任式楠
K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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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
刘彬徽
第75～77页
作者对某些论著中对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文化的忽视或贬低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石家河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它们是并驾齐驱的，并且有自身的特点。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城头山古城，而城邑的出现是文明的最重要的成果与标志，这足以说明石家河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在长江中游地区这样的古城已发现了五座。这些城的繁荣期在石家河时期，与中原龙山文化古城年代接近，社会发展水平也大体相同。作者认为这些古城所处的时代已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城址应是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以建万国”的众多古国之一。石家河古城内的发掘资料显示，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有宗教活动中心，发现冶铜遗迹等。这表明在石家河文化的兴盛期，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已超越了“军事民主制”阶段，进入了文明的初级阶段。
刘彬徽
K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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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崩溃与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对比分析
何　驽
第34～40页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角度出发，利用考古资料剖析和对比江汉地区石家河酋邦因违背可持续发展法则而衰落，中原文明核心因遵循这一法则而崛起，并指出可持续发展法则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在距今4600年的石家河文化阶段，石家河酋邦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的矛盾危机已经初露端倪。首先，石家河人在意识形态中不自觉的增长着“人类沙文主义”思想，同时与“阴阳五则”思想交互作用，奠定了石家河酋邦违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其次，石家河时期人口规模激增，直接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不得不重新从事渔猎经济。同时决策者只采用扩大农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对策引发了连锁危机：开荒毁林，破坏当地微环境的良性功能，直接导致物种多样性的减少，从根本上破坏了生态平衡。石家河酋邦的首领无视生态危机，疯狂挥霍人力物力营造宏大奢华的宗教气氛，对生态危机雪上加霜。另外，石家河酋邦对外交流有限，是酋邦的生态系统缺乏任何补救机制。最后在水灾、瘟疫、夏禹征伐等打击下，石家河酋邦迅速崩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尧舜禹酋邦则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当时人们的头脑中还有图腾崇拜观念，为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河南龙山文化频繁的大规模的战争在客观上限制了人口的总量；河南龙山文化中，石铲等农具反映的耜耕技术的应用是集约化农业的主要特征；合理的人口规模及适宜的耜耕方式，使尧舜禹酋邦对森林的开发有限，还武装夺取了周边一些地区，扩大了中原物种的多样性，为酋邦构筑了一个稳定的生态体系；尧舜禹酋邦也没有穷奢极欲的巨大浪费，同时还注重物资流和信息流的流通输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物质和信息，以补充和壮大中原生态资源的多样性。通过比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看，正是由于石家河酋邦和尧舜禹酋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二者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命运。
何　驽
K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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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外力作用问题
王红星
文物出版社Y：1997年12月
第151～160页
石家河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龙山时代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对这一文化的研究，是探索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了解该地区传统文化格局在此时逐渐被破坏的原因，以及追溯本地区诸历史文化渊源的重要课题。本文从陶器分析入手，就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周邻文化的外力作用问题做一些探讨。根据现有材料，石家河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依期别的不同，可以粗略地划分出九个地方类型。它们分别是早期的谭家岭类型、栗山岗类型，中期的季家湖类型、七里河类型、西花园类型、尧家林类型，晚期的西部类型、中部类型、东部类型。石家河文化早期可划分出三组不同文化因素的陶器。三组不同的文化因素在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如下事实：第一、石家河文化早期第一组文化因素始终占主要地位，第二组文化因素次之，第三组文化因素再次；第二、时间越早，第一组文化因素所占的比例越大；第三、地域上越往东，第三组文化因素所占的比例越小。第一组文化因素可称其为本地文化因素；第二组文化因素可称其为东来文化因素；第三组文化因素可称其为中原文化因素。通观石家河文化各期文化因素构成成分，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外力作用途径及不同作用力的大小。石家河文化早期，本地文化传统因素始终占主导地位，尤其是谭家岭类型的分布区，原是屈家岭文化的腹心地，故保留有较多的屈家岭文化遗留因素。这些传统文化因素所占的比例远超过外力文化因素，说明石家河文化的主体不是外来的，而是在本地先行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长江下游文化因素在此时向长江中游注入，长江中游文化的高度统一性格局逐渐被破坏，文化的分化趋势逐渐明显。石家河文化中期与周邻文化的交往多是相互交往，尽管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内部和外部的冲突，但此时没有一种以压倒优势的文化侵入，这就为石家河文化的人口增加、发展生产创造了比较好的外部条件。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外部作用主要来自北方，河南龙山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多途径南侵，迫使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大幅度向南收缩，并促使石家河文化内部的分化加剧，彻底打破了屈家岭文化时期所形成的长江中游较统一的文化格局。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认识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屈家岭文化及以前是统一性逐渐加强的过程；自石家河文化出现始，文化的分化逐渐加剧，至石家河文化的结束则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而导致长江中游文化出现分化的直接动因，是来自长江下游文化的外部作用力；导致其解体的直接动因则在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冲击。
王红星
K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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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
王红星
第53～61页
本文论述了环境变迁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以及文化中心转移所起的重要作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于既利于取用水，又便于农业生产的近水岗地或河旁阶地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及文化中心的转移，先是由南往西，再往北，最后使长江中游地区形成统一的文化区并确立了汉水中下游为文化中心区的地位。这一过程，固然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但也不能否认环境变化所起的诱因、催化剂等重要作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聚落，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一般是在某一小地貌区长期定居，并在小范围内进行交往，平稳发展。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四次洪水期及与此相对应的枯水期，迫使人类进行长距离迁徙，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冲突和融合，剌激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加快了文化发展的步伐。
王红星
K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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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属城市文明吗
冈村秀典
文物出版社Y：2000年
第181～187页
本文是作者对中村慎一主张石家河遗址属于城市文明的观点的反驳。作者从石家河聚落的规模与人口、手工业分工、聚落分化三方面对石家河聚落的社会发展状况作了分析，提出与中村慎一不同的认识。
冈村秀典
K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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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变迁与古史传说
高崇文
文物出版社Y：2000年Z：本文所述的文化变迁，是指长江中游整个土著原始文化体系的大动荡、大变迁。作者认为这一大变迁的时间是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的。所以，文章也分龙山时代晚期的文化变迁和商时期的文化变迁两部分。作者指出，屈家岭至龙山时期的两湖平原有三大土著文化体系，即江汉平原东部以石家河遗存为代表的文化体系，江汉平原西部以季家湖遗存为代表的文化体系，和澧阳平原以太山庙、划城岗晚期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这三大文化体系正好与古史传说的三苗相吻合。而商时期，也存在着以鬲为代表的文化和以釜、釜形鼎为代表的文化这样两大文化因素，决定了此时两湖平原总体文化的流向。以鬲为代表的文化主要是受商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商文化因素；以釜、釜形鼎为代表的文化则为土著的三苗文化。
197页
第189～
高崇文
K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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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例证——介绍武进寺墩墓地遗址的考古发现
汪遵国,李文明,钱　锋
第127～128页
本文主要分析了武进寺墩遗址墓葬资料。作者认为东侧墓地死者生前当是具有祭祀天地特权的氏族显贵，其葬制属于最早的玉敛葬，从墓中的随葬品看，当时已存在人剥削人的关系，产生了私有制，原始氏族公社已日渐解体。中间一座墓葬中有兽面纹玉琮，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琢玉工艺技术。西侧墓葬的一件玉璧上有意铺上一层石英粒，可能同琢磨制作玉器有关。作者指出，在四千五百年前良渚文化早期，虽然出现了随葬璧琮的墓葬，但仍同其他随葬品很少的墓葬埋在同一墓区。到了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埋葬就分散了，反映已出现了更小的家族。寺墩墓地就是一个证明。该墓地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史有重要意义。文章最后指出，过去所认为的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唯一发源地的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长江下游地区对以商周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作出过贡献，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汪遵国
李文明,钱　锋
K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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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中原中心论”否定江南古文明
向一尊
第112～116页
本文针对古代中国文明的中原起源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我国的自然条件，无论南北，自上古以来都是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量的文化遗址、遗存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始，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江南，到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一个古老的文化体系。江南文化是人类黎明时期几个考古文化之一，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有些人出于对“火耕水耨”的误解形成江南落后的看法，其实它反映了江南人民因地制宜栽培水稻的科学方法。楚国历史反映江南的开发情况，从高度冶炼技术和水利建设上能见其先进生产力，从都市的兴起、纺织业和漆器工艺、人才众多可见其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作者最后总结说，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之一。我们不应囿于“中原中心论”，而忽视南方发达的古文明。
向一尊
K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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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考古问题——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本文论述了从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角度开展“太湖流域考古”问题，以及从考古工作角度开展“太湖流域考古”的工作内容问题，如马家浜诸文化、良渚文化、“后良渚文化”即古吴越文化的研究问题。作者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大量精致的陶器和玉器，这些器物都不是寻常生活用品。但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如同丘陵的大封土堆。联系到远比它更早的近年在辽宁建平发现的属红山文化后期营建在山顶上成排的所谓“积石冢”。自秦汉以来用“山陵”一词称呼帝王冢墓，渊源甚古。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其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了。
1987年第1期
第11~14页
苏秉琦
K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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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太湖地区对开创中华文明的贡献
董楚平
第116～121页
本文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的新发现，从而对太湖流域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的文化关系进行了研究工作，从而肯定了太湖先民在创造中华文明过程中的贡献。作者首先例举了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引述学者观点认为良渚文化大墓的高土墩建筑与琮钺等玉质礼器，既是良渚文化的独特性，又显现其文明的曙光。作者进而认为陶寺的玉石琮钺，以及破土器、石犁、漆器应是从太湖流域传入。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中也有良渚文化的影响。如石犁和有段石锛。中原的凿井技术可能也是从太湖地区传入。良渚文化还经由豫西、晋南，沿今天的陇海线传到陕西、甘肃，证据就是齐家文化中发现的璧、钺。作者认为考古发现是和古史记载相符合的。如驩兜或被尧征“伐”，或称为“尧臣”，可能是陶寺出现良渚文化因素的原因。而齐家文化中出土的玉器则反映了“窜三苗于三危”等记载。粤北曲江石峡遗址第三期大型墓发现的和良渚文化相似的玉器，可能和驩兜南放的传说背景有关系。良渚文化在黄河流域的影响历久不衰，到夏商周时期还可以认出它留下的痕迹。太湖流域是全国用釜时间最长，用鼎较早、较普遍，而从不用鬲的地区。二里头类型使用鼎、罐、瓦形足三足盘是和太湖地区相呼应的。二里头的玉器品类比较接近良渚文化。饕餮纹也来源于太湖地区。从古史记载看，二里头类型的东南色彩，是与夏王朝的蛮苗血缘互为表里的。如“融降于崇山”等。太湖古代文化对商周文明的影响表现在玉器（包括玉礼器种类以及用玉制度、玉含、玉敛葬等）、钺、饕餮纹和养蚕织丝方面。作者指出：“良渚文化应在夏代以前已传到中原，到夏商周三代已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致人们忘却了它们的来源，”“这样，苗蛮的创造发明往往被归到黄帝等人身上。现在，考古学已逐渐找到了这些创造发明的来源，历史学应该修改被歪曲的历史，填补被遗忘的空白。”
董楚平
K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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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究良渚文化作出新推论――四千年前太湖地区已形成国家
赵兰英
4版
这是一篇新闻报道。作者引述马承源的观点认为：由于在良渚文化中发现了“玉戚”，所以，四千年前，中国太湖地区已形成国家。张明华又据墓葬中发现的琮、璧礼器及大量的玉、石、象牙珍品等考古资料，认为这些墓葬主人是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首领或王。而“玉戚”正是这些首领或王用于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由此可以推论，四千年前太湖地区国家已经形成。
赵兰英
K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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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古文化的启示
郭大顺
19～20页
本文对东南古文化（良渚文化）和辽西古文化（红山文化）作了简要的比较，认为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都是独立于氏族墓群之外的大墓，是社会关系中等级关系、阶级关系形成的典型反映，它们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另外，本文又认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自己的传统特点。各地区都有自己文化起源的具体道路，之间又不断交流影响，相互促进。如环太湖区为：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古吴越文化；辽西区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燕文化。它们自成体系，但也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在文化的相互影响交流基础上出现的龙山时期诸文化在文化上表现出更多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虽是文化交流所形成的，但更是政治力量的结果。这可能就是夏朝产生的背景。
郭大顺
K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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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太湖地区文明的产生
吴汝祚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年7月Z：本文认为太湖地区的文明时代出现于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到犁耕阶段，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制陶、玉器、编织、漆器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可靠保证。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使社会财富迅速的积累，产生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加速了贫富向两极分化，由此出现了分层的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以神权为手段，如生产大量的琮、璧等玉礼器，来实施其强权统治，这就需要设立一定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因而产生了早期国家，进入到了文明时代。
第1～20页
吴汝祚
K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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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对研究环太平洋区域文明的起源与传播的意义
陈　炎
第49～53页
本文通过考察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资料，对其主要的文化成就进行了归纳。认为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乃至环太平洋区域文明起源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推翻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只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向四周扩散的一源中心说。河姆渡文化在年代上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半坡文化，而且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完全不同，充分表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第二，有力驳斥了所谓“中国原始文化外来说”、 “水稻种植传入说”、“中国人不习于航海”以及“大象、犀牛全新世以来早已在中国绝迹”等种种谬论，为人类文明起源史注入了新的内涵，填补了许多空白，修订了不少错误。第三，河姆渡文化中许多因素曾在环太平洋区域内广泛传播。它的发现，改变和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外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中仅凭古代文献记载的老框框。例如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和文化传播，由此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一般文献提早几千年。第四，河姆渡文化在陶器制作、丝绸纺织、水稻种植、家畜饲养、建筑和航海技术，以及原始艺术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进步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等文明成就的重要发源地。它是包括既有物质又有精神为其内涵的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环太平洋区域文明发祥地之一，对研究这一区域文明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陈　炎
K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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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文明迹象
黄宣佩
第144～149页
本文介绍了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发掘的有关资料，对其中反映出的几点文明迹象进行了分析。根据地层堆积情况，福泉山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土台。其上多见大型墓葬，墓内有大量精美的石、玉、陶器甚至以象牙器随葬，有的墓上更有祭祀遗迹，有的使用人牲，都说明这是一处工程浩大，专为良渚显贵修筑的高台墓地。类似的贵族墓地在良渚文化已发现多处，而此时尚有许多良渚小墓埋葬与平地或较低的高地上，墓地未经营建，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也与高台大墓差距明显，说明良渚时期社会上已存在等级。福泉山发现的墓葬可以分为五期，在第一期显贵与平民的葬地已有区分，前者在山顶平台，后者在山的北坡台阶。以后各期，山顶平台埋葬显贵，而平民墓则位于居住遗址的近旁平地上。至于人牲，从第一期已经开始出现。在墓地中发现有大型祭坛和与大规模燎祭相关的各类遗迹，可以看出良渚人对福泉山上的大墓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这类堆土燎祭，不见于平地小墓，是专为显贵举行的礼仪。这些大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大都器形规整，制作精细，并常见精美刻纹和彩绘，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包括石、玉、陶质的各种宗教礼仪用器，甚至还见到满刻精细兽面纹的象牙雕器。这些都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等级的反映。良渚文化的墓地，除了有高台与平地之分，在墓葬的排列和随葬品的类别上，各墓地也存在差异。不同的葬俗，是体现等级的差别，还是部落的不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上述各种迹象，似乎说明在良渚文化中、晚期，这一地区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
黄宣佩
K8494
chi
CN
从良渚文化考古资料看当时的社会性质
刘　军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159～165页
本文通过分析浙江境内良渚文化遗址和墓葬的有关材料，对良渚文化时期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良渚文化的大、小墓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等方面差别明显，反映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确立。大墓中死者生前的地位、身份非同一般，应是当时掌握神权、军权、王权的统治者。土筑高台（坟山）、祭坛等类重要建筑遗迹的营造工程浩大，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表明当时社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已经产生。大墓中随葬的玉器种类丰富，制作精良，其上雕刻精致的神人兽面纹饰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玉器应为当时的贵族阶层所有，它们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机构来进行调节。大墓中普遍发现的玉（石）钺也反映出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身份、地位高低不同的专职军事首领，透露了王权及国家正在逐步形成的信息。良渚文化阶段私有制的确立和阶级的形成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此时已进入成熟的犁耕农业阶段，家畜饲养十分兴旺，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出现分离并得到较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空前的水平。氏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以及部落之间掠夺财富的战争日益频繁，表明阶级对立已十分尖锐。这些现象反映出社会制度将要发生巨大变革，都应视为文明的因素，即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刘　军
K8495
chi
CN
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
车广锦
第50～57页
古城古国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肇始的辉煌标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现了多座龙山文化古城，长江中游地区也已发现了多座屈家岭文化古城，而位于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古城，更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是在古城的周围有河道的存在，这些河道具有城墙的功能。作者通过分析良渚文化赵陵山遗址和寺墩遗址的地形、地貌和遗址内部遗迹的分布后认为，赵陵山、寺墩是良渚文化古城，城外有宽阔的城河，城内有河道，还设有水门。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的社会状况，认为赵陵山和寺墩是良渚文化古国，赵陵山古国处于古国时代的初级阶段，寺墩古国则处于古国时代的高级阶段。作者最后认为，四五千年前，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先民，都已举起了文明的火炬，但都不及良渚文明灿烂辉煌。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才真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浙江余杭莫角山规模宏大的良渚文化建筑基址，是伟大中国古代文明的光辉见证，为古代世界所罕见。良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良渚文化在古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良渚文明具有世界意义。
车广锦
K8496
chi
CN
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林华东
第94～101页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国家出现的主要前提是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标志是阶级对立的激化与强权政治的建立，而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衡量则主要通过阶级压迫的激化、城市及大型聚落的存在、文字及金属工具的出现、礼仪性建筑的建造、宗教的规范化和军队的建立等六大要素来反映的，而前四项又是最重要的。作者分析了良渚文化的稻作犁耕农业、昌盛发达的手工业、木屐的出现和发达的玉器，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作者通过分析良渚文化反山、福泉山、草鞋山和赵陵山等遗址中的大型墓地及墓地中出土的随葬品，认为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压迫，氏族已经解体，强权政治已经建立；通过分析良渚陶器上出现的陶文，认为良渚文化也已具备了这一文明要素；通过分析良渚玉琮上出现的神徽及简化的神人形象，认为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宗教和中央集权制；通过分析大观山果园的巨型土墩、莫角山等的大型柱洞和大规模的夯筑基址，认为良渚文化良渚中期已经出现了国家；通过分析良渚文化出土的三叉形饰和“皇”的关系，认为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礼制。最后作者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源头。
林华东
K8497
chi
CN
良渚莫角山遗址发掘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周如汉
第6～10页
本文从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过程，特别是良渚莫角山遗址发掘，及对良渚 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观点。作者认为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对研究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具有极大意义，使良渚从龙山文化中独立开来，实际是从传统史观的影响中解脱出来。1986年和1987年，良渚附近长命乡反山和安溪乡瑶山墓地的发掘发现，震动国内外学术界，开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时期。1992年9月在良渚镇西北发现的莫角山遗址，成为良渚文化考古发展的顶峰。莫角山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大片夯层与夯窝等建筑墓址的遗迹，其分布格局表明，莫角山遗址处在这一带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地位，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社稷坛。具有“中心神庙”或“中心祭坛”性质。莫角山遗址已证实有了初步的国家和政权组织，出现了相当于“国都”的中心址。因而良渚文化已具有文明的各种特征，并将中华文明历史往上界定一千多年。
周如汉
K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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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
张忠培
第47～58页
本文阐明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的观点。首先，通过对良渚文化两大类型墓葬的分析，认为良渚文化居民在权力、财富的占有以及身份方面，均已存在分化，并且这种分化在葬俗上已有明显反映。进而通过对反山、瑶山“玉敛葬”随葬品以琮钺为重要内容及人殉等现象的分析，认为墓主人生时的身份分为三类：其一既掌宗教祭祀权，又握军权者；其二，仅掌军权者；其三，只握宗教祭祀权者。他（她）们已形成一个阶层，高踞于社会一般民众之上。从而认为：祀与戎复杂到需要专人从事，并发展到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已被从事这职业的人予以控制。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了国家时期。其次通过对雀幕桥及璜塘　良渚文化水井中发现的两批陶器和寺墩及澄湖遗址出土的材料，以及马桥五层、广富林和福泉山材料诸多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遗存的比较分析，得出远在距今5200～5300年，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的观点。再次通过对良渚文化少有的人殉墓现象的分析，反驳了有些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存在奴隶制或者是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观点。最后，通过探讨良渚文化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表述了良渚文化社会特质及其阶段性。
张忠培
K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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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严文明
本文介绍了良渚文化自1936年首次发现至1959年正式命名的过程，叙述了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出土的丰富的内容，并将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中心聚落遗址。第二级聚落遗址可称为次中心聚落遗址。第三级即是普遍通村落遗址。存在三个级别聚落遗址的事实，说明良渚文化的社会已非原始共产制社会，而是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反山大墓的死者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而为他随葬的玉钺、玉琮等上面刻划的那种神人兽面纹饰，可能即是良渚国家缔造者的神化形象。所以我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00年，是龙山时代诸考古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许多因素，诸如玉器中的琮、壁，武器中的钺，漆器，丝绸，陶器中鼎、豆、壶的组合，以及纹饰中的饕餮、云雷等母题，都为后来的商周文化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严文明
K8500
chi
CN
论太湖流域的古代文明——兼论与中原夏文化的关系
商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5年8月
第411～421页
本文认为在太湖地区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和马桥这一古老文化体系中，从良渚到马桥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作者排比了马桥文化出土的遗物，并参照文献记载，认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马桥文化为代表的越文化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们各有一组独特的器物群和各自一定的分布区域，但《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却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夏文化与越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中原夏文化的影响下，以马桥文化为代表的越文化已进入早期青铜器时代。并从良渚文化考古遗物来看，良渚文化的物质文化已趋于一致，尤其是典型器物的普遍发现，表明物质文化的核心已经形成。在玉器上的纹饰包括兽面纹已有定形，并且在各地发现的一致性，又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有统一的观念。良渚文化时期人口增多，因此遗址密集，作群状性的分布，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还有自然环境的制约。
商志?
K8501
chi
CN
简论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
张忠培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3月Z：本文中提出“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的门槛”，“良渚文化居民的社会，已从史前的社会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时期”。这一结论的证据有两点，一，良渚文化的墓葬可以划分为以马桥为代表的没有或罕有随葬品的小墓和以张陵山M4、草鞋山M198、寺墩M3、福泉山M6为代表的“玉殓葬”两类，这两类墓葬的区别标志了良渚文化居民在权力、财富的占有以及身份方面的显著差异，而后者墓主人的身份显然属“非寻常之辈”。二，“玉殓葬”墓中的墓主人又可按同时随葬琮与钺、只随葬钺或只随葬琮而区分为既掌宗教祭祀权又掌军权、只掌军权或只掌宗教祭祀权这样三种不同的身份。同时，这样的墓葬中有的还出现了殉人。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正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语相合，也表明了在良渚文化时期，祀与戎已经复杂到需要专人从事这一职业，发展到成为凌驾社会之上的权力并且已被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所控制。作者通过年代学的研究，认为良渚文化进入到文明时代的时间在距今五千二三百年。在讨论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问题时，作者不同意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意见，将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概括为三个特征，一，享受“玉殓葬”的人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基本群众则是自有经济、生活于一定生活组织的人们。前者是社会的主宰并从后者聚敛财富，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隶。二，军权与神权并重。三，政治上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形成了方国林立的政治格局。
第31～45页
张忠培
K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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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
吴汝祚
浙江人民出版社Y：1996年3月
第46～68页
本文总结了良渚文化六个方面的特质。第一，良渚文化的犁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第二，良渚文化的礼制性建筑规模宏大，估计至少要用300万个人工，调动这样大量的人力绝非氏族社会所能办到的，需要高于它的社会组织层次，即早期国家的产生。第三，代表神权、军权、王权的琮、钺等大型玉礼器是中小型墓葬的主人不可能享有的，反映了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礼仪制度。第四，良渚文化大型墓葬根据随葬品中用玉数量、玉器加工的精、粗以及玉料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表明良渚文化的社会是一个有等级差别的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不同层次的等级，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形式。第五，良渚文化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交往极为密切，在经济上、文化上交流或贸易范围之大，很可能导致城市的产生。第六，作者认为文字虽然不是文明起源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大体上可以分为象形和指事两大类，其性质可能相当于纳西族的东巴文，很可能就是最初的文字。作者综合以上社会现象推测，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在距今5000年左右。
吴汝祚
K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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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林华东
浙江人民出版社Y：1996年3月
第69～88页
作者认为国家出现的主要前提是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主要标志则为阶级对立的激化与强权政治的建立，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衡量的标准可以在阶级压迫的激化、城市及大型聚落的存在、文字与金属工具的出现、礼仪性建筑的建造、宗教的规范化和军队的建立等六个要素中反映出来。在总结、分析了良渚文化主要发现后，作者认为这一文化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犁耕农业和手工业。当时社会已出现了贫富分化和森严的等级制度，部族贵族享有的大型专用墓地和贫民小墓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在赵陵山良渚大墓周围发现了杀殉坑和人殉现象，应该是阶级压迫激化、氏族解体、强权政治建立的写照。而良渚陶器、玉器上的陶文或刻划符号显然就是文字，通过良渚人高超的治玉与雕刻水平看，应不排除金属工具的存在。从良渚文化玉器中存在大量礼仪和祭祀用器可知当时宗教活动的盛行。尤为重要的是在余杭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北湖等地面积达33.8平方公里范围内，良渚文化遗址连片分布，这正是大型聚落的反映，其中心大观山果园遗址中大小莫角山的大型夯筑基址无疑与礼制性宫殿建筑有关。综合以上现象作者认为良渚中晚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大观山果园遗址是良渚方国“王城”所在。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源头。
林华东
K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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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杨　群
浙江人民出版社Y：1996年3月
第98～103页
作者认为文明是指都市化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并日益集中化和复杂化。最早的城市或城堡历来被视为文明的重要因素其原因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是这种城市或城堡反映了一种与原始氏族社会完全不同的这种经济文化的社会结构。正因为如此，应该把太湖良渚文化中心区连片成串的遗址群理解为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是萌芽状态的城镇，良渚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结构意味着原始社会已快走到了尽头，文明的曙光已经展现。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已发现了大量刻划符号，应该属于各人记事语言，是否有更成熟的文字还需要进一步的发现来证实。另外作者论及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礼”和“礼制”。良渚文化的礼和礼制是通过它的用玉制度、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以及漆器等诸多方面反映出来的。
杨　群
K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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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
安志敏
第14～15页
这是一篇纪念良渚文化遗址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专家笔谈。本文从良渚文化的发现和命名谈起，对良渚文化的分布、年代、文化内涵和社会形态等进行了概要的阐述，认为良渚文化表现出若干文明因素，但是否代表文明起源或是进入文明时代，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象征着氏族的解体和国家、阶级的出现，是一个转折性的质变。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从考古学上衡量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认为良渚文化同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还有较大的差距。况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良渚文化的去向不明，也不能作为文明起源的源头之所在。 而二里头文化不仅具备了文明时代的诸项标志，又继承史前文化的若干因素，同后来的商周文明更是一脉相承的，视作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可以理解的。最后，本文认为，通过此次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泛的讨论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一定会促进良渚文化的研究。
安志敏
K8506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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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与文明界说
李学勤
第16、17页
这是一篇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专家笔谈。文章认为从文明起源问题的角度来研究良渚文化这一关键课题的讨论中，想要有所突破，固然有待于更多的田野发现，但有关理论探讨有着同样重要意义。文明起源问题本身便是富于理论性的。目前对于什么是文明，国内学者看法比较统一，而对于在考古学上如何判断一种文化属于文明时代，意见就很不一致。考古学界各家提出的文明标准，尽管彼此相异，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近些年国际上流行观点的影响。有些学者直接引用了这种观点，有些所受影响是间接的。接着，文章列出了丹尼尔、克拉克洪两位著名学者所持的观点。这些观点由于受其研究地域和语言隔阂等的局限，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上必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文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有其独特的道路，因此，对于考古学上如何判断一个文化是否属于文明时代的问题，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界说。特别是面对良渚文化这样在很多方面前所未知的考古文化，我们是要从实际出发，寻求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学勤
K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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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之管见
毛昭昕
第17～20页
这是一篇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专家笔谈。文章从文明的三大要素入手，认为在文明的标志中文字最为重要。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中发现的一些图形和符号是否是可以记录语言的文字，是值得商榷的。在探索良渚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良渚墓葬是重要的依据之一，这是因为良渚墓葬的考古材料比较丰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特点，即手工业和农业已经分离；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存在着一个权力相当集中的社会特殊阶层；已经出现特殊的武装力量。根据这些现象，文章认为当时的良渚文化正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夕。通过对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心的大观山果园遗址的发掘和分析，认为莫角山遗址可能是长江下游城市文明发源地的推测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最后，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本文作者认为良渚文化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氏族制度快要走到尽头，我们已经从这里看到了文明的曙光。
毛昭昕
K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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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东方文明之光
王遵国
第20～21页
本文是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笔谈。文章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发现、距今年代、分布范围，认为东方文明之光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出现的，良渚文化已经首先进入文明时代。人类早期独立出现的文明，同农业发展紧密相连。良渚文化先进的稻作农业是长江下游数千年经营栽培的成果。农业生产工具已从耒耜阶段发展到犁耕阶段。蔬菜瓜果种植业、植麻种桑、养蚕缫丝、竹编木作都有所发展。独立的手工业已有广泛存在。水稻栽培、丝绸、漆器、制玉是良渚文化的特色，是长江下游先民在物质文化上的重大贡献。良渚文化的宗教信仰是与河姆渡、马家浜诸文化一脉相承的，以天神地祗祖先三位一体作为崇拜对象，集中反映在玉琮、钺王上的神徽。良渚文化的文字是殷墟甲骨文的渊源之一。从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的文化内涵分析，当已出现政教合一的王权和早期国家，这是距今五千年东方大地上最早的王国。良渚文化从生产、信仰、礼制、玉器、丝帛、漆器诸多方面的先进因素被融合、继承、加以发扬光大，成为东方悠久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光彩的组成部分。
王遵国
K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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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良渚文化在东亚文明进程中的贡献
王明达
第26～28页
本文是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的专家笔谈。文章以考古资料为依据，谈谈良渚文化在东亚文明进程中所作的贡献。第一，良渚文化稻作农业和石质农具，为良渚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条件。第二，酒和饮酒器在良渚文化的礼仪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文章认为，夏商文化中青铜酒器的发达，与良渚文化遗风的影响不无关系。第三，制陶工艺相当发达，尤其是“良渚黑陶”最具特点之一，另外，陶器器类繁多，制作规整，快轮制坯的痕迹明显，器壁非常薄。第四，木作技术相当发达。第五，琢玉工艺，代表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从中反映的良渚文化礼仪制度、社会阶级分化。良渚玉器的光华充分反映了文明的曙光已在这里升起。第六，大型工程的营建。良渚文化大型工程遗迹的发现，标明良渚文明的奇迹。最后，文章认为，良渚文化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东亚文明的进程无疑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不少因素融汇进了中华多元一统的大熔炉之中，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共同的灿烂文明，并发扬光大。
王明达
K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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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良渚文化的内部分层与社会结构
林留根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年9月Z：作者将良渚文化的墓地划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墓地仅见大型墓，存在于良渚文化的中、晚期；乙类墓地大型墓与中小型墓共存，处于良渚文化早、中期；丙类墓地仅有中小型墓，时间上则贯穿于良渚文化始终，丙类墓又可以分为五类，分别代表了平民上层、平民中层、平民下层和最下层。通过对以上三类墓地及墓地内部的分层情况的考察分析，作者认为墓地的独立划分反映了良渚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分层的现象在居址建筑中同样存在。从社会地位上看，良渚社会的各个阶层构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平民上、中、下层支持着最上层的贵族统治阶层，统治者的统治象金字塔的溯线一样有效地覆盖着它所统治的各个阶层。统治者的有效统治和管理是通过聚敛财富，并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管理权来实现的。
第258～270页
林留根
K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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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图像玉璧的探讨
任式楠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年9月Z：作者就属于良渚文化的四件刻有鸟纹和日月纹的玉壁进行分析和探讨。他认为，良渚文化的不同鸟纹玉器具有氏族名号、标记以及职官象征物等用意，与日月纹一起形成神与宗祖神合并崇拜的现象。这四件刻纹玉璧是较高层的统治者所拥用的，是其身份、地位、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表示其握有祭祀鸟祖保护神和祭天的神权。意味着良渚社会存在着相当规范的政治性礼仪活动，部分地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大型祭祀又可能与会盟活动相结合，以便广大地域内实施分层统治。其核心问题是政治统治权的有效建立，宗教活动则从属于政治。进而认为良渚方国文明社会当已诞生。
第324～330页
任式楠
K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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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
严文明
勉诚社；S：科学出版社
1996年第11号,2000年
本文以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介绍了良渚文化快轮制造的黑陶、雕工精细的玉器和发达的稻作农业及手工业。将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分为三级，第一级为中心聚落遗址，排比了良渚遗址（莫角山）及福泉山、寺墩三处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良渚遗址的规格最高。其他遗址在文化特征上与良渚基本相同或相似，认为以莫角山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群的占有者很可能实际控制或统治整个太湖南部群落，对其余两个群落则可能仅有宗教、文化和某些工艺技术方面的影响。第二级聚落遗址为次中心聚落遗址，同中心聚落保持着某种密切关系，也许中心聚落对它们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第三级聚落为普通的村落遗址。作者指出，存在三个级别聚落遗址的事实，说明良渚文化的社会已非前阶级的原始共有制社会，而是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分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反山大墓的死者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而为他随葬的玉钺、玉琮等上面刻划的那种神人兽面纹饰，可能即是良渚国家缔造者的神化形象。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良渚文化的许多因素，诸如玉器中的琮、壁，武器中的钺，漆器，丝绸，陶器中鼎、豆、壶的组合，以及纹饰中心的饕餮、云雷等母题，都为后来的商周文化所继承发扬，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严文明
K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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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良渚遗存及古代文明
张志新
第111～117页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苏州地区位于这一文化分布区的中心地带，良渚文化遗址极为密集，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就有30余处，它们有着丰富的内涵。因此，苏州地区在良渚文化产生、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苏州地区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为全面了解良渚文化的面貌创造了重要条件。本文通过苏州草鞋山、张陵山、澄湖等遗址的发掘资料，展示良渚文化农业，制陶、治玉等原始手工业的先进性，尤其提到了这一地区成批出土具有中国古代文明重要内涵和特色的精美玉器。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贫富分化，阶级对立随之产生，已经隐现出国家的雏形，闪露出文明时代的曙光。最后本文作者还论述了良渚文化对中原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及其对夏、商、周乃至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张志新
K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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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神祗与祭坛
杜金鹏
第52～62页
本文依据文物考古资料，将良渚文化神祗和祭坛这两个相互关联且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讨。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一、从器物雕刻图像看良渚文化神祗。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上的一些与神灵崇拜有关的图像，其中有许多就是良渚文化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图像，反映着良渚文化神祗的内涵。这些图像的形态和使用，一般都已固定化、程式化，有着特定的含义，而绝非普通的装饰花纹。根据初步的搜集和归纳，可把这些图像分为三类。A类，人兽复合神像，已见于琮、钺、冠装饰、三叉饰、半圆饰、璜、镯等良渚文化玉器上。这类神像有简有繁，其显著特征是神人头戴大羽冠，这种大羽冠应即是古代的“皇”，戴着大羽冠的神人应即为当时的皇王。作者还认为良渚文化的神人徽像应是良渚人始祖的神像，而那神兽，大约是与始祖起源有关系的神灵动物〔图腾神〕。B类，为太阳神徽与“阳鸟祭坛图”，见于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上。所谓“阳鸟祭坛图”是一种复杂的图像，一般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上部有三层对称台阶的高坛。第二，坛体边框线内的“阳鸟负日”或“太阳神徽”。第三，坛顶中央树立一柱，柱上部呈杵状，下部由3～5个圆圈组成，柱顶站立一鸟。C类，神鸟图像，在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上都发现过。古人常把鸟作为太阳的象征，故良渚文化的人们对于鸟的崇拜，与对太阳的崇拜，在本质上应是一回事。良渚文化的主要神祗是祖神和太阳神，就它们在良渚文化器物上出现的频率和所占的位置来看，祖神的地位要高于太阳神。二、良渚文化祭坛的筑造与形制。良渚文化祭坛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坛上有阶梯状台面，坛顶平坦，坛面略呈方形。三、良渚文化祭坛的功用。依据有关的材料分析，作者认为祭祀苍天与埋葬权贵，是良渚文化祭坛的基本功用。四、结语。综上所述，良渚文化的神祗主要是祖神（图腾神）和太阳神。良渚文化祭坛起码具有祭天、埋葬权贵的双重用途，这与良渚文化的神祗主要是祖先神与太阳神，正相吻合。
杜金鹏
K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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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良渚文化与聚落考古
魏正瑾,吴玉贤
第33～38页
本文是用聚落考古的观点来分析考察良渚文化遗址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阐述聚落考古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良渚文化在最近十余年的重要发现及其研究的两大方面。第一，是“祭坛”、“陵山”的发现及其研究确认。其主要的考古成果是反山、瑶山、汇观山及福泉山等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的发掘。第二、是经过多年的调查、试掘的积累，人们对于良渚文化的分布、分期以及在区域范围内诸多良渚文化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在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良渚文化遗址是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的。在集群中有中心遗址和各种类型的一般遗址，它们以一定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组成相对独立的整体。它们之中最大的中心当是以大观山为核心的一个集群。根据考古所得，严文明提出“要用聚落考古的观点来全面考察良渚地区以及整个良渚文化遗址”。作者认为，聚落考古的明确目的是通过遗址群的内涵和布局的考察，研究当时人类共同体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类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方式、社会结构方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方式等。为了确定良渚文化的时空框架，作为进行聚落研究的基础，需要从平面布局上将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的居址、城址、墓地以及作坊等生产遗址揭示出来，把遗址中的建筑以及各类生产、生活设施揭示出来，还需要确定良渚文化遗址的不同类型及其集群分区。作者最后认为，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对良渚文化遗址群进行全面的调查勘察和完整系统的发掘工作，并组织进行整体研究，这一文化的面貌及其历史地位将能够得到清晰的展示。
魏正瑾
吴玉贤
K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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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渚文化遗址群看方国的形成
费国平
第128～129页
本文对良渚文化遗址群的调查和发掘情况来探索古代方国的形成问题。在对大观山果园（莫角山）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批的夯土层，在砂面上发现大批夯窝和柱洞及石砌筑墙基础遗迹，显然这是一处人工营建的礼仪性巨型建筑基址。大观山果园的长方形土台与河南淮阳平粮台一样，属于史前土筑城堡。大观山果园（莫角山）礼制性建筑基址必然是一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研究东亚史前文化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良渚文化遗址群，以大观山果园为中心，向四面辐射，大观山果园“城堡”是良渚文化遗址的政治中心。良渚文化时期，严密的社会组织促进了良渚文化。到了良渚文化晚期，由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转向军事联盟。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良渚文化晚期社会分工严密，农业、手工业相当发达，不仅治玉工艺高超，还创造了育蚕、缫丝、纺织、发明了油漆等等，物质基础扎实。出土陶器上屡有陶文出现，不仅有单个文字，还有成组的陶文。大型南方类型的城堡及礼仪性基址、以及一座座庞大土筑工程（土筑高台及堤坝）的出现，说明当时如果没有一个严密的秩序，设计、组织、指挥如此浩大的工程是难以完成的。这个社会组织就是政教合一、治理一方的一个个方国。
费国平
K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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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祭坛墓地概论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4月Z：本文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对良渚文化祭坛墓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通过对良渚文化盛行的反映当时高层文化面貌的祭坛墓地遗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明形成及其特点的认识，并从以下五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一、祭坛墓地的分类。在已发现的8座良渚文化祭坛墓地中，按它们的构筑形式及祭坛与墓地的关系可分为四类：甲类，2座，余杭瑶山与汇观山，其特点为将祭坛墓地修筑在自然山体上，借助山势显示祭坛气态。其中汇观山祭坛墓地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座。乙类，3座，海宁大坟墩、余杭反山、卢村，其特点是土墩上修建方形祭坛墓地，墓葬数量约10余座。丙类，2座，青浦福泉山和昆山赵陵山，其特点是祭坛上有红烧土层，作用可能与燎祭有关。丁类，1座，武进寺墩，其特点是祭坛与墓地相分离。二、祭坛墓地的年代。主要从祭坛墓地出土的器物分析看，甲类祭坛墓地的出现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乙类祭坛墓地的出现年代接近距今5000年，丙丁类祭坛墓地的出现年代约距今4600年。三、祭坛墓地形成的基础及其渊源。从良渚文化祭坛墓地的文化内涵和良渚文化时期的墓地所反映的现象来分析，良渚文化祭坛墓地似乎是在众多极普遍的土墩墓地的簇拥中存在的为数不多的豪华墓地。就考古学文化遗存而言，那些众多的小型土墩墓地大概就是祭坛墓地赖于存在的基础。王坟与假山墩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土墩墓地的存在，尤其是土墩墓地祭祀坑与红烧土面的发现，表明良渚文化祭坛墓地的渊源可追溯到崧泽文化时期。四、祭坛墓地的功用。从名称上可知，祭坛墓地的功用有两种内涵，一是埋葬死者的墓地，二是行祭祀的祭坛。通过对祭坛墓地的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良渚文化祭坛墓地是当时为人营造、服务于人的遗存。五、祭坛墓地存在的历史背景。就现有的发现资料而言，这一时期良渚文化社会经济、文化状态较以前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有如下表现：生产力的综合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贫富分化明显；人口迅速增加；文化繁荣，追求装饰；中心聚落出现。这些大概是良渚文化在文明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现象，也就是祭坛墓地存在的历史背景。最后，作者概括为祭坛墓地是良渚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的产物。
第239～250页
朱乃诚
K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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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落中心到良渚酋邦
戴尔俭
第47～53页
本文结合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及相关的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有关酋邦的资料来探讨良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作者首先提出良渚文化遗址作密集的群状分布，且聚落具有明显的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并围绕着一个最大的中心，形成重瓣花朵形的向心结构。其墓葬也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和等级的关系，同样也形成重瓣花朵形的向心结构。通过考古发掘材料可知，良渚文化的上层人物已拥有祭祀、财富、军事等方面的特权。作者结合现有民族学材料的对比和分析，得出良渚文化已超越了部落联盟阶段而与酋邦制社会比较契合的结论。他还通过列举良渚文化对山东大汶口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同时期文化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来进一步说明良渚文化社会当时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良渚政治实体开始把不同血缘渊源的部落和社区结合在一个最高权力之下。不过，当谈到跨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作者认为良渚文化时期，象冶金术、文字、大型礼仪性建筑、城市等一些文明共同特征或是没有出现或是规模不够，至于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即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综合性指标的“国家”，至少从良渚文化目前的资料及其研究来看，还不能得到任何有力的证明。因此，良渚文化尚处于文明前夜，处于酋邦阶段。
戴尔俭
K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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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土筑高台遗址探析
丁金龙 何凤英
第54～56页
本文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资料对良渚文化土筑高台遗址的功用和内涵进行了探讨。良渚文化土筑高台遗址的形成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堆筑在良渚文化以前人类活动的文化堆积之上；二是堆筑在生土面或自然面上；其共同点都是选择在原来地势较高的地方再筑高台。从土台发现的不同土质和土色的堆积情况分析，说明堆土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本文作者还认为这种土台的堆筑情况同后期墓葬封土的堆筑是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堆筑的土台上也都埋葬贵族墓。这可以从土台堆筑所化费的劳力和出土的随葬品可以得到证实。堆筑高台需要许多人力共同完成，若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的。这也说明墓主人绝不是一般人，而是掌管特权并具有崇高地位的人。另外，土台埋葬的大墓中都发现了玉琮、玉璧、玉钺等。玉琮和玉璧是掌握神权的神巫用来来祭祀天地的礼器，钺是象征军事统帅和生杀予夺大权的权杖。随葬琮璧钺的墓主正是集于神权与军权一身，具有双重身份人物。土筑高台除墓葬功用之外，还具有祭坛的功用。余杭瑶山遗址为最典型的例子。在土坛上从里往外分别用红土、灰色土、黄褐色土筑成祭坛。土坛同时埋有墓葬。祭坛、墓葬、土台三者关系为：墓葬打破祭坛，祭坛打破土台，墓葬同时打破土台。从打破的关系看，在土台堆筑成以后，先建祭坛，再埋有墓葬。这说明在埋葬墓葬之前，在坛上曾有过祭祀活动。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是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这一点，本文通过有关考古发掘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加以详细的论述。最后本文作者认为，“礼”的实质是等级，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东西。因此，高台建筑所反映的不可能是氏族社会不患贫唯患不均的氏族公社制经济，至少是社会贫富差异已经发展到了极至，文明已经在这里蕴育，曙光已经可见。
丁金龙 何凤英
K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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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及其文明诸因素的剖析――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
安志敏
第77～81、83页
本文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对良渚文化及其文明诸因素进行了剖析并发表了作者个人的一些看法。首先，本文简单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定名、分布范围、起止时间、典型遗物及其文化继承关系等问题。作者认为良渚文化已表现出若干文明因素的存在，不过文明诸因素的出现，并不等于文明时代的确立。然后，作者从良渚文化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现象及其良渚文化的去向等方面来衡量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作者认为目前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著作中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在良渚文化中还缺乏存在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良渚文化同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还有较大的差距。最关键的问题是良渚文化的去向不明，也很难视为文明起源的“源头”所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最后为马桥文化所替代，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化面貌，这意味着良渚文化消失之后，马桥文化另有来源。马桥文化的印纹陶及鸭形壶等也见于二里头文化，表明两者之间有所交流；同时后者还与后来的商周文化也颇有渊源。正如所主张的那样，把二里头文化作为文明起源的代表，因为它具备了文明时代的诸项标志，又继承史前文化的若干因素，同后来的商周文明更是一脉相承，因此把二里头文化作为文明起源所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但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还有待更深入的工作。例如聚落布局的全面揭露和研究，生产力发展高度的分析，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文化衰落和消失的原因等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今后从考古学的实证上，将会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安志敏
K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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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与夏王朝的关系
方酋生
第110～112页
本文结合考古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论述了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与夏王朝的关系问题。首先，本文作者从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当时主要的经济农业以及手工业、墓葬、文字等方面对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加以论述。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比较密集，并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中心聚落和规模一般的普通聚落；农业生产工具先进，农作物品种有所增加；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尤其是治玉业；墓葬可分为大型墓和小型墓，随葬品悬殊，已经出现了人工堆筑的土丘作为祭坛和统治阶层的墓地，人工堆筑的土山本身就已经表明，当时有了私有制、有贫富、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良渚文化的马桥、澄湖、太史淀和寺墩等遗址中皆发现有刻划在烧好以后的陶器上的文字。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再结合良渚文化的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统治者居住、施政的大型夯筑建筑基址、大型高台人工堆筑的祭坛及贵族墓地等来加以全面考察，当时已经进入小国酋邦制的早期奴隶制社会。从晚于良渚文化且与其有关系的上海马桥四层、江山肩头弄的物质遗物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物质遗物有着极强的相似性来分析，可以说明良渚文化及后继者江山肩头弄、上海马桥四层文化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生过相当密切的关系，进而说明了中原夏王朝是集四周围先进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我国璀灿夺目的古代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杭州湾地区历史上和今天高度发达的文化是有深厚古代优秀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是源远流长的。
方酋生
K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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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大墓试析
 张　弛
文物出版社Y：1997年
第57～67页
本文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对良渚文化大墓之间的差异作了初步的分析，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题解。良渚文化大墓，又称坟山墓、玉敛葬、贵族墓等，一般均集中埋葬于高大的人工土墩（坟山）之上，并随葬有规格较高，十分丰富的各种玉、石、象牙、漆木、陶器，乃至丝质品等，其中尤以保存较好的大量玉器最为引人注意。由于这批大墓所显示的文化内涵大大地改变了我们过去对良渚文化乃至对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认识，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本文拟就良渚大墓之间的差异做一些初步的分析。第二部分为各墓葬的概况及年代。在这里，作者对张陵山、瑶山、反山、福泉山、张陵山东山、少卿山、草鞋山、寺墩等良渚文化大墓的分布范围、出土遗物及相对年代等具体情况逐一加以详细的分析论述。第三部分为几个问题的讨论。在这一部分，作者对良渚文化的大墓，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一、良渚大墓的分期。通过对以上良渚文化大墓出土遗物和遗迹现象的分析，可以将良渚土墩大墓划分为三个大的变动时期：即张陵山为代表的早期，以瑶山、反山、福泉山、张陵山东山、少卿山为代表的中期和以草鞋山、寺墩为代表的晚期。这个分期与以前诸家对良渚文化的分期亦大约接近。二、良渚大墓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墓制。良渚大墓各墓地所出随葬品的种类、纹样及组合均有较大的一致性，只有等级、数量、好坏之差别，而无性质的差别，不应为某种专业人员的专门墓地。良渚大墓墓地的规模同良渚小墓墓地的规模约略相当，应相当于家族墓地。三、良渚大墓墓地的分化与统一。与良渚众多的小墓相比，良渚大墓墓地显要，随葬丰富，显然应是当时社会中上层人物的墓葬，且各墓地多随葬象征权力的器物，应有领袖的地位。早期良渚大墓目前还仅知张陵山一处。中期不仅多，而且分布遍及各处。各大墓中象征权力与信仰的各种玉器的式样和纹饰均甚统一，以琮、琮形器、璧为代表的“宗教巫术用器”的使用方式也显示出极为一致的宗教观念，尤以瑶山、反山二墓地规格最高。四、关于“龙首形”纹。这种纹饰出于良渚大墓中期，晚期尚未见此纹。这种纹饰见于璜、镯、圆牌和圆牌饰上，而在琮、三叉形器、钺、冠状器上均未见此纹，可见“龙首形”纹与“神徽”系列之神性角色有别。五、有关安溪一带可能存在晚期良渚大墓的线索。1992年在余杭安溪出土了一件良渚晚期刻符玉璧，据有关线索，传世的其他刻符玉琮、璧亦出自安溪，说明良渚遗址群内很可能有晚期大墓的存在。
 张　弛
K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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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良渚文化莫角山城址的认识
魏京武
第21～22页
本文推测良渚文化莫角山遗址，长670，宽450，高5-8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建筑土台，可能是台城。城址内有大型类似宫殿的建筑遗迹，显示莫角山城址是一政治中心。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有可能筑构大型台式建筑的可能。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内，犁耕农业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精美玉器制造业的发达，反映手工业的发展；大型墓葬内精美而丰富的随葬品，反映等级社会的形成。因此，在良渚文化时期，有了筑构大型城址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掌握权力者可以调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建筑政治、宗教中心——城市。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良渚文化时期已进入中国文明历史的阶段。
魏京武
K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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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
张明华
第62～65页
良渚文化在其最辉煌的阶段，突然从太湖流域消失，至今找不到一个可资证明是其后裔的承续文化。究其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本文倾向于“水灾说”，认为良渚层面上的淤土情况、文化内涵及自然科学的介入，证明水灾非海浸，而是江河泛滥，导致良渚文化的消亡。发掘上海江海遗址时发现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二、三层沉淀状的淤质土，客观地反映了当地前后相去不远的三次洪灾，以及从上游不同地域、三个方向携来的泥浆沉淀实物记录。面对这种接二连三、铺天盖地的特大洪水的猛烈冲击、手持石质生产工具，蜷居在不堪一击的茅屋草棚里的江海（当然包括太湖地区同遭大范围水灾的良渚）先民，唯一的生路只有外逃。于是，良渚文化的当然象征物玉琮，在良渚末期，不约而同的出现在广东石峡、陕西延安、江西丰城、山西陶寺，江苏花厅、陆庄等地。浙江遂昌好川清理到墓向一致，随葬品组合变化、器形演变发展轨迹清晰，递嬗承继关系明确，一脉相承的80座墓葬，其相对年代大致在良渚文化晚期至马桥文化阶段，个别墓葬可能晚至商代。从而找到良渚人遭灾，并大部逃离太湖地区的孓遗。
张明华
K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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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良渚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朱乃诚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Z：本文分析了良渚文化的起止年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分段与分期问题，考察了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涵义、祭坛墓地的功用、良渚文化向外扩张的年代与社会发展阶段。作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发展过程应分为7个阶段，第1段至第7段的年代约分别为距今5400~5250~5000~4800~4600~4400~4200~4000年。良渚文化祭坛是作为祭天还是祭地或是祭神之用，现在都无从考究，而是为了埋葬当时的权贵者或权贵者的家属而营建的，祭坛上的祭祀活动可能贯穿于整个埋葬过程，是当时一种特殊的落葬仪式。良渚文化向外扩张的范围，到达了海岱、中原、赣江、岭南等地区。向海岱地区的扩张不会早于距今4800年；向中原地区的扩张大概不会早于距今4600年；向岭南地区的扩张可能取道赣江，其时间在距今4800~4300年之间。关于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作者认为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第1阶段（约距今5400~5250年）的文化遗存较少，推测当时应有一定规模的墓葬（土墩墓）；第2阶段（约距今5250~5000年）的社会已进入一个习武操戈的动荡时期，以玉器、象牙雕刻、彩绘器制作为代表的先进手工业已经产生，不平等的社会各阶层正在分化形成之中；第3阶段（约距今5000~4800年）较前一阶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集政治、军事、财富的社会中心活动区已经形成，礼仪制度也在形成之中，社会的特权阶层已经产生，叱咤风云的中心人物可能在培育之中，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并未达到产生国家机构的程度，仍然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夜，良渚文化内部也未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仍然处于纷争不定的大动荡时期，莫角山中心遗址的控制者身份，可能仍然属部落联盟盟主或酋长之类，并未升华到君主的地位，是控霸一方或一角的权贵；第4阶段（约距今4800~4600年）的社会并没有较前一阶段有更多的发展，一些文化精华可能外流他乡；第5阶段（约距今4600~4400年）出现了陶质礼器，产生了原始“陶文”，表明当时的社会意识观念可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往的葬玉之风在这时才真正形成“玉敛葬”，人殉现象仍然存在，中心遗址群大概再度出现，但缺乏当时已产生国家机构的任何迹象；第6、7阶段的资料较为零碎，其社会发展水平大概不可与第3、4、5各阶段的相匹论。作者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两个发展高峰。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至距今4800年前后，这是良渚文化在第2阶段的基础上直线上升发展的时期，是物质文化发展的高峰，产生了许多文明因素，但由于上层人物热衷于制造神秘气氛及其大量的物质消耗，社会组织机构没有乘机发展，社会最终停留在国家形成的前夜。第二个发展高峰是在距今4600年前后至距今4400年前后，这是良渚文化精神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新出现了一些文明因素，但终因自然地理的闭塞，不能融汇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社会发展缺乏动力，最终没有能力产生国家机构。但是，良渚文化的扩张，将它的一些文化精华、文明因素汇入中原文化大熔炉中，为中国文明率先在中原地区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39~60页
朱乃诚
K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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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兼论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质
朱乃诚
第15~22页
本文分析了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发现的10件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蛇纹与山西襄汾陶寺彩绘龙盘的形态、年代等，认为陶寺彩绘龙应源自良渚文化。作者认为良渚文化陶器上刻划蛇纹的流行年代为距今4600年至距今4300年之间，陶寺彩绘龙盘的年代正落在良渚文化刻划蛇纹流行的年代范围之内；在目前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各种龙形象，如河南濮阳水西坡蚌塑龙、湖北焦墩卵石摆塑龙、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玉雕龙、湖南澧县孙家岗玉雕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位玉雕龙、辽宁阜新查海石块摆塑龙等，只有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蛇纹的形态与陶寺彩绘龙的形态最为接近；良渚文化有漆绘陶器等，表明良渚文化已掌握了制作像陶寺彩绘龙盘这类彩绘陶器的工艺技术；在中原地区已有多个地点发现良渚文化的遗存。这些现象说明陶寺彩绘龙应源自良渚文化。并推测良渚文化向中原腹地扩张的途径，大概是取道安徽的江淮地区，然后沿河流走向进入河南境内，最后抵达晋南与陕北。作者还分析了《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说时代”的东南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往材料和相关的考古学材料，推测良渚文化与陶寺遗址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体现着当时的联姻史迹。并进一步认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等的特殊现象应体现着我国距今4300年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朱乃诚
K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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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试说
王奇志
第109～114页
本文对良渚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分析，并就良渚社会的一些现象加以解说。良渚文化经济应是一种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的形式，渔猎、采集在其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稻作农业水平则不可过高估计。良渚文化的原始宗教是非常发达的，这从祭坛的高耸、玉制礼器的普遍、玉器形制纹饰的一致等现象都可看出，原始宗教当是良渚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化原始宗教一方面造成了良渚文化的辉煌一时，但同时，原始宗教的思维定式又使良渚社会每个成员（包括首领、祭司等）的思想和行动严格地束缚于原始宗教的规范之内。在这种顽固的传统观念和固定的仪式下，良渚社会有的是盲目信从，有的是习惯和必然，缺乏的是怀疑和变革。世俗的日常生活不需要一个与宗教权威相般配的社会角色，这限制了良渚人生产技能及政治才能的发挥。同时，复杂的礼仪、为数众多的专职人员（祭司以及间接为神服务的玉器工匠和祭坛建筑工人等）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物质贡献越来越成为一种极重的物质负担和精神负担，良渚人为此耗去了过多的精力。良渚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日趋严重的保守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制度的进步即向国家形态的过渡。若论良渚文化从辉煌走向迅速覆灭的原因，一则是其经济过分依赖于自然条件，当自然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其经济基础便迅速崩溃了；二是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意识形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限制了生产关系的进步，社会内部机制决定了良渚文化的灭亡。这一点尤其重要，是良渚文化衰亡的根本原因。
王奇志
K8528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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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
蒋卫东
本文不同意将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洪水，认为由于太湖流域特殊的碟形洼地的地理环境，历史以来一直遭受水患之苦，但洪水“对于一个开放性的大环境，不致有赶尽杀绝的永久后果。”文中提出，内外交困导致良渚文化消亡。其中外因除洪水等自然环境的灾变外，还有来自南方印纹陶文化集团和北方湖熟文化集团强有力的军事攻势。不过，更有冲击力和毁灭性的原因却来自错综复杂的文化因素内部。良渚文化是一个非常注重宗教的社会。像莫角山这样面积达30万平方米，高数米的大型高土台的营建，瑶山、汇观山在原生山岩或土山上开凿多重阶梯结构祭坛的工程以及数量众多的各种高土台的建筑，这些耗费了全社会大量人力物力的土建工程，很少有实用的世俗功能，而宗教上的目的显而易见。以宗、璧、钺为代表的玉礼器的制作是良渚文化的一大成就，也是其热衷于宗教的具体物质体现。因而有的学者指出良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巫政”社会。良渚文化早期，显贵者通过组织宗教性的大规模土建工程，有效地实现社会的组织化和有序的巫政管理，从而迅速崛起，在同时期诸文化集团中居于领先地位。但对宗教投入过多的热情，势必会导致对世俗生活的关照减少。所以，当良渚文化晚期，面临洪水和南北方的军事入侵，良渚社会原有的结构平衡被打破，原先从事宗教的人员有许多被迫投入到解决温饱的日用生产和抵御外寇的军事活动中去，要营建早中期那种辉煌的大型建筑和祭坛，此时已力不从心了。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良渚文化的衰败与消亡也可以理解为良渚文化宗教的衰败与消亡。良渚晚期，与它并存的诸多龙山文化大多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良渚文化有任何开矿冶铜的迹象。这也是另一方面体现一个过分注重宗教的社会接受新事物的保守性和滞后性。所以，自良渚文化晚期开始，太湖流域在与中原的对话中便失去原先领先的地位，并渐告消亡。
蒋卫东
K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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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良渚文化归宿问题的一些认识
蒋卫东
杭州大学出版社
蒋卫东
K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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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刘　斌
杭州大学出版社Y：1998年
第27～33页
本文对60年来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加以回顾与归纳。1936年施昕更在余杭良渚一带发掘、调查十余处遗址，出土大量的黑陶与石器等遗物，从而成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开端。解放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对吴兴钱山漾等遗址的发掘，极大丰富了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学术界总结出长江以南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如鱼鳍形足鼎、发达的圈足器、表面易脱落的黑皮陶、穿孔石钺（斧）、三角形石刀、石耘田器、有段石锛以及精致的玉器等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1960年夏鼐先生将该地区主要包含黑陶的这种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在发掘良渚文化遗址的同时，在地层序列上也逐渐确立了良渚——崧泽——马家浜的叠压关系。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确立了伴出琮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此后，在吴县张陵山也发掘到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大墓。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竟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来源。而大墓与小墓之间所表现出的悬殊差异，也说明该文化的社会分化与进步已达到相当程度。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通过对墓地的解剖认识到这一凸兀的土山，竟是专门为埋葬而人工堆筑营建而成的“土筑金字塔”。余杭长命乡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认识。使良渚文化成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一支有自身发展序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一文化有着强烈的疑聚力和高度统一的政权。恢复良渚社会的结构和模式，将是今后的任务。对良渚文化的消失，在学术界至今仍未有一致的意见。寻找良渚文化的后续和消亡的真正原因，也是今后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刘　斌
K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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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家庭及相关问题
高蒙河
知识出版社
1998年
80年代末期在江苏省吴江县龙南村发现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遗址，发掘规模较大，资料公布亦较全面，本文就此对其反映出的不同家庭的形态、类别及所处的社会地位进行分析。龙南遗址的住居及其附属设施之间，出现了大小、数量、功能、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种不同所反映出的社会阶层性分离，实质上意味着龙南遗址已出现高层次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分化。此外，家庭内部也出现了直系和旁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家庭形态，第一种为社会地位较高的高层次家庭；第二种为社会地位一般的普通家庭；第三种则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附属家庭。对同一住居的连续不断的维修和改建，以及对这种改扩建住居的依从，表现出上述各类家庭对一定空间的持续占有，而这种持续占有又意味着由各类家庭组成的龙南遗址的人群集团，过着一种相对稳定而不是经常迁徙的生活，这种生活又应当与一定的经济形态相适应。
高蒙河
K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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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良渚遗址群内的良渚文化古城
蒋卫东
第3版
1996、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介于良渚遗址群与遗址北侧大遮山丘陵之间的垄状土垣进行了发掘，，从土垣的规模、堆筑方式及其与良渚遗址群的关系看，它应在良渚文化早中期堆筑完成，并提出土垣是良渚时期防洪堤的观点。笔者经过分析和初步勘察，认为这是一座良渚文化古城，它的北侧、西侧城垣就是遗址群北侧、西侧仍保留较多的土垣，这两条城垣即可起到城墙的防卫功能，又有阻挡山洪正面冲击的功能。土垣外侧与土垣走向一致的长条形壕沟，是取土堆筑土垣时挖的护城河，既可及是泄洪，又可加强城墙的防卫体系。古城的东、南城垣尚不十分清楚。古城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迄今我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古城内由34处良渚文化遗址，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角山遗址，过去认为莫角山是具有某种礼仪功能的建筑群，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统治中心，或认为莫角山是一座台城，甚至进一步提出都城的概念。古城的发现使我们确信这座古城就是良渚方国的都城所在，莫角山可能是良渚方国的高台基宫殿区和祭祀的场所，如此，则我国的宫殿崇尚高巨台, 基之风似有更早的渊源。古, 城中可供耕种的区域不多，古城的日常运作主要依赖于城外的供养，而城东的良渚村落是供养的主要来源。所以这座以莫角山为核心的良渚古城体现了政治和宗教中枢的特征。良渚古城的选址也煞费苦心，它的北西南三面临山，易守难攻，城东村落从事粮食生产和陶器纺织品生产，供养城中消费的同时，还承担堆筑高台和城垣的劳务工作，还是古城防卫的屏障。由此良渚遗址群包含有两种不同形态、不同等级的聚落类型——西部的城和东部的村落，城东的瑶山遗址被认为是王陵，说明良渚时期已经出现在城郊祭祀主要神祗的现象，而主持祭祀的大祭司与王的地位接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体现了良渚社会的巫政特色。这座古城的繁华并未维持很长时间，良渚文化中晚期古城明显衰落，东苕溪的改道也许是个重要原因。
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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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祭坛释义---兼释人工大土台和安溪玉璧刻符
董楚平
第143～148、79页
本文对良渚文化的祭坛和人工大土台进行了研究。资料显示，福泉山、瑶山、汇观山、反山、寺墩、赵陵山等处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有土筑金字塔，也有祭坛。通过分析，福泉山的祭坛形制与瑶山、汇观山的祭坛存在很多共同特征：坛面呈方形；都呈三层；都座北朝南，以南为上。同时在良渚文化玉璧与玉琮上的刻符上，在高方柱体的玉琮的器形上，也找到这种特征：基本呈长方梯形；上大下小；由三级阶梯。因此祭台、层台刻符与高方柱体玉琮有相同的思想内涵。通过对《山海经》记载的考证，良渚文化祭坛是象征神山，象征天地柱。所发现的祭坛都与墓地并存，说明他们为墓葬而建。推测良渚贵族选好墓地后，在墓地中央建造祭坛，通过宗教仪式使祭坛获得神性，而后在其南部建墓，墓建在祭坛上象征建在天地柱上，使自己的灵魂便于升天，规格越高的墓离祭坛中心越近，甚至打破祭坛。同时，中央贵族的墓可以建在祭坛之内，地方贵族的墓只能建在祭坛外围，说明等级森严。由此良渚文化祭坛至少凝固两种思想，一是以三为多，二是以南为上。良渚文化最发达区在余杭，离天目山很近，可能表示把国都建在离天最近的地方。良渚文化的土筑金字塔和莫角山等人工大土台，都象征《山海经》中的昆仑虚。昆仑是天地柱，大土台是天地柱的地基。把国都建在最南边的高山上，把宫殿建在大土台上，都是为了接近天。安溪玉璧的刻符正面是昆仑山，天地柱；反面可能是莫角山大土台的象征，是天地柱的地基，或昆仑虚；刻符上层顶端的横向三层，可能是三座土台的象征。
董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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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小结
石兴邦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1～11页
本文首先肯定了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总结了讨论会的五个专题,即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关于玉器的问题；对良渚文化农业生产的研究；良渚文化衰落原因的探索；良渚文化与周围地区文化的关系。提出良渚文化是氏族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孕育了文明国家的胚胎，提倡考古学、民族学、农艺学和工程学相结合。良渚文化是在本地区先领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受周围文化影响而形成。在周围诸文化发展联系中，良渚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发展程度基本在一个水平上，治玉文化突出，除此外，是互借互用的交流。本文还总结了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和填补文化史上缺乏的环节，即加强聚落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建议揭露一个完整的聚落布局；重视民族学材料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研究，提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图饰是从木制造型的图纹蜕变出来的观点；面向海洋，扩大研究领域，探求远古文化的历史联系，认为良渚文化与海洋文化有关；有组织的对玉文化进行研究，特别强调玉的特殊性。
石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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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及其文明诸因素的剖析
安志敏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12～16页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良渚文化发现的历史、分布地域和文化内涵，既而逐项分析良渚文化的社会属性。认为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和环壕聚落不能作为城址对待，也不能作为“古城”、“古国”或“方国”的证据；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不能作为记事文字；良渚文化至今还未发现明确使用金属工具的考古学证据；良渚文化的礼仪性建筑是否为宗教活动遗迹，尚缺少明确的证据；良渚文化的玉琮及神人兽面纹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可能于原始巫术信仰有关。以玉琮为代表的玉器当属财富与权势的象征，或代表某种特殊葬制，不能过分夸大玉琮的作用。所以良渚文化同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有较大差距。同时还提出良渚文化去向不明，很难视为文明起源的源头。在印纹陶文化的强大冲击下，良渚文化诸因素被代替而趋向消亡，良渚文化被马桥文化完全代替。关于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本文认为原始宗教在良渚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奢侈的埋葬制度及广泛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经济，最后导致无法抵御外来入侵，终于消失灭亡。最后本文认为应把二里头文化作为文明起源的代表。
安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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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角山古国
张学海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17～24页
本文采用典型解剖的方法，用聚落群“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的视角论证莫角山良渚文化聚落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以此证明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良渚文化遗址群早中期的聚落已形成3-4个等级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面积越小，聚落越多；面积越大，聚落越少，最大的仅一处。一级聚落莫角山遗址是良渚聚落群体的中心聚落，也是良渚文化早中期规格最高的聚落，其中有最早的大规模高台建筑群基址，由此莫角山遗址属于都城。二级聚落是邑，三级聚落是村落。这种金字塔式结构集中反映了私有制、阶级和公共权力诸国家社会本质特征的存在，因此莫角山可称古国。莫角山城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居住着古国最高统治者君王，都城外围反山、汇观山、瑶山等带祭台的高台墓地是他们死后的陵墓。都城以下的邑，应是古国的二级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邑下村落是古国的社会基础，可能存在以宗族、家族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这些村落以经营犁耕稻作农业为核心的农业经济。莫角山古国最晚至公元前3000年已诞生，证明在良渚文化至迟自早中期开始已进入文明时代，即古国时代，约相当于中原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同时雀幕桥、福泉山、赵陵山、草鞋山、寺墩等良渚文化聚落群，都是“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良渚文化存在古国群。良渚文化可能存在古国联盟，其中最强盛的一般是盟主国，早中期阶段莫角山古国最强盛，应是盟主国，稍晚寺墩古国兴起。良渚文化中晚期和，向北挺进，中心北移。良渚文化的衰落，主要可能是当时南北势力集团激烈斗争的结果。
张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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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和国家形成-良渚文化的政治考古学
（日）中村慎一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25～29页
本文从城市化和国家形成的角度讨论了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根据E.R.Service（塞维斯）提出的游团、部落、酋邦、早期国家的四阶段进化论，认为良渚文化在早期晚段至中期，很有可能形成以余杭良渚遗址为中心、至太湖北岸的政治领域，可以认定为早期国家，到了晚期，其中心可能离开了余杭良渚遗址群。关于早期国家的形成，可以从聚落的等级化、专门手工业的生产、城市、宗教等方面讨论。战争和宗教在良渚文化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良渚文化使用定型磨制石镞、石钺即石枪等武器，表明当时存在领土扩张战争，可能同是伴随奴隶的掠夺。从良渚文化的祭祀遗址看，当时人们对神的观念已经普及，宗教已系统化。大型的燎祭遗址吸引了众多的殉礼者和大量捐献物，显贵们独占并利用这些物资，逐渐成为统治者。最初的国家是伴随着宗教中心的城市化而产生的。专门手工业的生产被显贵独占并利用它来强调自己与其他集团成员间的差异，同时显贵们掌握在海岸地区用海水制盐的生产和流通。本文还认为，莫角山和姚家墩是宫殿、神殿及官衙所在地的可能性极大，良渚朱斗坪及德清雷甸某遗址是手工业工房的所在地。
（日）中村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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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人族徽、聚落网络和文化关系看文明前夕的良渚酋邦
戴尔俭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43～60页
本文从神人族徽、聚落网络和文化关系等方面讨论了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认为良渚文化的日鸟图形是日鸟合一的太阳神形象，坛上立鸟寓意同在祭日祭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能是崇拜太阳神的东方鸟图腾夷人集群区，而东南沿海则是鸟图腾最早发达的地区，是环太平洋地区鸟崇拜的中心。具有特殊服饰的良诸神人，羽冠象征太阳光芒四射，其原形可能是一个全民崇拜的共同的英雄首领，他身兼巫师或为群巫之长。良渚神人是既有人形又带有神形的人格神，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良诸神人具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特殊权力，代表了超越氏族部落的更高权威，成为更大人们共同体的保护神，同时也成为良渚部落联合体的标志和族徽。这反映出一种酋邦社会的特征，即让人们相信酋邦首领的权力是神灵赐予的。莫角山遗址可能是良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形成向四周辐射的态势。它与其他一些较大的遗址共同形成重瓣花朵形的向心结构。因此良渚文化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集中在部落和部落联合体上，并聚焦于最高首领，构成了超越氏族、部落界限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体现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社会分层与等级制度，社会进入了酋邦阶段。酋邦阶段的良渚文化的政治实体开始把不同血缘渊源的部落和社区结合在一个最高权力下，它对被征服者逐渐融合同化。总之，良渚文化尚未超越文明前夕前国家的水平，尚处于文明前夜，是闪耀文明曙光的良渚酋邦。
戴尔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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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与聚落考古
魏正瑾,吴玉贤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67～72页
本文首先概括了最近十余年的重要发现及其研究，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收获。一方面是“祭坛”与“陵山”的发现确认。反山墓地是良渚文化时期用大量人工堆筑的社会显贵专用墓地，它们是良渚文化时期占有统治地位的阶层用以沟通天地的祭祀遗址。第二个收获是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和发掘，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的分布、分期及在区域范围内诸多文化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对良渚文化的时空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是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的，在集群中有中心遗址和各种类型的一般遗址，它们以一定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组成相对独立、又以某种形式在一定层次上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其中，莫角山应是良渚文化最高统治集团的一个统治中心。接着本文对聚落考古进行了考察，认为聚落考古可归纳为四个层次的内涵构成：首先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确定；第二是考古学文化范畴内反映人类共同体组成形式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思想意识的结构关系；第三是该人类共同体与生存的自然条件有关的适应自然、利用环境的诸因素及文化生态学的研究；第四是该考古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在不同时空框架中的联系与发展等关系。聚落考古的目的是通过遗址群的内涵和布局的考察，研究当时人类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类共同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活动方式、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方式等。聚落考古的中心是强调古代聚落形态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和连续性。以此理论，良渚文化聚落是多个分区域的具有核心聚落的相对独立的群体，以莫角山为核心的一个群体是整个文化聚落的中心聚落。
魏正瑾
吴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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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聚落研究的线索与问题
刘　斌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73～78页
本文首先将良渚文化遗址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以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等为代表。该等级墓地以大型土台祭祀址为选地，墓坑大而深，有一重或两重棺椁葬具，随葬品除基本陶器组合外，以玉礼器为主。反山、瑶山墓地已超出氏族家族墓地的范畴，是一种单纯的方国统领集团的墓地。同时良渚文化不应是单一的中心转移，而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并列发展的不同中心，且应有中心之间的联盟存在。第二等级以浙江海宁荷叶地、佘墩庙、桐乡普安桥、上海金山亭林、江苏昆山赵陵山等为代表。墓葬主要埋在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祭祀土台上，随葬玉器数量远少于第一等级墓葬。这些墓葬主人的身份与第一等级的纯粹祭司统领集团不同，他们在作首领和巫师的同时仍是氏族一员，从事生产劳动。这表明中等集团可能是以氏族或家族方式组成。第三等级以散见于一般遗址或有集中墓地的普通小墓为代表。这些墓多葬于居址附近，墓坑一般浅而小，他们应是良渚社会基础的平民阶层。此外还有一种无任何随葬品、处于从属地位的墓葬，其社会地位更加低下。接着本文总结了良渚文化的资料，提出自己的认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建筑存在的多样性、等级性与遗址的类型相对应。莫角山遗址是一处都城级的城址和宫殿级的建筑，是反山等级墓主人生前的居所；卢村、姚家墩等遗址是以中心台地为高等生活区，在周围台地上分布有祭台和墓地的聚落形式；龙南与庙前遗址反映的是一般村落形态。最后根据环境考古学资料，提出良渚人的居址应在墓地附近的低洼之处，希望考古工作对墓地周围洼地予以足够重视。
刘　斌
K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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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文明-论良渚遗址群
芮国耀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79～85页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对良渚文化的认识过程，而后简单论述了良渚文化的年代问题。认为良渚文化分为六期。以吴家埠遗址M19及庙前遗址M12为代表的遗存为良渚文化一期，年代距今5300-5100年，此阶段未发现随葬器物以玉器为主的墓葬和专门营造的高台墓址。反山、瑶山墓地是良渚文化第三期遗存，年代距今4900-4500年，此阶段是良渚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大型祭坛和墓地表现出良渚文化超常的营建能力和技巧，莫角山遗址的殿堂式建筑基址昭示着良渚人在公元前三千纪之后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庙前遗址M2为良渚文化第六期遗存，年代距今约4000年。以东苕溪为界可把良渚遗址群分为南北两大片。东苕溪南岸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在东西向自瓶窑到良渚的小运河一线，又可分为东西两区。西部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是良渚遗址群的甲区和中心区，其中的莫角山遗址所发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形态，是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反山墓地可能是一处与莫角山遗址相联系的王陵依存；东部多围绕良渚镇的荀山分布，是良渚遗址群的乙区，它属于平民生活区。东苕溪以北的良渚遗址多以墓地为表现形态，暂称为良渚文化丙区，其中的姚家墩遗址或许是良渚遗址群的中心之一。丙区是良渚人埋葬、祭奠先人的重要场所。经分析，本文认为甲区是良渚遗址群内最高层次的聚落形态，莫角山遗址不亚于后代的都城，是良渚文化政治权力中心。良渚遗址群内聚落形态的不同层次，说明社会阶层分化相对激烈，表明一种集权贵族政治的产生。最后由于阶级对抗、聚敛财富而产生的战争导致了良渚文明的衰落。
芮国耀
K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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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良渚文明的兴衰过程
宋　建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86～103页
本文首先对良渚文化重新进行了分期，作者以鼎、豆、双鼻壶和阔把壶为典型器物把良渚文化分为四期六段。继而研究了良渚文化的年代，经过与大汶口文化的比较和碳十四测年，认为良渚文化第一期至第四期可以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对应，但其上限应晚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上段，即开始于距今5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下限应晚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距今约4000年。这样良渚文化共经历了1200年，每段约200年。第一期是良渚文明的开始。此时良渚文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已有少数高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显贵人物，出现了专门为他们建筑的高台墓地。第二期和第三期是良渚文明的繁荣期。此时社会阶层分化更加剧烈，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差别极为悬殊，社会上层内部还有等级与职能的差别，贵族拥有玉钺和玉琮，掌握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解释权。良渚瓶窑地区已具备都城的要素，是良渚文化的最高中心，其中莫角山基址是一处极重要的超级政治礼仪性建筑。最高中心之下，围绕着一批次级中心，而数量更多的普通聚落和墓地又分布在次级中心之间，表明良渚文化不仅社会成员由不同阶层组成，而且社会构成形式也区分为不同层次，城和乡在分化，社会复杂化具有相当的高度与深度。同时良渚文化不仅在直接统治区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复杂程度，而且与统治区域以外的地区进行交往，大致有三条线路，一条向北进入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第二条向南进入岭南地区，第三条向西至长江中游地区。良渚文明的繁荣期也是良渚文化原始文字最发达的阶段，出现了多字排列的完整句子。第四期是良渚文明由盛转衰的时期，属于这个时期的多数文化遗存为中下层贵族和平民所留下。
宋　建
K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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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
赵　辉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104～119页
本文从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讨论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认为江苏武进寺墩M1是良渚文化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时间在大汶口文化花厅期结束前后。天灾人祸只是良渚文化衰落过程的导火索，良渚文化衰落的终极原因需从其文化内部考虑。良渚文化很可能是在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基本是一个独立发展过程的结果。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隐藏在良渚社会的特殊性中。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处于用鼎文化区的中心，吸收半月型地带的文化精华，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并被良渚文化所继承。良渚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系统的复杂体，表现出颇强的组织性及秩序性，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僵化；良渚文化是一个宗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当时可能已经形成巫觋阶层；宗教势力对社会管理组织的大范围介入，使整个社会染上强烈的极端化色彩；社会存在大量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主要表现在动用大量人工堆筑高台墓地和制玉等，为社会带来巨大浪费；厚葬风俗盛行，享乐型的社会风气弥漫，造成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社会生活带有消极色彩，社会沿着歧变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在整体发展方向上呈现出某种畸形化倾向。同时良渚文化的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系统逐渐失去作用，推动并加速了社会畸形发展的进程。在天灾人祸的导火索下，良渚文化迅速衰落和灭亡。同时本文还指出，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强大起来的重要原因是它处在八方辐凑的中心，可以吸收周围地区最先进的东西，从而熔炼成三代文明的基础。
赵　辉
K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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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
许倬云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120～132页
本文首先笼统的介绍了当今各种关于文化兴衰的理论，列举了世界史上许多文化和王朝夭折的命运。既而具体分析良渚文化，认为良渚文化是一个具有社会分层、有中心和边陲的等级、有宗教和礼制、有严密社会结构的复杂组织。在其早期，为了改进和取得更多土地，扩大生存空间，组成超越单一村落社区的集合体，良渚文化在这种复杂体系下得以扩张。但这种组合由各单位的掌握权力的上层组合的联系，而不是经由同化而凝聚的文化体系。这样的体系，比较复杂并不坚实稳定。到了后期，随生产力和土地肥沃程度的提高，这种结合的条件消失，随时可以破裂。如果社会上层滥用权力，狂妄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浪费社会体系公共的资源，原来的社会机制，即由正面功能转变为负面负担，过重的负担，终于拉垮原有的复杂的社会体系。因此良渚文化的衰亡不是自然灾害的原因，而是良渚文化社会内部发展规律造成的。本文还认为，良渚文化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在其文化最为鼎盛时出现，在大量劳力投入浩大工程、制作精美玉器时，良渚社会上层的领导功能消失了，这个庞大的权利机制崩解，一个大型的系统分裂为许多独立发展的次级系统。同时良渚文化收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冲击。良渚文化解体后，马桥文化湖熟文化相继发展起来，它们共同为后来的吴越文化累积了资源基础。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土墩在良渚文化及其之后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许倬云
K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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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祭坛、墓地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初探
赵　晔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291～299页
本文从良渚文化的祭坛、墓地等方面探讨了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认为祭坛和大墓是两种独立行为，以为祭神，以为祭祖，它们是良渚人生活中的主要祭祀活动。祭坛按构筑方式可分为两种方式，即依山式和起地式，它的显著特点是平面呈方形，并表现出内外色差，以及立面作覆斗形。良渚文化的土筑祭坛可追溯到崧泽时期。良渚文化的大墓多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其外形普遍呈馒头状的圆形或椭圆形，除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外，堆土量似乎也显示墓地规格，表明良渚先民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和严格的贵贱之别。祭坛和大墓是良渚时期聚落单位内最重要的构体，有良渚大墓的区域，必有显贵阶层敬神的祭坛，反之有祭坛存在的区域，也必有显贵死后的墓地。浙江余杭市瓶窑镇至良渚镇一带是一个祭坛、大墓墓址的集中分布区。良渚时期已形成了政治实体：宫殿、宗庙和陵寝是统治集团的核心；礼器及祭坛是统治集团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兵器是维护统治的军事工具；手工业是维护统治的工具来源；有规则的聚落布局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层的标志。表明当时王权已经出现，莫角山聚落群是中国初期的城市。作为良渚方国的统治中心，莫角山遗址是都城、王城。此外，本文认为海侵由南向北推进，使良渚人逐渐向北退，良渚文明中心北移，从而出现良渚晚期大墓基本分布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北半部的现象。北部的聚落群可能已有城的雏形，但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性还很浓厚，其社会形态约相当于“酋邦”。最后，关于良渚社会不惜人力堆筑土台的原因，本文认为可能也与良渚时期的气象背景有关。
赵　晔
K8546
chi
CN
试论良渚文化中断的成因及其去向
程　鹏,朱　诚
第14～21页
本文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了良渚文化中断的原因及其去向，为理解良渚文化的发展和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一条思路。关于良渚文化中断的原因，学术界由不同的看法：洪水说；海侵说；奢华的葬制和广泛从事制玉等非生产性劳动，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经济，导致无法抵御外来入侵而陷于消失。本文对具有典型良渚文化晚期断层的马桥遗址进行了沉积学、微古和孢粉分析。微古分析表明，良渚文化晚期断层不是由海侵形成；综合剖面的粒度分析、埋藏古树特征以及长江三角洲邻近地区的相应作证，可以判定良渚文化晚期断层是由古洪水形成的，这场大洪水是直接导致良渚文化中断的主要原因。古环境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的良渚文化晚期是一个自然灾害群发的寒冷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洪涝极大的改变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关于良渚文化的去向，本文认为良渚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良渚文化向北迁徙，并在中原地区和当地文化一起形成了夏文化。最后本文认为，在探寻夏文化起源的研究中，传统的“夷夏观”和中华文明一元论的思想需要打破。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文化交融和夏王朝的萌生崛起中，环境变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程　鹏
朱　诚
K8547
chi
CN
从逐疫文化现象谈良渚文化的衰落
朱建明
第42～45、63页
本文是对良渚文化衰落原因的探讨。古文献、天文学及古环境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了大洪灾，大灾之后是大饥、大疫。良渚文化时期先民所遇到的大疫比历史时期频发的程度和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良渚先民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存条件恶劣，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在巫医的时代，急性传染引起的大疫对良渚先民而言，无药可医；良诸时期人们对食物和排泄物的处理不科学，对尸体处理草率，导致再度交叉感染；他们对付疫病的唯一办法是祈祷神灵和逐疫等群体活动，极易造成进一步的群体感染。古人对疫病的认识愚昧无知，在秦汉以前还认为瘟疫的致病原因是鬼神作祟，因此良渚先民一方面进行祈祷，另一方面对疫鬼进行逐疫活动，形成良渚文化时期逐疫文化现象，其依赖的礼器——玉器保留下来。主宰疫病的神灵据记载是天根，它的星宿平面呈“亚”字形，其几何形状与余杭反山的冠形器相似，即这件冠形器平面形状或许来源于古籍中记载的主宰瘟疫的“氐宿”。古籍记载驱除疫鬼的巫术活动源远流长，良渚文化玉琮、神人兽面纹等的器物造型和纹饰复合了逐疫文化现象的色彩，其中既包括祭祀天神，又包括逐疫，即傩文化。这些一方面展示了良渚人对瘟疫的无奈，另一方面证明瘟疫长期困扰着他们，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历史时期的记载证明，瘟疫造成的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远比自然灾害和战争厉害。综上所述，发生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太湖流域的大灾、大疫是导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的原因，而爆发形大疫是主要原因。良渚文化玉器及图案是良渚先民长期以原始巫术与疫病进行抗争的结果。在大疫中幸存的人们，纷纷逃离家园，造成了良渚文化的沉寂。
朱建明
K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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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关于良渚文化的几点思考
芮国耀
浙江大学出版社Y：1999年
第39～44页
本文首先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实践做客观的回顾，认为在既往认识的基础上更深入全面的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才能使良渚文化研究进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在良渚文化研究中有重要地位。良渚遗址群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区域，一方面存在规格最高的贵族墓地、大型台基遗址，另一方面从随葬品观察，该地区也具有独特性，如三叉形器和过滤器等。良渚文化分布于北至长江，西不过宁镇山地，南至于钱塘江北岸，以太湖为界，可划为三个区，即太湖南区、太湖东区和太湖西区，每个区域内各遗址呈相对集中分布，但各区域的年代序列尚未建立。良渚文化分期至今尚未很好解决，只在浙北地区进行陶器和玉器分期尝试。良渚文化中陶器组合中的实用器和随葬器有明显不同，浙北良渚小墓一方面个别随葬品制作精良，但多数粗糙不堪，明显有明器的性质；另一方面个别器种在居址和墓葬中互不相见。同时良渚文化中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各等级墓葬随葬品存在明显区别：贵族墓中的精美陶器可能具有某种礼器的性质，因此要对不同等级的墓葬陶器分别分期研究，为良渚文化社会等级提供年代学基础。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反映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宗教信仰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良渚文化贵族墓中存在不同的玉器组合，这些组合关系，可能既反映良渚贵族墓中存在不同等级，更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身份的差异。因此要对良渚文化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聚落考古对良渚文化而言，首要的是尽可能搞清良渚文化聚落遗址的分布状况，确认各遗址之间的相互时空关系，其中要首选良渚遗址群进行深入研究。在进行良渚文化聚落考古学研究时，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极为重要。
芮国耀
K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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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探索文明之路——浙江近二十年的良渚文化研究
芮国耀
西泠印社Y：1999年
第23～32页
本文回顾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浙江省有关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与研究。认为良渚文化已经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支具有特别意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本文重点介绍了反山、瑶山良渚文化墓葬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成果。认为“反山和瑶山的发现使良渚文化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还介绍了“良渚遗址群”的发现及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认为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它自身又能区分出不同的聚落等级。本文还介绍了浙江省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其他遗存的研究状况。本文最后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和看法。认为在分期研究上，应将陶器分期与玉器分期有机地结合起来；居住址陶器分期研究和墓葬陶器分期研究应分别进行；对不同等级墓葬应分别做分期研究。在分区研究上，良渚文化可分四区，即良渚遗址群、太湖以南区、太湖以东区和太湖以西区。除良渚遗址群是最高等级的中心外，还存在若干个集权中心。本文还就良渚文化玉器在琢玉工艺、玉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认为在大力开展良渚文化基础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良渚文化的聚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对良渚遗址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本文简要介绍了良渚工作站在此方面所做的工作。
芮国耀
K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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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高土台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蒋卫东
西泠印社Y：1999年
第96～115页
本文对良渚文化高土台的性质及其用途径进行了研究。良渚遗址群内人工堆筑的高土台有两类，一为高土台建筑基址，以莫角山和姚家墩为代表；一为与显贵者墓葬共存的高土台，此类高土台较多。高土台建筑基址在良渚遗址群内以莫角山、姚家墩和庙前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建筑基址，它们由低到高构成良渚遗址群内建筑基址的三个不同等级：第三等级发现于现农田或低地上，庙前遗址属此类，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场所；第二等级发现于山坡或高墩上，其中姚家墩遗址是与显贵者墓地和玉礼器相关的较高级别的显贵集团居住址；第三等级的莫角山遗址发现于人工堆筑的高土台上，是良渚早中期方国统治者和最高权力机构的活动场所。由此，良渚时代已有都、邑、村间明显的界限。同时墓葬的布局极有规律，存在的等级差别与建筑基址的等级差别相对应。与墓葬共存的高土台有早晚形制间的变化过程。良渚早期是高土台的发展期，土台规模小、高度低，形制与崧泽晚期土台差别不大；先筑小土台，然后随需要逐渐扩展；平面上未发现有意识挖填的祭祀坑等，墓葬布局已有一定规律。良渚中期是高土台堆筑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土台形制与建造方法仍见崧泽文化影响，但土台平面结构更加复杂；有意识挖填与祭祀相关的沟、坑等；立体多呈多层阶梯、台顶平面呈三重复合结构。良渚晚期高土台的堆筑渐趋衰落，多平地起筑，采用整体覆土加高加宽的方法，祭祀现象更趋丰富和杂乱，墓葬布局不很规范。由此，埋设显贵墓葬的良渚高土台都呈台墓复合体。在高土台设计营建之初，他已经具有作为显贵墓地和祭祀亡灵的双重功能。通过与古文献和民族学的对比，本文认为良渚文化时期，每个与显贵墓葬共存的高土台的功能不尽相同。良渚早期每个高土台的具体功能难以明确；到了中期，某些高土台的功能可以明确，如反山是最高等级的宗庙所在，瑶山是最高等级的祭坛；良渚晚期，某些与中期相似的功能得到了延续，同时其它功能尚难明确。祭坛与显贵墓葬共存，说明祖先崇拜在良渚文化宗教生活中占有的主导地位。这些与显贵墓葬共存的高土台的形制不同，除了高土台祭祀功能可能存在的差异外，地域不同和等级高低也是造成高土台在形制上不同的重要原因。 高台上埋设的贵族墓葬间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制作质量上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表明高土台之间存在祭祀等级上的差异。这些高土台在等级上的差异反映了它们在祭祀内容和功能上的等级差异。良渚文化的消亡是内外环境交恶的后果，高土台的堆筑似为导致良渚方国内外环境失衡的契机之一。良渚先民大量耗费人力物力堆筑高台，制作玉器等非生产性投入，同时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在外部环境的恶化如洪水、战争等的内外交困下，良渚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
蒋卫东
K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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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龙南遗址论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
高蒙河
第54～60页
本文认为良渚文化早期开始，长江下游地区就开始出现两极甚至多极聚落分化的现象。这种分化以其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聚落与聚落之间在规模、等级上的多极分化，另一方面是在聚落内部的诸家庭之间出现如布局上的离散化、房屋形态的多样化、财产占有的贫富分化等。提出龙南遗址所代表的类似于乡村，庙前遗址所代表的类似于城镇，以及莫角山遗址所代表的类似于都城的这样一种文明社会才有的多极聚落体系，已开始在良渚文化的早期阶段出现，这为良渚文化王国的出现、良渚文化方国的形成和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高蒙河
K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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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关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几个问题
宋　建
第49～57页
本文从对上海松江县姚家圈遗址发掘资料的分析入手，把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认为早期属典型的崧泽文化遗存，晚期是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遗存，建议可单独把这类遗存称为“崧泽－良渚文化过渡段”，类似遗存在环太湖地区其他遗址中也有存在。最后作者还讨论了环境变迁与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在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环太湖地区是自然环境和人类发展最协调的时期，此时该地区文明进程走向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良渚文化的第二期，良渚－瓶窑地区发展为良渚文化的中心。不久，由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良渚文明的衰退。最后良渚文化在衰退过程中遭受到异族的入侵，终于全部融合于其它文化中。
宋　建
K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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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
朔　知
421～450页
该文首先从良渚文化的分期如手，根据考古发现的57 个单位的陶器共存关系，把良渚文化分成了三期七段，并根据碳14年代确定了它的绝对年代第一期约当公元前3300－前2800年，二期约公元前2800－年2600年，三期约公元前2600年－2100年；然后分析了它的分布范围和在不同时期中的阶段性区域差异，文化源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最后对良渚文化墓葬的差别和聚落形态的分化，文化中心的时空替代，以及良渚文化的对外扩展和衰亡进行了讨论。作者最后对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作出了如下概况：（一）在物质文化相当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了分层现象即权力分层和社会成员分层。（二）宗教和与宗教关系密切的礼仪制度已具雏形。（三）伴随着（一）、（二）的出现，良渚文化具有了一定的统一性（或称集中），产生了文化的中心甚至是政治中心。从而，作者得出结论，认为良渚文化二、三期（尤其是三期）已经是原初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在形成原初文明后，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与其它原初文明共同作用，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初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
朔　知
K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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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
秦　岭
科学出版社Y：2000年
第77～100页
该文总结了良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全文共分九大部分。一、田野工作概况。二、分期分区和年代问题。三、墓葬研究和居址研究。四、玉器研究、五、社会生产经济状况研究。六、社会组织状况研究。七、文明程度的讨论。八、文化源流研究。九、良渚文化与古环境研究。许多部分还分成几个小问题，分别进行分析。如田野工作，把1936年以来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目前存在3个问题，1、对生活居址的全面揭露较少；2、制陶、制玉作坊没有相应的材料；3、对整个文化的分布和概况缺乏有目的有系统的调查。对分期问题，认为综合各家的说法，迄今无法得出一个公认的或稍具普遍意义的分期结论和明确的分期标准。对年代问题，提出良渚文化的上限紧接崧泽文化之后，约公元前3300年左右；下限当在龙山文化之前，估计为公元前2600年左右。关于良渚文明程度的讨论，作者认为目前考古资料所提供的条件尚不成熟，一些研究和讨论的方法本身也值得反思。“古国”论，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之一，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展开还为时过早。一方面，一些理论问题尚未解决；另一方面，良渚文化的材料比较单一，除尚可称为“台城”的莫角山遗址外。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墓地，据此便得出“古城”之貌似太单薄。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给良渚文化的诸多特征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
秦　岭
K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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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研究50年
黄宣佩
本文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作者认为50 年来在四个方面对良渚文化有了更确切的认识：（一）对良渚文化特征的认识更确切更完整；（二）对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三）关于良渚文化年代的认识也更确切了；（四）对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建国50 年对良渚文化的探索，已经为良渚古史描划出一个初步进入文明时代的轮廓。同时作者也指出了良渚文化研究中一些极待解决的问题。如高台墓地的性质问题，对村落遗址的大面积揭露问题以及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问题等。
黄宣佩
K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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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瑶山遗址雏议
叶维军
作者认为瑶山祭坛是多对象的方国中心祭所，其祭祀的对象是天神地祗和祖先。瑶山遗址整体呈一个馒头形结构。祭坛主体坛面自里而外分为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台面三部分，这种结构在设计时就有了形式与内容对应的关系，即：红土台是天神的祭所，灰土台是地神的祭所，砾石台是人世的象征、墓葬中的瑶山专业巫觋――人神之间的使者――祖神的祭所。
叶维军
K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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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国范围及其与周邻文化交往的主要特征
丁品
第577～588页
本文认为，良渚古国范围北则以长江为界，西则经宁镇地区东缘往南，过湖州西部至杭州西郊，南则暂以钱塘江为限。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北部、萧山等一带，由于钱塘江入海口曾经数次南北摆动，不排出该小区今后可以归入良渚古国范围的可能。良渚古国对外交往的重心在北侧，即与北侧同时期古文化交往是良渚古国对外交往的最主要内容，亦是最主要特征。与宁绍平原名山后文化的交往虽不那么轰轰烈烈，但交往有深厚历史背景，贯穿良渚古国始终，结果富有成效。这是良渚古国对外交往中仅有，因而也成为良渚古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征之一。作者并对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简单分析，认为良渚古国对外交流诸多特征的形成是其社会特殊的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下的产物。
丁品
K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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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发刊词）
童恩正
本文在分析中国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后提出，由于各种条件的多样性，因此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均可以选择适合于其经济形态的环境居住。特别是分布广泛的石灰岩溶洞，构成了绵延百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最理想的栖息之所。作者在分析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南方在人类起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华南的农业，可能有着自己的栽培技术和栽培品种，遵循着一条带地方特点的发展道路，而与华北的农业有所不同。云南在青铜器铸造的起源问题上可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南方的青铜文化同样具有很高的水平和独特的特点。由于南方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所以，南方的考古学主要可以说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考古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民族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进行。另外，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南方的古文化，必须同时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古文化。
童恩正
K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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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明之源――巫巴山地
管维良
第9～17页
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材料来探讨南方文明之源，文章认为，巫巴山地是中国南方文明之源。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巫巴山地是人类诞生地之一。从该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且人类发展具有完整的链条和序列来分析，可以证明，巫巴山地是人类的一处诞生地，它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巫巴山地是氏族部落的繁盛地带。巫巴山地成为南方文明之源的最关键的条件在于这里具有原始先民最需要的两种物质：丹砂和食盐。文献记载，除了土著部落诸巫国之外，中原或其它地方的人也有迁居此处。这些从中原来的部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参加对巫山地区的开发，对巫山地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上古时期，巫巴山地的繁盛局面，从考古资料也可以证实。根据考古发现，长江、汉水及其支流在这一地区河段的两岸，密集分布着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且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延续时间比较长，有的甚至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探讨巴族之源。巴氏族是由巫山诞部落中的巴氏族分化东徙而来。巴族形成以后，便开始向外扩张势力，致使巴文化遍及四川、陕西等地。第四，探讨楚族之源和楚文化。据文献记载，楚族之当为中原华夏的支庶，以后迫于夏、商的压力而逐渐南迁，定居于丹阳。丹阳为今湖北秭归县东的丹阳城。后来，在楚首领的带领下，楚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至战国时，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在这广阔的地域里，楚国人民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传遍各地。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汉文化亦是以楚文化为主体，吸收了周文化和秦文化的积极因素而形成的。
管维良
K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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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古代文明的起源
肖一亭
70～75、17页
本文回顾了江西地区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到商代的历史，对江西古代文明的起源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十几万年以前人类祖先开始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至距今8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万年仙人洞人们已经发明了陶器，过着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新余拾年山、清江樊城堆等各地众多的先民的辛勤耕耘，为江西文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到了商代，在吴城遗址发现了当时的房基、窖穴、回廊、窑址、墓葬，在吴城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还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采铜矿冶遗址――瑞昌铜岭商代采矿遗址；发现可与中原商王墓比美的新干商代大墓，以及水井、居住区的排水设施等；还出土大量青铜礼器、兵器、乐器，以及玉器、陶器、文字符号等。这说明至迟在中原商代中期，在江西中部已建立起与中原商王朝并行发展的奴隶主政权，先民们创造了富有特色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采矿、铸铜、文字、建筑艺术、制陶制瓷技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跨入文明的时代。
肖一亭
K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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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地区的古代文明
李科友 张人鑫
第80～87页
本文回顾了赣北地区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古代文明的主要收获。依次介绍了赣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宋元明时期的考古发现，并对各个时期的考古材料进行了分析。赣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即父系氏族阶段。有的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亦即将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赣北地区商周文化较密集，尚未发现奴隶主的住室和墓葬，因之不能全面反映奴隶社会的面貌。战国时代之后，赣北地区入进封建社会，这一时期的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作者特别提出：自九江县大王岭遗址出土了战国铁锸以后，各地出土的铁器越来越多，证明赣北地区由此进入了铁器时代。此外，赣北地区青瓷片、瓷器的出土和唐宋窑址的发现以及修水县王文叔墓志的发现、星子县横塘乡陶桂一墓《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的出土、德安县宝塔乡南宋新太平州通判吴畴妻周氏墓的发掘是赣北地区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
李科友 张人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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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考古与西藏古代文明——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
霍　巍
第102～109页
本文认为西藏总体文化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意义，西藏考古对西藏古代文明发展历程的研究具有关键性作用。作者回顾了西藏高原考古学研究史，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考古的成就，指出：距今大约5～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域内都有古人类生存活动，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曲贡遗址中，已经出土了本地制造的青铜镞，并出现了早期的高原农业经济。作者还对涉及西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几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一、考察西藏古代文明的标准很难用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的“文明标志物”的某些物化的因素加以比较，文明标志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应将国家的出现作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二、以辽阔的羌塘高原为活动舞台、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象雄和在河谷盆地发展起来的、以农业或者半农半牧经济为基础的雅隆，由于在人群集团、生态环境等内外部条件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很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轨迹。三、关于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问题，认为西藏史前文化因素中土著文化因素居于主流，外来影响的文化因素居于次要地位。西藏古代文明非单向发展的文明。
霍　巍
K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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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沿海的先秦文化与早期文明
吴春明
第9～17页
本文在对华南沿海的武夷－南岭山地这一南北间自然与人文重要分水岭的东、南一隅的先秦文化的发展与早期文明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历史地考察这一时空社会文化的发展，重申先秦的华南向青铜时代和国家文明渐进过程的看法。本文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夏商时期原始文化的持续发展。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相继进入青铜文明的夏商时期，武夷－南岭的东、南沿海一侧古文化的基本格局却表现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持续发展，没有青铜文化和国家组织形成的证据。第二，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与社会。在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两周文明和长江流域上的楚、吴、越等方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青铜文化初现于华南沿海，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在变动中。这一时空考古中始终缺乏较大型的墓葬和城址的发现，说明具有较大范围控制能力的“王国”社会还没有出现，大致处于国家文明的起源阶段。第三，战国前后青铜文化的鼎盛与方国文明的出现。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的又一重要的转折点，通过诸侯国间的兼并融合逐步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雏形，对周边民族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加速了包括华南沿海在内的边远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约从战国时期起，华南沿海的社会文化面貌、历史进程与北部地区的周、楚、汉文明已经基本接近，建立了闽越、南越民族的“国家”政权，很可能就是汉初“复立”的闽越、南越等王国的直接前身。第四，两点思考。一，要恰当评估先秦时期华南沿海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必须将这一时空文化看成一个动态整体，具体、历史地考察它的发展变化过程。二，华南沿海早期文明进程的明显滞后有自然和文化的多方面原因。
吴春明
K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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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羿的悲剧看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期
邓启耀
第67～71页
本文分析了《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有关羿的神话传说材料，阐述了自己透过羿的悲剧对中国原始社会解体期的看法。文章指出，神话中的羿有大功于民，显赫一时，结局却很惨，从他的悲剧中可以看到原始社会末期政治制度的变化。一、存在着部落联盟的民主制度。二、存在着酋长选举和罢免制。三、存在“二头政长”制，即由弟不由子继位。可惜中国没有发展到三权鼎立的民主政体，在羿的时代就走向专制集权。羿的悲剧反映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期，它裸露着民主制的旧根，也滋长着家天下的新苗，羿对当时的社会关系不大在行，因此免不了遭到暗算。羿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种以自然生存经济（游牧、狩猎）和一般农牧文化为特征的原始社会已开始解体。文章最后指出，神话传说不等于历史，但它折射地反映历史，它的历史价值在于透露了这一时期的某些图像。
邓启耀
K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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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起源考论
邹君孟
第7～21页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古代民族形成问题的理论指导下，根据古文献中的神话传说资料分析了华夏族开始形成的时间、有哪些人组成等问题。作者认为：一、华夏族的开始形成应该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即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主义产生的时期；华夏族是以中原炎黄集团为基础，融合了东方一部分夷人集团（主要是蚩尤和少昊这一支）和南方苗蛮集团（主要是女娲和槃瓠这一支）而形成的。二、中原地区以炎黄为首的集团是华夏族形成的基础，中原地区黄河两岸是华夏族诞生的摇篮。三、部分东夷集团是华夏族组成的重要部分。在东夷集团中，首先和中原炎黄集团发生关系的是蚩尤；少昊时期，中原炎黄集团向东发展和东夷集团融合，少昊所在地鲁西南是中原和东夷集团交汇的地方，是华夏族形成的一个熔炉。太昊不是东夷集团的首领，而是中原集团的人物。四、部分南方苗蛮集团是华夏族组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苗蛮集团在颛顼时期就与中原黄帝集团发生了联系，尧舜禹时期苗蛮和中原集团发生了频仍的战争，结果他们中的一部分和中原集团融合，组成了华夏族。女娲是南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产物，槃瓠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反映，它们都是南方集团的英雄而成为全国性的神圣人物。
邹君孟
K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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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代与龙山文化
黄崇岳
第102～106页
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起码是它的后期）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与古史所记虞代文化无论在历史年代、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社会性质上均相互吻合。可以称之为虞代（尧舜）文化。首先是年代上，夏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再往前推几百至上千年为虞代，正好在龙山文化的积年之内，并非偶然的巧合。从分布范围看，虞的活动区域正在河南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范围之中，即晋南、河南、冀南等地。这也是后来夏代的活动中心，又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作为东夷的虞舜变为“冀州之人”，是因为东夷族迁徙，与华夏族的融合有关系。从考古发现看，建城、沟洫、犁耕农业的发展、冶铜业的发展、礼乐用品的使用、贫富分化以及文字的萌芽都说明尧舜时代及其相应的龙山文化，不论在农业、手工业同商品交换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
黄崇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