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

冯 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81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保训》是一篇久已失传的儒家文献，由于竹书所载文王讲述的故事涉及了地中变迁的珍贵史料，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竹书中的关键文字“埶”应正读为槷表之“槷”以及“测阴阳”意即立表测影的天文传统的考证，揭示了早晚地中变迁的历史，并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湮灭无闻的重要史实。

 

　　《保训》所述的早期地中乃由传说中的舜所测得，地在历山，当今河南濮阳一带。其时囿于夷夏东西的政治格局，致使所求之地中更重南、北的取中。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以前的早期圭表均集中于河南濮阳及山西襄汾陶寺一线的纬度地区，为《保训》的记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证据。晚期地中则由商祖上甲微测得，地在河洛有易之地，当今河南嵩山、洛水一带。其时在夏王朝开创的新的政治地理的框架下，地中的求测已不限于南、北的取中，同时也要考虑东、西的取中，从而在九州的基础上形成了四方之中的观念。中国古文献对这一新的地理形势的形成甚至度量，都给予了明确记载，而这种以嵩山为地中的认识世代传承，成为古人固守不移的天地之中。

 

　　中国古人圭表致日的传统建立了影差寸千里的度量地理距离的原则，也就是说，于夏至日的正午立八尺之表测影，如果两地的影长相差一寸，则意味着其间的距离相距千里。这一原则虽然存在误差，但这毕竟是古人认识的客观反映。而在中国的早晚文献中，有关地中的测影记录确实保留着长短两组不同的数据，其中见于《周髀算经》的早期影长为1.6尺，而见于《周礼》的晚期影长则为1.5尺。根据西汉时期人们使用同一种尺子在嵩山及其以北地区所测夏至影长而分别得到1.58尺和1.48尺的结果分析，早期文献所载夏至正午地中日影的一寸之差事实上正体现着早晚地中南、北距离的差异，而汉代于南、北不同地点的测影工作应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早晚地中变迁的记忆。

 

　　《保训》保留的这则地中变迁的故事不仅与考古学所反映的早期圭表的发现地点以及晚期地中的地理传承至为吻合，而且可以获得文献史料及天文学传统的多方面佐证。这无论对于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关系的研究，抑或上古文化与夏商都邑的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阳地区汉代墓葬研究

——兼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

宋  蓉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北京，100191）

 

　　汉代的南阳地区包括了今河南省南阳及湖北省襄樊的北部，是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核心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画像石被学界关注至今，这里发现了数千座汉代墓葬，涉及阶层上至权贵富绅，下至平民大众，埋葬年代贯穿两汉。这些丰富的发现为全面研究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南阳地区汉墓的综合考察，结合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探讨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发展历程及其形成模式等问题。本文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形制，将其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砖（石）室墓两种类型。第二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随葬品，以陶礼器、模型明器和生活容器作为典型器，分析其类型、演变及共存关系。第三部分，根据典型器物的形态演变序列，将南阳地区汉墓分为西汉早、中、晚、新莽、东汉前、后六期。第四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文化因素属性，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与汉文化相关，内涵复杂，乙组代表本土传统，较为单纯，丙组集合了豫北、关中、长江下游三种外来文化因素。第五部分，讨论两汉不同阶段，三组文化因素的互动与融合。将南阳汉文化的形成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衰落期三个阶段。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整合在第一阶段已基本完成，而表象层面的彻底整合直到东汉后期才得以实现。第六部分，结合文献探讨南阳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提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与汉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大一统进程基本吻合，代表了汉代政治核心区的汉文化形成模式。

 

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

凌文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以揭剥图、盆号、清理号等考古学整理信息为首要依据，结合简牍形制、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将采集吴简中的库钱简视作独立的材料进行文书学复原整理，辨析某类簿书所含的简牍，关注簿书的原始状态和内部联系。通过吴简文书学研究，不仅发现揭剥图、盆号、清理号以及简牍遗存信息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吴简的采集原貌，为散简的复原整理提供了比较客观、可靠的考古学依据，值得引起吴简研究的重视，而且明确了采集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即由“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组成。从而使孙吴基层财政运作的探讨，建立在簿书所提供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摆脱了过去主要根据简文内容和传统认识对各类简牍进行归类，以零散简牍作为论据的局限性。吴简“襍钱入受簿”和“襍钱承余新入簿”记录的主要是库钱的“收入”，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载录的则主要是库钱的“支出”，孙吴基层财政大致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支”之间以“领”来明确具体的责任，并在收支过程中通过换算实现增殖。由“入受”—“新入”、“承余”—“领收”—“出用”—“余见”组成的库钱收支流程，表明孙吴基层财政收支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进行结算。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吉尔赞喀勒墓地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曲曼村东北塔什库尔干河西岸的吉尔赞喀勒台地（又称曲曼墓地），墓地临河、环山，墓地地表人为铺有大面积错落有致形似“明暗光线”的黑白石条。墓地分为A、B、C、D四个区，2013年，发掘了A区墓葬3座（M1、M2、M4），B区墓葬6座（M10—M14、M24）。考古发掘发现墓葬形制结构、出土遗物、以及葬俗等均表明，该处墓葬文化内涵有着强烈且内容形式多样的光明（火）崇拜特点。出土陶器类型与碳十四测年数据均表明墓葬年代为距今2500年左右。

 

　　随后的考古发现研究和相关历史资料梳理则直观地表明，吉尔赞喀勒墓地墓葬文化内涵与中亚早期拜火教文化直接关联。本次考古发现意义，第一，是亚欧大陆范围内首次发现距今2500年左右的拜火教遗迹；第二，拜火教起源有波斯或中亚说，这一发现支持了中亚起源说，并有可能把中亚起源地定于塔里木盆地周缘或直接定在帕米尔高原。第三，众多出土文物表明，距今2500年左右。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文明活跃的交流中具有突出的无可替代作用。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唐友波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

 

　　本文对未曾发表的上海博物馆所藏五件盂鼎旧拓本，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包括拓本时代、题跋考釋、题跋作者及其相互关系，乃至拓本的流传。本文引述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记载、书信题跋等史料，就早期盂鼎拓本版本和流传、盂鼎出土后的收藏和流传、与同时出土的另一件盂鼎（小盂鼎）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就其中的两件全形拓， 进行了专门有关青铜器器形拓制的分析和讨论。本文列举的史料证明清道光（1821—1850）中期即有盂鼎拓本的流传。结合上博藏8595与9716拓本的差异，分析了早期“二白”本与后来出现的“三白”本，其变版的时间可能在吴大澂居北京的清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一月。潘祖荫得到盂鼎的时间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得鼎后作《盂鼎歌》，并召集了鉴赏聚会。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盂鼎，习称小盂鼎，其实今天仍无法确定两件盂鼎孰大孰小。此鼎被清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43—1848年）任职岐山的李文翰所获得，李文翰还曾给自己及其儿子起过伯盂的字号。后来此鼎传毁于战火。小盂鼎的拓本流传很少，至今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上博8595与9716拓本，还同时有按器形原大制作的全形拓，气象宏伟，而且是用整张纸拓制的，也是今天所见制作得最为精细，造型准确的较早的青铜器全形拓，对于青铜器全形拓历史及其技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标杆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