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甲骨文所见方方考
李  发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甲骨刻辞所见方国众多，战争频仍，仅武丁时期与商有过战争的方国和地区就近八十个。其中，商与“方”方的战争极为显著，经初步调查，这一相关卜辞缀合后达230余版。从武丁早期所见肥笔类的少量甲骨记录至武丁中晚期宾组相关卜辞的大量出现，直至廪康至武乙期的何组和无名组、乙辛时期的黄组卜辞中仍有零星出现。前辈学者陈梦家、林小安、冯时、范毓周、王宇信、罗琨等先生有过相关论述，但限于时代较早，材料零散，研究缺乏专题性和系统性，故可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穷尽收录有关商与“方”方关系的甲骨刻辞，并充分吸收学界最新缀合和研究成果，经整理系联，对商与“方”方战争持续的时间及“方”方地望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考辨。研究表明，甲骨文所见商与“方”方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当漫长，从武丁早期就出现的冲突，延续到了乙辛时期；战争活动也较为频繁和剧烈，尤其是在武丁中期，小字类和宾间类的卜辞数量约130版，超过全部关于“方”方卜辞的一半，据“干支验对法”和“微细断代法”，小字类和宾间类卜辞各自反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持续过一年以上；“方”方的地望难以确定在某一点上，它如同羌方和方，是一支主要活跃在殷西北或北方的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
  　　本文通过对东周至秦代中国北方地区诸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和分析，首次提出东周时期至秦代在中国北方地区存在着文化面貌、内涵以及人群体质特征明显不同的南、北两条文化带，并对每条文化带内的诸考古遗存的区域差别以及发展变化进行深入探讨。文章指出，南文化带不能算作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应是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过渡地带特有的一种文化；北文化带出现于春秋中晚期之际，其发展演变过程明显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北文化带第一阶段是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面貌和内涵自第二阶段性开始偏离欧亚草原文化,这与中原国家对该地域的军事征服、政治管理以及中原文化的强势北上有密切关系。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原诸国与两条文化带人群之间的互动及各文化带内文化格局的变化，揭示出中国北方地区戎、狄、胡华夏化的过程。本文认为“胡”自春秋中期开始就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文献记载中“胡”的较晚出现与中原国家北拓疆土的过程有关，而不是蒙古高原游牧人南下的结果。
  　　丧葬中的晋制，包括了丧葬的观念、习俗、礼仪和制度。丧葬观念是对死亡的理解和认识。丧葬习俗是安葬和悼念死者约定俗成的方式。“丧葬礼仪”是丧葬观念、习俗的理性表述和系统的行为规范。“丧葬制度”是带有强制性的规定。它们有因果关系，又常常融为一体。所谓制度性的变革，是指这四者动态的形成过程。

　　曹魏提出不封不树的薄葬令，西晋继承、强化。考古所见的，薄葬观念的体现是，西晋墓葬普遍出现了祭台、陶榻、几案、墓志，陶俑、牛车成为随葬品组合，表明社会接受新的观念后，在对待死亡的处理方法上形成了新的习俗。
西晋有关丧礼的讨论，减省了古代丧礼中的程序；政治权力的介入，又使新丧礼以政令的方式下达，具备法令的强制性。

　　魏晋的丧葬改革，以发布薄葬令揭开序幕，出现新的丧葬观念、习俗，在获得礼仪的支撑后，又取得了制度上的保证。变革后的墓葬，与“汉制”相比，包含三种关键性的变化。一是埋葬设施方面取消了地表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的做法。二是前堂、后室、庖厨、仓廪等宅第象征的墓葬结构衰落，单室成为主流墓葬形制，辅以假窗、灯龛等装饰，仍将墓葬作为地下居所。三是随葬品组合中反映田园生活的模型明器衰微，牛车与俑群组成的出行仪仗成为核心。呈现出中国墓葬演变史上的一个新的面貌。
  　　2010年，湖北文理学院受委托对河南省淅川仓房镇侯家村李沟墓地进行了勘探发掘，共清理汉墓57座。这批墓葬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土坑墓平面分长方形、“凸”字形、刀形、L形四种形制；砖室墓平面分长方形、“凸”字形，墓室有单、双室之分。其中44座墓葬出土有随葬器物，陶器有仿铜礼器鼎、甗、盒、壶，日用器甑、釜、钵、盘、案、耳杯、盆、罐、瓮、奁、熏炉、灯、炙炉、器盖等，明器灶、仓、井、汲水瓶、磨、圈、狗、鸡等，建筑材料筒瓦及印章等；铜器有礼器鼎、甗、壶、钫、提梁壶、盘、勺，乐器铃，日用器甑、鋗、盆、鉴、染炉、樽、镜、带钩、印、熏炉、灯、席镇，兵器弩机、戟、鐏，车马器车軎、伞箍、盖弓帽、衔镳、当卢、节约、管、帽、链珠、环、泡钉、兽面饰，以及铜钱等；还有铁兵器矛、剑、刀，工具斧、削刀、镰、钩，衡器权，杂器灯、钉、圈、支架等；并有石砚，玉璧、环、珠，漆钫、耳杯、奁、瑟等。墓葬属两汉时期，可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初、东汉早期等四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淅川同时期墓地的布局、年代及汉文化在南阳地区的演变发展等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