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朱永刚（1）
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研究……………………………………………………………………吴小平  蒋  璐（25）
涪陵白鹤梁题刻若干问题辨析……………………………………………………………………………孙  华（49）
成都郫县波罗村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郫县望丛祠博物馆（89）
安徽霍山戴家院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霍山县文物管理所（125）

 

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

发现与研究

朱永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长期以来，西辽河水系以北地区被看作辽西考古文化区的一部分，然而该区域内发现的西梁、富河、哈民和南宝力皋吐几种文化类型具有很强的自身特点，并表现出与中心区域考古文化相分异的现象。本文将辽西区新石器文化归纳为两个序列。一是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为代表的主体文化序列，其过程可以表述为后一种文化对前一种文化的继承关系；二是当前仅发现于西辽河北系区的西梁类型——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文化内涵多元且缺乏纵向联系，使它们难以嵌入到主体文化序列中去，称之为“非主体文化序列”。基于对辽西区并存的两个文化序列的理解，如果把主体文化看作内核，那么几种非主体文化就处于这一结构的边缘，由此可将辽西区新石器文化解构成两个文化序列的双重构造模式。
 

　　西辽河北系区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总体趋向是游离于该文化系统中心区域，呈现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尤为明显。从陶器纹饰的多样性可以看出，该区域文化变迁与来自北方不同系统文化的渗透有关，这一过程可能是波动的、渐进式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自然环境与经济形态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渔猎、采集者的抉择，也深刻影响到本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

 

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的考古学研究

吴小平  蒋  璐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杭州市  310058）
 

　　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的瓷器主要有鼎、瓿、壶、无耳罐、双耳罐、四系罐、钵、碗瓯、盂、洗盆和双唇罐，其分属于岭南、江东和长江中游本地三种因素。岭南文化因素的器类主要有A型鼎、甲B和D型壶、乙C型壶、无耳罐、B型双耳罐、Ab型四系罐、Ba型四系罐、Ab型碗瓯、A和B型盂。其向长江中游的扩散，始于西汉中期，盛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开始衰落。江东文化因素的器类主要有瓿、乙A型、Ba型壶，其进入长江中游大致始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达到顶峰，东汉早期过后则迅速消亡。长江中游本土因素的瓷器主要有B型鼎、甲A和C型壶、乙Bb和Bc型壶、A型双耳罐、Aa和Ac型四系罐、Bb型四系罐、钵、B型碗瓯、洗、双唇罐。其虽然西汉中晚期已经出现，但至东汉早期仍然处于模仿阶段，东汉中晚期才真正形成以卵形罐、洗、双唇罐、钵等为主的独特器类。
 

　　此三种因素主宰了长江中游汉代瓷器的分布格局，但是这种格局并非不变，而是存在明显的变化。西汉中期，岭南、江东因素的触角开始进入；西汉晚期东汉早期阶段，江东因素几乎垄断了两湖地区，岭南因素局限于邻近的湘南；东汉中晚期江东因素绝迹，岭南因素仍然固守湘南一隅，长江中游本地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长江中游瓷器在东汉中晚期的崛起，改变了先前岭南、江东因素瓜分的局面，为六朝时期湘、赣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长江中游、江东、岭南三地瓷业鼎立的格局。

 

涪陵白鹤梁题刻若干问题的辨析

孙  华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白鹤梁题刻是少有的具有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但先前关于该遗产的基础信息的掌握并不准确。白鹤梁题刻的现存数量只有文字题刻175则，石鱼13组18尾，字数不足1,2000字；最早题刻的年代是唐广德二年（784年），而非广德元年，水文题刻中历年最低水位是清嘉庆元年（1796年），而非先前认识的绍兴十年（1140年）；白鹤梁题刻有多则年代判断和内容解释存在差误，需要更正。白鹤梁题刻反映的历史枯水水文信息，有多条先前理解有误，需要重新核算。

 

成都郫县波罗村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郫县望丛祠博物馆
 

　　郫县波罗村遗址是成都平原一处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自2009至2012年先后四次在四个不同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报告的内容包含了冶金生活基地、望丛园安置点、宽锦三个地点出土的发掘及商周时期遗存概况。发掘总面积3400平方米，清理灰坑290个，灰沟17条，墓葬26座，窑址2座。出土了大量陶器和少量玉石器，其中可复原陶器200余件。陶器以小平底罐、侈口罐、敛口罐、瓮、盆、豆、器盖及尖底器等为主。石器均为磨制的小型工具，器形主要有石锛、石凿以及玉石条、磨石等，属于十二桥文化范畴。根据器物组合不同，本文将其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处于商代末期，晚期处于西周早期。遗址的聚落功能较为齐全，大致可划分出居住区、陶器作坊区和墓葬区。遗址面积大，遗存丰富，遗物众多，且存在一定的功能分区，还出土了一批较为精美的非实用陶器，如深腹罐，D、E型盆，D、E型壶，G型器盖等，墓葬中随葬玉石条，诸多情形表明该遗址与一般的遗址有别，应该是具有一定级别的大型聚落。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深入开展十二桥文化的分期、聚落功能以及聚落等级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安徽霍山戴家院周代遗址发掘报告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霍山县文物管理所 
 

　　200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处大别山东北部的霍山县戴家院周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祭坛1座、房址3座、红烧土遗迹1处、石头堆积1处、木桩遗迹5个、木头堆积4处、夯土遗迹1处，另有大量柱洞、少量灰坑，并发现有地震遗存现象。其中，祭坛是本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平面近圆形，长5.6、宽4.7、底径8、高1米，面积26.3平方米。台体用不同质色的土多次堆筑而成。F2为大型排房，平面呈弧形，已揭露的一段长30、宽3米，分有6间。出土陶器、石器、铜器、木器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另有极少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陶色以褐色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少量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指甲纹等。主要器类有鬲、罐、盆，豆、钵、甗、簋、盉次之。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有刀、镰、锛等。铜器数量不多，有锛、凿、刀、镞等。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早期，可细分为三期。其文化面貌是受周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文化，或为群舒文化的范围，兼有南方吴百越地区的影响。从祭坛的形态特征及对其的解剖情况来看，该祭坛或与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圜丘”有一定的联系，该遗址应是一处典型的祭祀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