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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18-02-01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目录

论新砦文化源流及性质…………………………………………………………………魏继印(1)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兼论穆王制礼…………………………………………黄益飞(25)
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赵德云(49)
四川汉晋陶俑初步研究…………………………………………………………………索德浩(69)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号墓发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临汾市文物局  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联合考古队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89)

《考古学报》2018年1期内容提要

新砦文化源流及相关问题
魏继印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开封  475001)
 
  新砦文化是指以新砦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嵩山以南的颍水中上游一带。在器类和各类器物的数量上,新砦文化早期约有78%的文化因素来源于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仅有约20%来源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在陶器装饰风格方面,新砦文化陶器以方格纹最多,篮纹次之,绳纹第三,与造律台文化一致,不同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表明造律台文化是新砦文化的主要源头或前身。在器类和各类器物的数量上,新砦文化晚期约有64%的因素流向了二里头文化早期,二里头文化早期约有78%的因素能在新砦文化晚期中找到源头;在陶器纹饰方面,新砦文化的绳纹最初比例较低,但比例逐渐升高,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上升为以绳纹为主,表明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是造律台文化西进,在豫中地区形成新砦文化,然后再西进洛阳盆地而最终形成的。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新砦文化为早期夏文化,造律台文化为先夏文化。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
黄益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霸伯盂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其铭是目前所见关于西周朝聘礼最为完整的第一手史料,学术价值突出。霸伯盂铭文所记为天子命伯老蔑历霸伯而霸伯朝聘伯老之事。周代的伯老制度由周初东西二伯演变而来,昭王以后成为周王廷固有制度。伯老以上公充任,主职四方,总理百官,屏王位辅周室,地位尊崇仅次于天子。霸伯朝聘伯老之礼分为三大仪程,即首日伯老以天子之命馈赠霸伯而霸伯则以礼赠贿,次日伯老蔑历霸伯、霸伯于伯老行享礼和聘礼、伯老又饗霸伯,朝聘礼毕伯老郊行赠贿霸伯。霸伯盂铭文不唯有礼也有大量关于“仪”的记载,如拜仪、傧相之仪、宾主对答之辞、赠物之仪,凡此或与《仪礼》所记相同,或补礼经之不备。霸伯盂铭文显示,西周朝聘礼与《仪礼•聘礼》所记并不完全相同,如二者关于聘礼与享礼的顺序、还玉及赠送贿币等都有所差别。通过霸伯盂铭文的释读可知,《仪礼》所记朝聘礼是从西周穆王时期形成的周礼发展而来。殷商西周金文显示,晚商早周宾礼傧赠多用通行货币贝,而西周中晚期则代之以价值低廉的皮、马、玉、帛,也就是《周礼•秋官•小行人》所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这种变化始于穆王时期。

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
赵德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成都  610064)

  竿头饰是西南夷考古中常见的一类器物,本文就其类型与年代、与不同分布区域特定人群及地方文化的联系、反映的区域间文化交流和互动及其功能用途等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可分为甲、乙两类,其中甲类又可分为五型,流行于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分属滇文化、滇西高原青铜文化、滇西北横断山区青铜文化、盐源青铜文化,多应为当地青铜文化制品,仅有少数存在物品直接传播流动的状况。关于其渊源,本文认为可能与欧亚草原地带存在密切的关系。其用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结合相关考古及文献资料,根据其形制及规格的细节等,本文否定了其为权杖、鸠杖杖首的可能性,并根据相关图像资料及其出土情景,提出其在西南夷地区的功用应为举行某种丧仪所使用的仪仗器,它在欧亚草原地带和西南夷地区均有发现,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两个地区共同存在的萨满信仰。
四川汉晋陶俑初步研究
索德浩
(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  610064)

  从动作和形象特征来看,四川汉晋陶俑可分成十大类。拱手立俑、耕猎生产俑、家庭生活劳作俑、倡优俑、坐俑(宾客、墓主)、童俑、行走俑(侍候主人出行)、武士俑、双人俑、神怪俑等。根据陶俑组合和特征,汉晋时期四川陶俑可分成四期八段。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至蜀汉后主前期、蜀汉末期至南朝等四期。其中有三次重要变化值得注意:第一次,大概发生于西汉晚期,陶俑由体态修长转变为短小仿木偶形态;第二次,东汉中期,具有四川区域特点的俑群形成;第三次,两晋时期,东汉时期形成的俑类大部分消失,形成具有晋代特点俑群。陶俑的演变受到四川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方面的影响。四川汉代陶俑的来源是多元化的,继承了楚地及蜀地早期木俑传统,同时受到长安、洛阳、南阳等地影响。东汉中晚期,具有四川区域特色的俑群形成以后,便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周围传播,传播范围主要限于巴蜀文化圈以内。西晋以后,汉代形成的俑群急剧衰落,至南朝在四川本地基本消失。由于六郡流民入川,蜀地土著居民东移至长江中游地区,将陶俑随葬习俗带至长江中游,四川汉代形成的俑群在长江中游再度复兴。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的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  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联合考古队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M1017位于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西南部,东侧陪葬一座东西向车马坑。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小底大,方向为280度,墓口长500、宽340、深1002厘米。填土经夯打。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头向西,推测为男性,墓底有一腰坑。随葬品种类有青铜器、黄金器、锡器、陶器和蚌器等。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其他铜器等,其中50件青铜容器集中放置在墓主头前棺椁间。铜礼器计有鼎13件、簋7件、鬲1件、甗1件、豆4件、盆2件、盂1件、匕2件、爵7件、觚2件、觯1件、斝1件、尊3件、卣3件、罍1件、壶1件、斗1件、盘1件、盉1件。铜乐器有甬钟3件。铜兵器有刀、镞各1件。铜车马器有軎6件、辖4件、成套軎辖1套、銮铃4件、车饰2件、带饰2件、环1件、铃5件、泡2件。铜工具有凿1件。其他有铜人顶盘1、铜饰1件。金器有柄形器1件。锡器6件,均腐朽器形不可辨。陶器有鬲1件。蚌器有蚌片1、蚌泡11件。多件青铜器中有“伯”和“霸伯”作器铭文,推测墓主为一代霸国国君。此墓的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从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看,霸伯与王室重臣伯老和丼叔直接来往,且有周王赐霸伯贝及霸伯对扬王休等事,多件霸伯自作器、霸伯搏戎、霸伯作太庙祭器及倗伯盆等的发现,明确显示出霸伯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外交权利。加之其与北燕、晋、宜等姬姓国族联姻,凡此都说明以霸伯家族墓地为代表的族群是西周时期一个较为独立的国族——霸国。M1017出土青铜器绝大多数具铭,而且不乏长铭重器。霸伯盂所记为西周朝聘礼关乎穆王礼制改革,霸伯簋和霸伯山簋所记涉及西周盐政,霸伯方簋关乎周代祭祀,霸伯方簋和倗伯盆均有自铭关系到青铜器定名,史料价值都很高。总之,M1017出土青铜器铭文为西周政治制度和西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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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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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砦文化源流及性质…………………………………………………………………魏继印(1)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兼论穆王制礼…………………………………………黄益飞(25)
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赵德云(49)
四川汉晋陶俑初步研究…………………………………………………………………索德浩(69)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号墓发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临汾市文物局  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联合考古队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89)

《考古学报》2018年1期内容提要

新砦文化源流及相关问题
魏继印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开封  475001)
 
  新砦文化是指以新砦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嵩山以南的颍水中上游一带。在器类和各类器物的数量上,新砦文化早期约有78%的文化因素来源于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仅有约20%来源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在陶器装饰风格方面,新砦文化陶器以方格纹最多,篮纹次之,绳纹第三,与造律台文化一致,不同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表明造律台文化是新砦文化的主要源头或前身。在器类和各类器物的数量上,新砦文化晚期约有64%的因素流向了二里头文化早期,二里头文化早期约有78%的因素能在新砦文化晚期中找到源头;在陶器纹饰方面,新砦文化的绳纹最初比例较低,但比例逐渐升高,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上升为以绳纹为主,表明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是造律台文化西进,在豫中地区形成新砦文化,然后再西进洛阳盆地而最终形成的。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新砦文化为早期夏文化,造律台文化为先夏文化。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
黄益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霸伯盂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其铭是目前所见关于西周朝聘礼最为完整的第一手史料,学术价值突出。霸伯盂铭文所记为天子命伯老蔑历霸伯而霸伯朝聘伯老之事。周代的伯老制度由周初东西二伯演变而来,昭王以后成为周王廷固有制度。伯老以上公充任,主职四方,总理百官,屏王位辅周室,地位尊崇仅次于天子。霸伯朝聘伯老之礼分为三大仪程,即首日伯老以天子之命馈赠霸伯而霸伯则以礼赠贿,次日伯老蔑历霸伯、霸伯于伯老行享礼和聘礼、伯老又饗霸伯,朝聘礼毕伯老郊行赠贿霸伯。霸伯盂铭文不唯有礼也有大量关于“仪”的记载,如拜仪、傧相之仪、宾主对答之辞、赠物之仪,凡此或与《仪礼》所记相同,或补礼经之不备。霸伯盂铭文显示,西周朝聘礼与《仪礼•聘礼》所记并不完全相同,如二者关于聘礼与享礼的顺序、还玉及赠送贿币等都有所差别。通过霸伯盂铭文的释读可知,《仪礼》所记朝聘礼是从西周穆王时期形成的周礼发展而来。殷商西周金文显示,晚商早周宾礼傧赠多用通行货币贝,而西周中晚期则代之以价值低廉的皮、马、玉、帛,也就是《周礼•秋官•小行人》所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这种变化始于穆王时期。

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
赵德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成都  610064)

  竿头饰是西南夷考古中常见的一类器物,本文就其类型与年代、与不同分布区域特定人群及地方文化的联系、反映的区域间文化交流和互动及其功能用途等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可分为甲、乙两类,其中甲类又可分为五型,流行于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分属滇文化、滇西高原青铜文化、滇西北横断山区青铜文化、盐源青铜文化,多应为当地青铜文化制品,仅有少数存在物品直接传播流动的状况。关于其渊源,本文认为可能与欧亚草原地带存在密切的关系。其用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结合相关考古及文献资料,根据其形制及规格的细节等,本文否定了其为权杖、鸠杖杖首的可能性,并根据相关图像资料及其出土情景,提出其在西南夷地区的功用应为举行某种丧仪所使用的仪仗器,它在欧亚草原地带和西南夷地区均有发现,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两个地区共同存在的萨满信仰。
四川汉晋陶俑初步研究
索德浩
(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  610064)

  从动作和形象特征来看,四川汉晋陶俑可分成十大类。拱手立俑、耕猎生产俑、家庭生活劳作俑、倡优俑、坐俑(宾客、墓主)、童俑、行走俑(侍候主人出行)、武士俑、双人俑、神怪俑等。根据陶俑组合和特征,汉晋时期四川陶俑可分成四期八段。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至蜀汉后主前期、蜀汉末期至南朝等四期。其中有三次重要变化值得注意:第一次,大概发生于西汉晚期,陶俑由体态修长转变为短小仿木偶形态;第二次,东汉中期,具有四川区域特点的俑群形成;第三次,两晋时期,东汉时期形成的俑类大部分消失,形成具有晋代特点俑群。陶俑的演变受到四川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方面的影响。四川汉代陶俑的来源是多元化的,继承了楚地及蜀地早期木俑传统,同时受到长安、洛阳、南阳等地影响。东汉中晚期,具有四川区域特色的俑群形成以后,便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周围传播,传播范围主要限于巴蜀文化圈以内。西晋以后,汉代形成的俑群急剧衰落,至南朝在四川本地基本消失。由于六郡流民入川,蜀地土著居民东移至长江中游地区,将陶俑随葬习俗带至长江中游,四川汉代形成的俑群在长江中游再度复兴。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的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  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联合考古队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M1017位于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西南部,东侧陪葬一座东西向车马坑。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小底大,方向为280度,墓口长500、宽340、深1002厘米。填土经夯打。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头向西,推测为男性,墓底有一腰坑。随葬品种类有青铜器、黄金器、锡器、陶器和蚌器等。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其他铜器等,其中50件青铜容器集中放置在墓主头前棺椁间。铜礼器计有鼎13件、簋7件、鬲1件、甗1件、豆4件、盆2件、盂1件、匕2件、爵7件、觚2件、觯1件、斝1件、尊3件、卣3件、罍1件、壶1件、斗1件、盘1件、盉1件。铜乐器有甬钟3件。铜兵器有刀、镞各1件。铜车马器有軎6件、辖4件、成套軎辖1套、銮铃4件、车饰2件、带饰2件、环1件、铃5件、泡2件。铜工具有凿1件。其他有铜人顶盘1、铜饰1件。金器有柄形器1件。锡器6件,均腐朽器形不可辨。陶器有鬲1件。蚌器有蚌片1、蚌泡11件。多件青铜器中有“伯”和“霸伯”作器铭文,推测墓主为一代霸国国君。此墓的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从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看,霸伯与王室重臣伯老和丼叔直接来往,且有周王赐霸伯贝及霸伯对扬王休等事,多件霸伯自作器、霸伯搏戎、霸伯作太庙祭器及倗伯盆等的发现,明确显示出霸伯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外交权利。加之其与北燕、晋、宜等姬姓国族联姻,凡此都说明以霸伯家族墓地为代表的族群是西周时期一个较为独立的国族——霸国。M1017出土青铜器绝大多数具铭,而且不乏长铭重器。霸伯盂所记为西周朝聘礼关乎穆王礼制改革,霸伯簋和霸伯山簋所记涉及西周盐政,霸伯方簋关乎周代祭祀,霸伯方簋和倗伯盆均有自铭关系到青铜器定名,史料价值都很高。总之,M1017出土青铜器铭文为西周政治制度和西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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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