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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19-05-21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徐昭峰(143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于孟洲 吴超明(163)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曹定云 刘一曼(193)

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广安市文管所 武胜县文管所(213)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南京博物院 徐州博物馆 邳州市博物馆(245)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刘 扬 侯亚梅(283)

《考古学报》2019年2期内容提要

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大连 116081)

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近年来文化编年才较完整地建立起来,这一编年体系的建立主要依据小珠山遗址和北吴屯遗址两个典型遗址。小珠山遗址排列出小珠山一期文化至小珠山五期文化的演变序列,北吴屯遗址排列出后洼下层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之间的演变及年代关系。最后整合出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分为7支存在发展序列的考古学文化。这7支考古学文化基本可分为黄渤海以北地区的压印纹系统、刻划纹系统、堆纹系统等平底罐文化系统和海岱区的三足器、袋足器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同文化区系的典型特征。在对这四种文化谱系进行具体分析基础上,对辽东半岛南端这四种文化谱系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交汇、冲突与融合及其背景进行归纳。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

于孟洲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 610064)

吴超明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 610074)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代表了四川盆地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学界对以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为代表的商时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归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这体现出四川盆地先秦时期文化序列研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仍未解决。鉴于以往对于“精品房阶段”遗存的研究多较笼统,特别是没有全面收集材料进行探讨,使得一些争议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本文在将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李家院子阶段出土陶器进行细致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精品房阶段遗存与三星堆文化和李家院子阶段遗存之间的文化面貌异同及年代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精品房阶段应归属十二桥文化最早期,与李家院子阶段前后相继,紧密相接。本文还对十二桥遗址12、13层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细致分组研究,表明这两层均含有精品房阶段和李家院子阶段遗存,有的陶器年代还晚至金沙遗址万博地点墓葬所代表的年代范围。如此,在十二桥文化分期研究上,十二桥遗址不具备典型性,十二桥文化的分期研究还应该在全面收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归纳分析。而且,本文将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划分为精品房和李家院子两个阶段,从更为细致的角度分析了三星堆文化对于十二桥文化影响的复杂层次,展现出十二桥文化对于三星堆文化因素的吸收、发展与变革特点。从本文对峡江地区精品房阶段遗存的分析看,渝东区与成都平原可以纳入同一文化范围,而鄂西区具有更多的自身特点,巫山区则体现出鄂西区和渝东区之间的过渡性特征。精品房阶段遗存的深入分析,对于准确把握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重大社会变革后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原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历史变迁、人群流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

——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曹定云 刘一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殷墟卜辞中有无名组卜辞与历组卜辞。按照传统的分期断代:无名组卜辞是康丁卜辞与武乙卜辞,产生在先;历组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产生在后。1977年后,李学勤提出并逐渐完善他的两系说,他认为:历组卜辞中的父丁是武丁,父乙是小乙,将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晚期和祖庚时代,从而引发了甲骨学界四十余年的大争论。争论开始不久,林沄加入其中,他同样提出两系说。林沄的两系说与李学勤的两系说大同小异:都主张将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晚期与祖庚时代,历组卜辞早于无名组卜辞;历组卜辞中的父乙类是武丁晚期卜辞,父丁类是祖庚卜辞。他们的观点与传统的分期断代正好相反。无名组卜辞与历组卜辞究竟谁早睡晚?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本文根据无名组卜辞字体,划分为五个类型;根据称谓,证明无名组卜辞是祖甲、康丁、武乙卜辞,有少量文丁卜辞。历组卜辞根据字体,可以分为父丁类与父乙类,父丁类是武乙卜辞,父乙类是文丁卜辞。尽管在武乙、文丁时期,两种卜辞曾同时共存;但从总体上看,无名组卜辞产生在先,历组卜辞产生于后,是有充分的卜辞内容证据和地层上的证据,无可动摇。更为重要的是,在历组祭祀卜辞中,“小乙——三且(祖)——父丁”祭祀次序的被发现,为这场“争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这里的父丁必是康丁,“两系说”不能成立。

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广安市文管所 武胜县文管所

2012年秋,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广安市武胜烈面镇沿江村苏家坝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报告报道其中汉代以前的早期遗存,包括A象限的第3、4层和灰坑32个、灰沟3条、墓葬5座。其中G2应非弃置生活垃圾的普通灰沟,而是与祭祀活动有关。M1、M2构筑方式特别,随葬品种类和组合与秦至汉初关中地区墓葬较为接近,墓主或是来自于关中地区的官吏或移民。依据地层关系、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陶系变化及器物组合,可将苏家坝遗址早期遗存分为五期六段,年代最早可至三星堆文化时期至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偏早阶段,下限至西汉早期。尽管中间尚有不少缺环,但这批资料可资认识嘉陵江中下游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初步构建区域年代序列。苏家坝遗址面积较大,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本次发掘点临河,应是遗址的外围。但本次发掘为进一步弄清楚苏家坝遗址的内涵、布局等奠定了基础。嘉陵江干流中下游区域是沟通峡江地区与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苏家坝遗址的发掘,是这一区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式发掘工作,填补了空白,对厘清峡江地区与成都平原之间较早时期相互影响的通道及相关细节、四川盆地文化格局的变迁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进一

步讨论的空间和条件。

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

南京博物院 徐州博物馆 邳州市博物馆

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西晋时期墓葬9座。由于其未被盗扰、破坏,形制结构、随葬品保存完好,是苏北地区西晋考古中重要的发现。该墓地墓葬分南北两排,皆为前后室墓,墓葬规模较大,个别墓葬前室有黑色影壁装饰,并有画像石。出土了鹦鹉螺耳杯、玻璃碗、贝类耳杯、金铛等其贵族身份的随葬品,显示墓地墓主人身份较高。出土随葬品中的青瓷盘口壶、青瓷鸡首壶、青瓷谷仓罐、青瓷辟邪水注等物,为西晋时期典型器物。墓葬中画像石的发现是东汉画像石的再利用。M8挡土墙青砖上的“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显示该墓地应是一处西晋时期下邳国的高级贵族家族墓地。该墓地的发掘,完整的反映了西晋时期此类墓葬随葬品的组合关系、摆放位置与墓葬的关系,对西晋时期丧葬制度与埋藏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随葬品中的鹦鹉螺杯与玻璃碗显示出了西晋时期的海上贸易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南方青瓷与北方酱釉瓷器的共出反映了西晋时期南方青瓷的北传,以及以南北

商品的流转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同时该墓地的发掘,对西晋下邳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刘 扬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 510275)

侯亚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在旧石器考古学中,打制实验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剥片实验作为打制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分析和重建史前石器技术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参考。本文对中国旧石器遗址中较常利用的石英岩这一非优质原料采用硬锤直接剥片法进行实验考古学研究,并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从破裂率、剥片类型以及完整石片、石核的技术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实验结果显示,18个剥片事件共获得剥片产品1688件,其中石片454件(27%),废石片1234件(73%)。分析表明,虽然数量上废片率较高,但重量上以石片为主(80%),表明石核大部分体积的改变都为剥片者所预期。破裂率为1.9,意味着平均每次有效打击都能产生预期的产品,但同时也会产生对等数量的废片。在≥10毫米的剥片产品中大部分具有石片特征,且其中75%为完整石片,石片特征在这些实验标本上表现较为明显。这些都表明硬锤直接剥片对石英岩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本实验初始石核断裂率为38%,而石核大小与剥片产品数量不具备线性相关。与其他研究者有关燧石和石英实验结果对比,揭示出同一剥片方法下,原料是影响剥片产品以及最终石核技术特征的重要原因。本实验结果还对探讨遗址性质以及人类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详实且重要的对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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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19-05-21

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徐昭峰(143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于孟洲 吴超明(163)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曹定云 刘一曼(193)

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广安市文管所 武胜县文管所(213)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南京博物院 徐州博物馆 邳州市博物馆(245)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刘 扬 侯亚梅(283)

《考古学报》2019年2期内容提要

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大连 116081)

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近年来文化编年才较完整地建立起来,这一编年体系的建立主要依据小珠山遗址和北吴屯遗址两个典型遗址。小珠山遗址排列出小珠山一期文化至小珠山五期文化的演变序列,北吴屯遗址排列出后洼下层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之间的演变及年代关系。最后整合出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分为7支存在发展序列的考古学文化。这7支考古学文化基本可分为黄渤海以北地区的压印纹系统、刻划纹系统、堆纹系统等平底罐文化系统和海岱区的三足器、袋足器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同文化区系的典型特征。在对这四种文化谱系进行具体分析基础上,对辽东半岛南端这四种文化谱系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交汇、冲突与融合及其背景进行归纳。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

于孟洲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 610064)

吴超明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 610074)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代表了四川盆地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学界对以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为代表的商时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归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这体现出四川盆地先秦时期文化序列研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仍未解决。鉴于以往对于“精品房阶段”遗存的研究多较笼统,特别是没有全面收集材料进行探讨,使得一些争议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本文在将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李家院子阶段出土陶器进行细致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精品房阶段遗存与三星堆文化和李家院子阶段遗存之间的文化面貌异同及年代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精品房阶段应归属十二桥文化最早期,与李家院子阶段前后相继,紧密相接。本文还对十二桥遗址12、13层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细致分组研究,表明这两层均含有精品房阶段和李家院子阶段遗存,有的陶器年代还晚至金沙遗址万博地点墓葬所代表的年代范围。如此,在十二桥文化分期研究上,十二桥遗址不具备典型性,十二桥文化的分期研究还应该在全面收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归纳分析。而且,本文将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划分为精品房和李家院子两个阶段,从更为细致的角度分析了三星堆文化对于十二桥文化影响的复杂层次,展现出十二桥文化对于三星堆文化因素的吸收、发展与变革特点。从本文对峡江地区精品房阶段遗存的分析看,渝东区与成都平原可以纳入同一文化范围,而鄂西区具有更多的自身特点,巫山区则体现出鄂西区和渝东区之间的过渡性特征。精品房阶段遗存的深入分析,对于准确把握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重大社会变革后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原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历史变迁、人群流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

——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曹定云 刘一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殷墟卜辞中有无名组卜辞与历组卜辞。按照传统的分期断代:无名组卜辞是康丁卜辞与武乙卜辞,产生在先;历组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产生在后。1977年后,李学勤提出并逐渐完善他的两系说,他认为:历组卜辞中的父丁是武丁,父乙是小乙,将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晚期和祖庚时代,从而引发了甲骨学界四十余年的大争论。争论开始不久,林沄加入其中,他同样提出两系说。林沄的两系说与李学勤的两系说大同小异:都主张将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晚期与祖庚时代,历组卜辞早于无名组卜辞;历组卜辞中的父乙类是武丁晚期卜辞,父丁类是祖庚卜辞。他们的观点与传统的分期断代正好相反。无名组卜辞与历组卜辞究竟谁早睡晚?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本文根据无名组卜辞字体,划分为五个类型;根据称谓,证明无名组卜辞是祖甲、康丁、武乙卜辞,有少量文丁卜辞。历组卜辞根据字体,可以分为父丁类与父乙类,父丁类是武乙卜辞,父乙类是文丁卜辞。尽管在武乙、文丁时期,两种卜辞曾同时共存;但从总体上看,无名组卜辞产生在先,历组卜辞产生于后,是有充分的卜辞内容证据和地层上的证据,无可动摇。更为重要的是,在历组祭祀卜辞中,“小乙——三且(祖)——父丁”祭祀次序的被发现,为这场“争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这里的父丁必是康丁,“两系说”不能成立。

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广安市文管所 武胜县文管所

2012年秋,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广安市武胜烈面镇沿江村苏家坝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报告报道其中汉代以前的早期遗存,包括A象限的第3、4层和灰坑32个、灰沟3条、墓葬5座。其中G2应非弃置生活垃圾的普通灰沟,而是与祭祀活动有关。M1、M2构筑方式特别,随葬品种类和组合与秦至汉初关中地区墓葬较为接近,墓主或是来自于关中地区的官吏或移民。依据地层关系、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陶系变化及器物组合,可将苏家坝遗址早期遗存分为五期六段,年代最早可至三星堆文化时期至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偏早阶段,下限至西汉早期。尽管中间尚有不少缺环,但这批资料可资认识嘉陵江中下游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初步构建区域年代序列。苏家坝遗址面积较大,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本次发掘点临河,应是遗址的外围。但本次发掘为进一步弄清楚苏家坝遗址的内涵、布局等奠定了基础。嘉陵江干流中下游区域是沟通峡江地区与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苏家坝遗址的发掘,是这一区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式发掘工作,填补了空白,对厘清峡江地区与成都平原之间较早时期相互影响的通道及相关细节、四川盆地文化格局的变迁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进一

步讨论的空间和条件。

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

南京博物院 徐州博物馆 邳州市博物馆

煎药庙西晋墓地发掘西晋时期墓葬9座。由于其未被盗扰、破坏,形制结构、随葬品保存完好,是苏北地区西晋考古中重要的发现。该墓地墓葬分南北两排,皆为前后室墓,墓葬规模较大,个别墓葬前室有黑色影壁装饰,并有画像石。出土了鹦鹉螺耳杯、玻璃碗、贝类耳杯、金铛等其贵族身份的随葬品,显示墓地墓主人身份较高。出土随葬品中的青瓷盘口壶、青瓷鸡首壶、青瓷谷仓罐、青瓷辟邪水注等物,为西晋时期典型器物。墓葬中画像石的发现是东汉画像石的再利用。M8挡土墙青砖上的“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显示该墓地应是一处西晋时期下邳国的高级贵族家族墓地。该墓地的发掘,完整的反映了西晋时期此类墓葬随葬品的组合关系、摆放位置与墓葬的关系,对西晋时期丧葬制度与埋藏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随葬品中的鹦鹉螺杯与玻璃碗显示出了西晋时期的海上贸易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南方青瓷与北方酱釉瓷器的共出反映了西晋时期南方青瓷的北传,以及以南北

商品的流转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同时该墓地的发掘,对西晋下邳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刘 扬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 510275)

侯亚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在旧石器考古学中,打制实验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剥片实验作为打制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分析和重建史前石器技术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参考。本文对中国旧石器遗址中较常利用的石英岩这一非优质原料采用硬锤直接剥片法进行实验考古学研究,并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从破裂率、剥片类型以及完整石片、石核的技术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实验结果显示,18个剥片事件共获得剥片产品1688件,其中石片454件(27%),废石片1234件(73%)。分析表明,虽然数量上废片率较高,但重量上以石片为主(80%),表明石核大部分体积的改变都为剥片者所预期。破裂率为1.9,意味着平均每次有效打击都能产生预期的产品,但同时也会产生对等数量的废片。在≥10毫米的剥片产品中大部分具有石片特征,且其中75%为完整石片,石片特征在这些实验标本上表现较为明显。这些都表明硬锤直接剥片对石英岩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本实验初始石核断裂率为38%,而石核大小与剥片产品数量不具备线性相关。与其他研究者有关燧石和石英实验结果对比,揭示出同一剥片方法下,原料是影响剥片产品以及最终石核技术特征的重要原因。本实验结果还对探讨遗址性质以及人类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详实且重要的对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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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