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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20-08-27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戴向明

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杨 勇

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董新林

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五四号墓发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

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本文将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大阶段。一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人类基本社群单位从接近动物的原始群发展到血缘界限和婚配关系越来越清楚的血亲家族。二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中原为例,包括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南、北农业逐渐发展成熟,稳定的定居村落出现,氏族组织形成,后期发展出规模较大的胞族乃至部落社会,但尚无明显的等级分化。三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以中原为例,包括仰韶中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在各主要文化区内农业进一步发展并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社会组织形成,社会群体内外的等级分化日趋显著,各文化区表现出程度不同、方式多样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自公元前3000年稍早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之间,在各主要文化区内先后出现了一些规模特大的“超级聚落”,其中几个依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为早期国家,最早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到龙山时代有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石峁,然后是位居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本文重点讲述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并试图概括出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与发展模式。

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

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本文所论古代中国西南主要指战国秦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一带,即历史上的西南夷地区。由于地处边陲,所在区域又是古代亚洲东南部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和族群迁徙走廊,因此对西南夷的考古研究除了应关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同内地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互动和融合外,还需多着眼其与域外的各种往来及联系。东南亚作为一个现代地理区域,其大陆部分与中国西南接壤,又有多条大河的沟通,所以彼此很早便有了文化上的联系。在东南亚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中,常见与西南夷地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其中两地出土青铜器所体现出来的诸多共性及联系,尤为显著且引人关注。这些共性和联系的产生,有些可能是共同的文化渊源或相近的文化传统及习俗使然,但也有很多是由地区或族群间的各种往来和交流造成,此外族群迁徙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加强这方面的考察,不但可深化和拓展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上亚洲东南部的族群关系、族群迁徙及各地间的交通往来情况,对认识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等也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将分门别类对相关青铜器及其反映的问题进行考察和讨论,并从青铜技术和青铜艺术的角度展开研究。

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

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辽祖陵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其营建规制是辽代具有开创意义的帝陵制度。本文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辽祖陵陵寝制度。辽祖陵是辽太祖驾崩后选定的佳地,其选址规划基于堪舆思想,带有明显政治性和礼制观念。其以自然山脊为陵墙,平面呈椭圆形,仅设一个陵门的陵园制度独居特色;连同奉陵邑制度、陪葬墓制度、陵园外祭祀建筑、曲尺形神道两侧设碑楼和祭殿等共同构成其陵寝之地上建筑设施。辽祖陵玄宫“凿山为藏”,大体位于陵园中央,玄宫外有封土丘等,反映出其玄宫制度的特点。辽祖陵主要承继了唐代陵寝制度的规制, 反映出契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传统的尊崇和效仿;同时又多有创新,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文化认同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百五十四号墓葬发掘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

  成都双元村墓地共发掘清理东周墓葬二百七十座,是目前四川地区一次性揭露面积最大、发掘数量最多、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东周墓地。墓地发掘Ⅰ、Ⅱ区墓葬分布各有规律,墓地年代大约从西周末期至战国中期。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或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依据葬具可分为船棺墓、木椁墓以及无葬具土坑墓。根据墓坑大小及随葬品多寡可将这批墓葬分为四个等级。一百五十四号墓葬是其中形制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葬具为船棺,带腰坑,是双元村墓地唯一一座带腰坑的墓葬。共出土陶器、铜器、锡器、骨器、石器、漆木竹器等各类随葬品一百四十七件。陶器有簋、罐、釜、尖底盏、器盖、小罐饰等。铜器有鼎、尊缶、甗、匜、盆、戈、凿、削刀、镜、圆牌饰、带钩、“S”形构件、印章、铜构件等。漆木器有耳杯、双连耳杯、双连杯豆、床、瑟、盒、器柄、器盖、戈柲、木钉、蝉饰、竹篓等。M154的埋葬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阶段。墓主为三十岁左右的成年女性,身高不超过一百五十六厘米,系古蜀国高级贵族或开明氏某一系的上层人物。双元村M154墓葬等级高、随葬品及文化因素丰富,对完善巴蜀东周墓葬的编年体系具有标尺性作用,同时也对探讨开明氏蜀国的文化交流、葬制礼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本文主要报告2013至2016年吐峪沟石窟沟西区中部高台窟群前后4次的发掘成果。沟西区中部高台为一处位置独立的佛教窟院遗址,遗址类型包括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禅窟、功能不明的长方形洞窟及其他类型洞窟、大型佛龛和窟前佛塔等。出土遗物包括大量壁画残块,塑像残块,汉文、回鹘文、婆罗谜文、粟特文、藏文、蒙文写本或刻本佛经及世俗文书,墨书汉文、回鹘文木签,绢画,纺织品,陶瓷器,木器,铜器,铁器,石器和动、植物遗存。本文集中报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座塔庙窟、2座僧房窟、1座禅窟、1座佛塔、1处窟前广场和1处登山踏道。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遗址先后经历了至少两期营建工程,第一期为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前期的麴氏高昌国时期,第二期为10世纪后期至14世纪后期的高昌回鹘时期。此次发掘成果为探讨吐峪沟佛教石窟寺院形制布局演变、洞窟类型与组合、壁画题材布局、遗址分期提供了新材料,为构建高昌石窟寺的分期序列与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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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20-08-27

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戴向明

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杨 勇

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董新林

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五四号墓发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

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本文将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大阶段。一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人类基本社群单位从接近动物的原始群发展到血缘界限和婚配关系越来越清楚的血亲家族。二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中原为例,包括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南、北农业逐渐发展成熟,稳定的定居村落出现,氏族组织形成,后期发展出规模较大的胞族乃至部落社会,但尚无明显的等级分化。三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以中原为例,包括仰韶中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在各主要文化区内农业进一步发展并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社会组织形成,社会群体内外的等级分化日趋显著,各文化区表现出程度不同、方式多样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自公元前3000年稍早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之间,在各主要文化区内先后出现了一些规模特大的“超级聚落”,其中几个依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为早期国家,最早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到龙山时代有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石峁,然后是位居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本文重点讲述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并试图概括出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与发展模式。

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

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本文所论古代中国西南主要指战国秦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一带,即历史上的西南夷地区。由于地处边陲,所在区域又是古代亚洲东南部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和族群迁徙走廊,因此对西南夷的考古研究除了应关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同内地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互动和融合外,还需多着眼其与域外的各种往来及联系。东南亚作为一个现代地理区域,其大陆部分与中国西南接壤,又有多条大河的沟通,所以彼此很早便有了文化上的联系。在东南亚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中,常见与西南夷地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其中两地出土青铜器所体现出来的诸多共性及联系,尤为显著且引人关注。这些共性和联系的产生,有些可能是共同的文化渊源或相近的文化传统及习俗使然,但也有很多是由地区或族群间的各种往来和交流造成,此外族群迁徙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加强这方面的考察,不但可深化和拓展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上亚洲东南部的族群关系、族群迁徙及各地间的交通往来情况,对认识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等也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将分门别类对相关青铜器及其反映的问题进行考察和讨论,并从青铜技术和青铜艺术的角度展开研究。

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

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辽祖陵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其营建规制是辽代具有开创意义的帝陵制度。本文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辽祖陵陵寝制度。辽祖陵是辽太祖驾崩后选定的佳地,其选址规划基于堪舆思想,带有明显政治性和礼制观念。其以自然山脊为陵墙,平面呈椭圆形,仅设一个陵门的陵园制度独居特色;连同奉陵邑制度、陪葬墓制度、陵园外祭祀建筑、曲尺形神道两侧设碑楼和祭殿等共同构成其陵寝之地上建筑设施。辽祖陵玄宫“凿山为藏”,大体位于陵园中央,玄宫外有封土丘等,反映出其玄宫制度的特点。辽祖陵主要承继了唐代陵寝制度的规制, 反映出契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传统的尊崇和效仿;同时又多有创新,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文化认同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百五十四号墓葬发掘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

  成都双元村墓地共发掘清理东周墓葬二百七十座,是目前四川地区一次性揭露面积最大、发掘数量最多、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东周墓地。墓地发掘Ⅰ、Ⅱ区墓葬分布各有规律,墓地年代大约从西周末期至战国中期。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或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依据葬具可分为船棺墓、木椁墓以及无葬具土坑墓。根据墓坑大小及随葬品多寡可将这批墓葬分为四个等级。一百五十四号墓葬是其中形制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葬具为船棺,带腰坑,是双元村墓地唯一一座带腰坑的墓葬。共出土陶器、铜器、锡器、骨器、石器、漆木竹器等各类随葬品一百四十七件。陶器有簋、罐、釜、尖底盏、器盖、小罐饰等。铜器有鼎、尊缶、甗、匜、盆、戈、凿、削刀、镜、圆牌饰、带钩、“S”形构件、印章、铜构件等。漆木器有耳杯、双连耳杯、双连杯豆、床、瑟、盒、器柄、器盖、戈柲、木钉、蝉饰、竹篓等。M154的埋葬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阶段。墓主为三十岁左右的成年女性,身高不超过一百五十六厘米,系古蜀国高级贵族或开明氏某一系的上层人物。双元村M154墓葬等级高、随葬品及文化因素丰富,对完善巴蜀东周墓葬的编年体系具有标尺性作用,同时也对探讨开明氏蜀国的文化交流、葬制礼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本文主要报告2013至2016年吐峪沟石窟沟西区中部高台窟群前后4次的发掘成果。沟西区中部高台为一处位置独立的佛教窟院遗址,遗址类型包括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禅窟、功能不明的长方形洞窟及其他类型洞窟、大型佛龛和窟前佛塔等。出土遗物包括大量壁画残块,塑像残块,汉文、回鹘文、婆罗谜文、粟特文、藏文、蒙文写本或刻本佛经及世俗文书,墨书汉文、回鹘文木签,绢画,纺织品,陶瓷器,木器,铜器,铁器,石器和动、植物遗存。本文集中报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座塔庙窟、2座僧房窟、1座禅窟、1座佛塔、1处窟前广场和1处登山踏道。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遗址先后经历了至少两期营建工程,第一期为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前期的麴氏高昌国时期,第二期为10世纪后期至14世纪后期的高昌回鹘时期。此次发掘成果为探讨吐峪沟佛教石窟寺院形制布局演变、洞窟类型与组合、壁画题材布局、遗址分期提供了新材料,为构建高昌石窟寺的分期序列与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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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