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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

发布时间:2005-12-20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刘 绪

 

    《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横岭山)共收录2000年发掘的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全书分上、下篇和附录三部分,上篇是对墓葬发掘资料的介绍;下篇是相关研究文章;附录是相关检测报告。仅上篇计有插图715幅;彩色与黑白图版76版438幅;附表9份,还有内含5000余幅图片的光盘1张。全书计160余万字。

    近十多年来,墓葬方面的发掘报告出版不少,然而属上乘之作的并不多,《横岭山》实属其中之一,该书有些方面的创新,在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上开创了新的天地,很值得称颂。

首先是报告编写体例科学合理,资料发布完整

    如何编写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界没有定规。对于数量不多的墓葬资料来说,多采用各墓逐一介绍的体例。但就一批数量较多,年代跨度较长的墓葬资料而言,极少采用此法,最常见的编写体例不外两种,一是以期别为纲,以墓葬各方面为目分项介绍;一是径直以墓葬各项为纲,逐项概括介绍,最后予以分期。这两种写法都是分项概括,其优点是总结了墓葬各方面的特征,便于读者对墓葬各方面的总体了解。其弊端是由于将每座完整的墓葬肢解归类,缺少对各墓个案现象的介绍,因而无法使读者把握和复原各墓的真实情况,以致无法从中提取更多的信息,探讨更多的问题。有的墓葬发掘报告可能意识到了这种弊端,故在分项概括介绍之后,专辟“墓葬举例”一章,有选择地介绍一部分墓葬;或者在报告之末附墓葬登记表,对各墓给以简要说明算是“全面”交代。横岭山墓地共发掘商周时期墓葬302座,数量不可谓少,然《横岭山》报告的编写并未完全拘泥于通常的体例,而是有所汲取和提高。

    该报告上篇是报告的主体,其中第二章是墓葬综述,第三章是墓葬分述。综述一章实际是按通常报告的体例,对墓葬各方面逐项概括介绍,并分期断代;分述一章则按期别从早到晚对各墓逐一介绍。两者结合,资料发表非常全面和完整。这样既有对墓葬各方面的总体概括,又有对每座墓葬的详细介绍。读者既可很快了解墓葬的各方面特征,又可根据各墓的详细资料自己去总结、去发现、去探讨诸多问题,避免了因资料不完整带来的弊端和由此产生的无限遗憾。

    为使读者查阅方便,报告还在墓葬分述的开始,列出墓葬登记表。表中依墓号为序,分别列出各墓所在探方、出土物名称与型式、所属期别及在报告中的页码。我以为这种编写体例是科学合理的,是编写墓葬发掘报告最理想的选择,应该予以提倡。

其次是报告内容客观翔实,细致可靠

    对所获资料作客观准确报道是考古发掘报告应遵守的第一规则,《横岭山》在这方面也是做得最好的。除最基本的内容外,对一些不易判断是否与墓葬有关的现象,或者通常不被考古报告关注的现象该报告都未放弃,均作了客观介绍。

    在横岭山墓地中,有些现象难于判断,这需要发掘者与整理者细心地处理和对待。比如横岭山墓葬的随葬品往往被打碎葬入,即所谓“碎物葬”。此种葬法在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比较常见,在中原地区如二里头文化墓葬中也能见到。这些被打碎的器物多数情况是葬于墓主尸体附近,与其他随葬品放在一起。而在横岭山墓葬中有相当一部分葬于填土内,甚至同一个体的碎片既见于此墓,又见于彼墓或其他层位中。对于填土中的残破器物,是否属于随葬品,有时确实难以判断,目前在考古界通常按早期混入物处理,故在绝大部分考古报告中不予介绍。《横岭山》报告则非常慎重,除出于填土中的被确定为随葬品的器物作了介绍外,还对出于填土中的疑是随葬品和可能不属随葬品的破碎器物依据七种情况有选择作了介绍,当然包括它们的出土位置,拼对状况等。并用特定符合对这些被推断为属随葬品、属疑是随葬品和不属随葬品的器物给予标识,虽包含有个人判断,但为了保证客观,介绍时则遵守实际,分别如实说明。这种做法至少有两方面的学术意义,其一,墓葬填土中有意放置器物的现象并不鲜见,当我们无法确知是否为葬品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能轻易排除。人们的认识往往随着事物的发展不断提高和深化,原本存在而以往或现下未能认识到的并不等于不存在,随着资料的增加,研究水平的提高,它终究会被认识到。为避免日后追悔莫及,暂且信其有而不予排除乃明智之举。著名的妇好墓填土中出有一件破碎但可复原的陶爵,距墓口仅一米(该墓深7.5米)。众所周知,妇好墓的时代学界存在分歧,根据都是墓内所出铜器及其铭文,实际这件填土中的陶爵也是重要的证据。因为该墓填土中在该爵之下还分层放置了不少其他器物,此爵属随葬品无疑。假如将此爵从葬品中排除,那便失掉了这一重要证据。其二,出在墓葬填土中的器物具有层位关系上的意义。它若非随葬品,那就是早于墓葬或与墓葬同时的遗物,是我们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的重要依据,夏鼐先生当年在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两块半山类型陶片的贡献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时,它的存在还表明在该墓地或其附近有更早或与墓葬同时的文化遗存,需要进一步探寻,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横岭山墓地附近很可能就有同时或稍早的居住遗存。

再次是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细致认真,严谨务实

    为了使读者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报告的文字表述,作者在适当的地方作了专门说明。比如对陶器、原始瓷器特征的描述,何谓缘,何谓唇;何谓折沿,何谓卷沿;何谓肩,何谓腹,等等,一一交代清楚。又如墓葬剖面侧视图表现的是什么;区分硬陶与软陶的烧成温度是多少;器物口径与足径度量的部位是何处。这种做法在绝大多数考古报告中也是看不到的,各报告都是按作者各自的理解去表述,至于读者如何理解是另外的事。由于考古界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因此,不同报告中相同的表述未必意思相同,特征相同,若无详细说明,读者的理解很可能与报告本意不符甚或相反。《横岭山》报告的作者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能想读者所想,避免产生讹误。此举看似简单,然事关重大,这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

    报告对材料的介绍,尽可能细致详尽。如对填土中的残破器物,除描述其特征外,还介绍了该器共有多少片,它们分别出自那些单位,大致残缺多少等内容。比如被归入M039填土随葬品的一件陶瓮,报告说是由该墓“填土中出土20片口沿及腹部残片,M040填土中出土6片、T0304①出土30多片残片”复原而成,“腹部残缺一半”。这些详细介绍的意义,第一,它说明这几个同出一器的单位关系密切,或许是研究墓葬分期、布局的重要依据。第二,同一器物打碎不全部葬入墓中应是当时一种葬俗,在区分文化性质时或有意义,因类似的现象他地也有发现。当然,填土中和地层中陶片可拼合的现象也与墓葬遭受破坏有关。

    报告的下篇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作者试图通过其他手段提取更多的信息。这也是考古报告必不可少的内容。

    最后应强调的是报告图像资料精美丰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中的图像,包括线图、拓本、照片,绘制与印刷都较精细,且采用大比例,效果良好。二是所附内含5000多幅图片的光盘,向学界提供了更多形象的资料。由于“考古发掘报告配备此种内容的光盘,至少在国内尚属首例”,故此举实有开创之功,为今后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树立了榜样。

    横岭山商周墓地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发掘获取到2005年出版面世,历时5年。在这期间,除考古工作者本身的工作,如发掘、整理、编写外,还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专家参与相关方面的测试与研究,比较而言是属于进展快的,在考古界能达到此等效率者,也很少见,同样值得学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定价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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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

发布时间:2005-12-20

 

    《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横岭山)共收录2000年发掘的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全书分上、下篇和附录三部分,上篇是对墓葬发掘资料的介绍;下篇是相关研究文章;附录是相关检测报告。仅上篇计有插图715幅;彩色与黑白图版76版438幅;附表9份,还有内含5000余幅图片的光盘1张。全书计160余万字。

    近十多年来,墓葬方面的发掘报告出版不少,然而属上乘之作的并不多,《横岭山》实属其中之一,该书有些方面的创新,在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上开创了新的天地,很值得称颂。

首先是报告编写体例科学合理,资料发布完整

    如何编写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界没有定规。对于数量不多的墓葬资料来说,多采用各墓逐一介绍的体例。但就一批数量较多,年代跨度较长的墓葬资料而言,极少采用此法,最常见的编写体例不外两种,一是以期别为纲,以墓葬各方面为目分项介绍;一是径直以墓葬各项为纲,逐项概括介绍,最后予以分期。这两种写法都是分项概括,其优点是总结了墓葬各方面的特征,便于读者对墓葬各方面的总体了解。其弊端是由于将每座完整的墓葬肢解归类,缺少对各墓个案现象的介绍,因而无法使读者把握和复原各墓的真实情况,以致无法从中提取更多的信息,探讨更多的问题。有的墓葬发掘报告可能意识到了这种弊端,故在分项概括介绍之后,专辟“墓葬举例”一章,有选择地介绍一部分墓葬;或者在报告之末附墓葬登记表,对各墓给以简要说明算是“全面”交代。横岭山墓地共发掘商周时期墓葬302座,数量不可谓少,然《横岭山》报告的编写并未完全拘泥于通常的体例,而是有所汲取和提高。

    该报告上篇是报告的主体,其中第二章是墓葬综述,第三章是墓葬分述。综述一章实际是按通常报告的体例,对墓葬各方面逐项概括介绍,并分期断代;分述一章则按期别从早到晚对各墓逐一介绍。两者结合,资料发表非常全面和完整。这样既有对墓葬各方面的总体概括,又有对每座墓葬的详细介绍。读者既可很快了解墓葬的各方面特征,又可根据各墓的详细资料自己去总结、去发现、去探讨诸多问题,避免了因资料不完整带来的弊端和由此产生的无限遗憾。

    为使读者查阅方便,报告还在墓葬分述的开始,列出墓葬登记表。表中依墓号为序,分别列出各墓所在探方、出土物名称与型式、所属期别及在报告中的页码。我以为这种编写体例是科学合理的,是编写墓葬发掘报告最理想的选择,应该予以提倡。

其次是报告内容客观翔实,细致可靠

    对所获资料作客观准确报道是考古发掘报告应遵守的第一规则,《横岭山》在这方面也是做得最好的。除最基本的内容外,对一些不易判断是否与墓葬有关的现象,或者通常不被考古报告关注的现象该报告都未放弃,均作了客观介绍。

    在横岭山墓地中,有些现象难于判断,这需要发掘者与整理者细心地处理和对待。比如横岭山墓葬的随葬品往往被打碎葬入,即所谓“碎物葬”。此种葬法在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比较常见,在中原地区如二里头文化墓葬中也能见到。这些被打碎的器物多数情况是葬于墓主尸体附近,与其他随葬品放在一起。而在横岭山墓葬中有相当一部分葬于填土内,甚至同一个体的碎片既见于此墓,又见于彼墓或其他层位中。对于填土中的残破器物,是否属于随葬品,有时确实难以判断,目前在考古界通常按早期混入物处理,故在绝大部分考古报告中不予介绍。《横岭山》报告则非常慎重,除出于填土中的被确定为随葬品的器物作了介绍外,还对出于填土中的疑是随葬品和可能不属随葬品的破碎器物依据七种情况有选择作了介绍,当然包括它们的出土位置,拼对状况等。并用特定符合对这些被推断为属随葬品、属疑是随葬品和不属随葬品的器物给予标识,虽包含有个人判断,但为了保证客观,介绍时则遵守实际,分别如实说明。这种做法至少有两方面的学术意义,其一,墓葬填土中有意放置器物的现象并不鲜见,当我们无法确知是否为葬品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能轻易排除。人们的认识往往随着事物的发展不断提高和深化,原本存在而以往或现下未能认识到的并不等于不存在,随着资料的增加,研究水平的提高,它终究会被认识到。为避免日后追悔莫及,暂且信其有而不予排除乃明智之举。著名的妇好墓填土中出有一件破碎但可复原的陶爵,距墓口仅一米(该墓深7.5米)。众所周知,妇好墓的时代学界存在分歧,根据都是墓内所出铜器及其铭文,实际这件填土中的陶爵也是重要的证据。因为该墓填土中在该爵之下还分层放置了不少其他器物,此爵属随葬品无疑。假如将此爵从葬品中排除,那便失掉了这一重要证据。其二,出在墓葬填土中的器物具有层位关系上的意义。它若非随葬品,那就是早于墓葬或与墓葬同时的遗物,是我们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的重要依据,夏鼐先生当年在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两块半山类型陶片的贡献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时,它的存在还表明在该墓地或其附近有更早或与墓葬同时的文化遗存,需要进一步探寻,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横岭山墓地附近很可能就有同时或稍早的居住遗存。

再次是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细致认真,严谨务实

    为了使读者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报告的文字表述,作者在适当的地方作了专门说明。比如对陶器、原始瓷器特征的描述,何谓缘,何谓唇;何谓折沿,何谓卷沿;何谓肩,何谓腹,等等,一一交代清楚。又如墓葬剖面侧视图表现的是什么;区分硬陶与软陶的烧成温度是多少;器物口径与足径度量的部位是何处。这种做法在绝大多数考古报告中也是看不到的,各报告都是按作者各自的理解去表述,至于读者如何理解是另外的事。由于考古界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因此,不同报告中相同的表述未必意思相同,特征相同,若无详细说明,读者的理解很可能与报告本意不符甚或相反。《横岭山》报告的作者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能想读者所想,避免产生讹误。此举看似简单,然事关重大,这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

    报告对材料的介绍,尽可能细致详尽。如对填土中的残破器物,除描述其特征外,还介绍了该器共有多少片,它们分别出自那些单位,大致残缺多少等内容。比如被归入M039填土随葬品的一件陶瓮,报告说是由该墓“填土中出土20片口沿及腹部残片,M040填土中出土6片、T0304①出土30多片残片”复原而成,“腹部残缺一半”。这些详细介绍的意义,第一,它说明这几个同出一器的单位关系密切,或许是研究墓葬分期、布局的重要依据。第二,同一器物打碎不全部葬入墓中应是当时一种葬俗,在区分文化性质时或有意义,因类似的现象他地也有发现。当然,填土中和地层中陶片可拼合的现象也与墓葬遭受破坏有关。

    报告的下篇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作者试图通过其他手段提取更多的信息。这也是考古报告必不可少的内容。

    最后应强调的是报告图像资料精美丰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中的图像,包括线图、拓本、照片,绘制与印刷都较精细,且采用大比例,效果良好。二是所附内含5000多幅图片的光盘,向学界提供了更多形象的资料。由于“考古发掘报告配备此种内容的光盘,至少在国内尚属首例”,故此举实有开创之功,为今后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树立了榜样。

    横岭山商周墓地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发掘获取到2005年出版面世,历时5年。在这期间,除考古工作者本身的工作,如发掘、整理、编写外,还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专家参与相关方面的测试与研究,比较而言是属于进展快的,在考古界能达到此等效率者,也很少见,同样值得学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定价480元)

 

作者:刘 绪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