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寻根之路——读朱乃诚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随想
一个人会常常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回首有助于确定人生目标，校正前行的方向。一族人一群人也会回首从前，反思成败，鼓舞精神。考古人近些年也在频频回首，回首走过的中国古代文明寻根之路，我们一代代在追踪，在探寻。这是一个世纪梦想，我们常常回首，常常瞻望，回首走过的路途，瞻望未来的景象。
最近读到朱乃诚先生的新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知道他做的便是这样一件回首的事情，他对中国学者的古代中国文明寻根之路，勾勒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还有许多细微的情节。以个人之力，做这件大事，当然不会是轻而易举，所费心力之巨，可想而知。翻读本书，有不少收益，也有许多的感受。
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为了探寻古代中国文明之源，中国的考古人做了些什么？收获怎样？还有些什么迷惘？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里，我们可以读到相关的答案。
在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致是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的。那时郭沫若先生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蓝本，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１９３０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２０年代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是考古人探索中国文明源头的起点。这正如徐苹芳先生所说，“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５０年代李济先生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梁思永先生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明确指出龙山文化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１９５９年徐旭生先生倡导开始夏文化的探索，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考古人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有了实质性进展。又过了２０年，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１９８３年夏鼐先生在日本作“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学术演讲，后来演讲结集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夏鼐先生阐释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明确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空范围。
到１９８６年以后，中原地区、辽西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江汉地区及陇东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开拓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视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
从此以后，考古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基本上是在夏鼐和苏秉琦先生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展开的。与此同时，年轻学人还引进了现代西方探索文明起源的成果，希望在理论层面上有所建构。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著，切入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各有所长。许多学者通过对马列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在演讲中提出了“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开始冶炼金属。他特别强调，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这样一来，许多学者尽心文明标志的讨论，希望通过在考古中寻找这些物化标志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时空界标。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明确的标志，要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诸多问题，也未必那么轻而易举，许多的争论也由此引发出来的。其实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总体标志问题，西方学者从１９世纪争论到２０世纪，到如今也未见统一。
文字标志论流行最广，有代表性的主张者是摩尔根和泰勒。城市标志论的主张者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他的《城市革命》论证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国家标志论由马克思理论奠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马恩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当然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３０００年的历史过程，文字与成熟文字之间的界线实难准确把握。对于城市标志论，也有人质疑，象古埃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城市未必一定是文明起源的象征。国家是文明的标志的学说，更具有确定性，国家可以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点。国家形成是一个易于认识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历史学上准确把握。
在寻根过程中，比较研究也是很时尚的方法。一些学者将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进行比较，了解彼此的异同，与各种模式比对。也有学者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和酋邦等概念，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有了这样的一些理论依据，根据积累的丰富的考古材料，学者们努力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和模式等，许多的论著展现了不同的视角，得出了并不一致的结论。有人通过研究文明因素如文字、城址、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等文化因素，来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的动态过程。有人着重通过私有制、阶级、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的起源，来探索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有人着重探索原生文明、次生文明形态和区域文明化进程等，探求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有人由农耕文化发展、环境变化、洪水治理、战争与祭祀方式等，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还有人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进行文献与考古学整合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有不同的解说，一说是在距今不足４０００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一说是在４０００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一说是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一说是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各说都有强调的重点。不过彼此的距离显得太大了一些，２０００多年时间的差距，还得用相当多的努力来弥合。
虽然分歧明显，但收获也不少。不同角度的研究开阔了视野，通过比较研究，对中国早期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有所把握。除了理论层面的理解，更重要的收获是实践性的，这也是考古人最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考古陆续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将古代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也有可能是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对几个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较优越的区域，特别是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对陶寺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作用，都有了相近的认识。学者们确认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确认中国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
应当说，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有一些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更没有一致的答案。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标其实还有不明确的地方，有的目标有些游移不定。如我们找到了不少早期城市遗址，但这些城市的面目并不清晰，它的内涵基本空缺，功能自然也不明了。又如文字，我们也只探明了成熟的商代甲骨文，关于它的源头，它的发展过程，至今我们也还只是处在猜测的层面上。至于早期国家形式，我们也依然是不可望亦不可及，三皇也罢，五帝也罢，我们至今也只是捕风捉影，踪迹不寻。
在那些关键环节所下的结论并不十分完善，可能远没有到达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迷惑在自己布下的迷雾中，却以为成功地到达了彼岸。有学者注意到，传统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影响至深，西方学者也以为史学导向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存在弊端，当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一旦确立便认为研究目标已经达到， 不再进一步提出问题。田野考古学将会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崭新的见解，并成为历史新知的丰富源泉。考古人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当然考古学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不要以为考古人是万能的。有学者指出，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重要，文明形成的研究涉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秦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不仅是考古学的研究，还涉及到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这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还应该加大关于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研究力度。
西方人类学理论不能完全照搬，中国史学传统也未可全部否定。也许一些考古人不大愿意在史学家或是人类学家的指引下去餐风宿露，但是如果三头并进，互为借鉴，殊途同归，未必不是一个好主意。
朱乃诚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对考古人近１００年的寻根之路，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与评论，当然要求事事都有精准的评论是不现实的。我们并没有找到我们想要寻找的中国文明形成的源头，考古人前面的寻根之路还有很长很长，不要想像着会有捷径，也不要期求突然的柳暗花明。但考古人心里依然会是热烈的期待，付出的依然会是不懈的努力。
（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出版，定价３３．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