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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都山墓地》

发布时间:2007-11-19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内容提要

    1985~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考古队以冀北山地东周时期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主要内涵特征之一的文化遗存为研究课题,在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主动开展了考古调查,并带着问题和目标,有计划、科学地发掘了葫芦沟、西梁垙和玉皇庙三处墓地。共发掘到属于东周时期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玉皇庙文化墓葬594座,出土各类富有特色的大小件文物6万余件。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共400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其年代上限约当春秋早期,下限约当春秋晚期;葫芦沟和西梁垙两处墓地的规模较小一些,在葫芦沟墓地共发掘属于东周时期玉皇庙文化墓葬153座,其年代上限约当春秋中晚期,下限约当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早期;在西梁垙墓地共发掘属于东周时期玉皇庙文化墓葬41座,其年代上限约当春秋中期至中晚期,下限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本书全面介绍了军都山这三处墓地此次发掘所获的全部考古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
    从保存状况看,玉皇庙墓地相对较好,大多数墓葬保存完整,因此所获资料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该墓地不但有一批规格级别较高的大、中型墓葬、有一整套独具特征的埋葬制度、殉牲制度和器类组合制度,而且在北、南两大墓区交接地带,还发现有可以区分其年代早、晚的两种地层关系,从而为解决该墓地和这支文化的断代分期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地层依据。以此为基础,又发现了玉皇庙器物群(包括陶器、青铜马衔、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削刀、青铜锛、凿、青铜锥(针)管具、青铜带钩、青铜牌饰等器物)具有早、晚同步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点,这不仅在军都山3处墓地具有标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冀北山地同类文化遗存的断代分期问题,也将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由于以往学术界对冀北地区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的文化属性的概念比较模糊或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称谓和统一提法,已影响和妨碍对该文化资料的整理和深入探讨,更不利于将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匈奴文化区分开来,故有必要对冀北山地一带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确定一个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称谓,以推进现阶段和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鉴于玉皇庙墓地的发掘资料,是迄今冀北山地一带所发现的同类文化遗存中最丰富、并最具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一批资料,其文化面貌既不同于燕和中原文化,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年代略晚的匈奴文化,因此,发掘者认为现以玉皇庙墓地作为冀北山地以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其主要内涵特征之一的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是适宜的,故正式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已发掘的军都山三处墓地文化性质相同,它们同属玉皇庙文化。
    从埋葬制度与葬俗看,三处墓地的墓葬,墓向与死者头向,绝大多数都呈东向,只有晚期少数墓葬例外。普遍有殉牲习俗,皆以肢解后的家畜的头和腿,作象征性祭祀,而不用全牲;殉牲种类,主要为马、牛、羊、狗四种家畜;身份高贵者,殉牲配伍组合种类齐全、殉牲数量多,身份低下者,则仅以数量很少的小牲畜羊或狗作殉牲,或无任何殉牲;殉牲位置,大多置于墓圹东端上层填土中,牲吻朝向多与死者头向保持一致。还有形式特殊的覆面习俗,死者不分男、女、老、幼,皆以麻布作覆面巾,上面装饰有带穿鼻的小铜扣,小铜扣多被置于人的两眼和鼻孔处。
    从器物特征看,陶器,早、中期以夹砂红、褐陶短颈鼓腹罐为主,晚期皆以泥质灰陶折肩罐为主;青铜容器,以玉皇庙墓地出土的土著素面青铜鍑为典型代表;青铜兵器,以数量较多、型式各异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突出代表;青铜工具,以数量较多、型式变化有序可循的青铜削刀为突出代表;装饰品则以各种青铜带钩和写实动物形青铜牌饰和带饰为特色。整个文化面貌,充满着浓厚的草原青铜文化气息。
    从装束特点看,男、女两性差异十分明显。身份较高的男性武士,颈下往往佩戴虎形或马形青铜牌饰,极少数首领人物则佩戴金质虎形牌饰,或金璜形饰;腰间多佩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削刀、青铜带钩、青铜带卡等,腰下至两膝以上部位,多佩带成串的写实动物形青铜带饰,同时还多随身携带青铜锛、凿、锥、锥(针)管具和砺石等生产工具,以及青铜镞或骨镞等射猎兵器。身份更高的少数男性武士和首领,还配备有成组的青铜马具。女性则普遍为小件装饰品,如耳环、项链、坠饰等,绝不佩戴动物形青铜牌饰,也无青铜短剑、铜镞、青铜带钩和带卡等,也很少有佩带带饰者。生产工具也仅有少数女性才佩带青铜削刀和锥、针之类小件工具,锛、凿之类大件工具是不属于女性的。表明男、女两性之间已有明确的社会分工。
    军都山三处墓地所反映的玉皇庙文化,是一支在东周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以游牧和畜牧为生的骑马民族文化。虽然目前没有获得任何直接文字证据证明军都山墓地的主人到底是谁,但从这支文化的面貌与性质,特别是殉牲种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形态特点,联系其所处的时代、地望,特别是它与燕国势力范围的地理关系,再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综合考察,发掘者有理由对这支文化的族属作出推测,玉皇庙文化的主人可能是《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记述的“唐虞以上”即已存在、居于“燕北”,春秋时期曾一度强盛,经常“伐燕”、“伐齐”、“伐郑”,甚至“病燕”,并曾遭齐桓公讨伐的“山戎”。军都山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垙三处墓地,应为东周时期山戎部族的三处氏族部落墓地。
    军都山三处墓地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北京北部军都山地带在东周时期曾是北方一支少数部族山戎的活动地域之一,并能与冀北山地同类文化相联系,使学术界初次较全面地了解到山戎部族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自然地理特点。
    军都山三处墓地的发掘,使学术界明确了解到玉皇庙文化是一支独立的文化,其基本内涵和葬制葬俗特征,不但迥异于燕和中原文化,而且也有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它有自已的体系,有自身独立存在与发展的过程。
    本书后面的附录收有十余篇科学检测与研究报告,这是围绕本课题所开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拓宽了本课题的研究领域,克服了考古学科的局限性,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
    总之,军都山三处墓地的发掘,特别是玉皇庙墓地的全面揭示,北、南大墓区早、晚地层关系和玉皇庙器物群早、晚同步发展变化规律特点的发现,三处墓地年代谱系框架的建立,埋葬制度特点、文化内涵特征和文化性质的确定,玉皇庙文化的提出,族属问题的推定,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推出等,使这项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领域中不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意义。
   《军都山墓地》为考察和探索已经消逝了二千三、四百年的山戎部族的历史面貌、文化源流、经济类型、军事能力、宗教意识、生产力发展水平、氏族组织、社会性质,以及与邻近地区诸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创造了最终实现这些研究目标的可能性。这项发掘与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北方地区和北京地区东周考古学的空白,大大丰富了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京先秦史的研究内容,对于中国古代畜牧经济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兵器史和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出版信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共四册  定价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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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都山墓地》

发布时间:2007-11-19

内容提要

    1985~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考古队以冀北山地东周时期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主要内涵特征之一的文化遗存为研究课题,在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主动开展了考古调查,并带着问题和目标,有计划、科学地发掘了葫芦沟、西梁垙和玉皇庙三处墓地。共发掘到属于东周时期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玉皇庙文化墓葬594座,出土各类富有特色的大小件文物6万余件。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共400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其年代上限约当春秋早期,下限约当春秋晚期;葫芦沟和西梁垙两处墓地的规模较小一些,在葫芦沟墓地共发掘属于东周时期玉皇庙文化墓葬153座,其年代上限约当春秋中晚期,下限约当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早期;在西梁垙墓地共发掘属于东周时期玉皇庙文化墓葬41座,其年代上限约当春秋中期至中晚期,下限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本书全面介绍了军都山这三处墓地此次发掘所获的全部考古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
    从保存状况看,玉皇庙墓地相对较好,大多数墓葬保存完整,因此所获资料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该墓地不但有一批规格级别较高的大、中型墓葬、有一整套独具特征的埋葬制度、殉牲制度和器类组合制度,而且在北、南两大墓区交接地带,还发现有可以区分其年代早、晚的两种地层关系,从而为解决该墓地和这支文化的断代分期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地层依据。以此为基础,又发现了玉皇庙器物群(包括陶器、青铜马衔、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削刀、青铜锛、凿、青铜锥(针)管具、青铜带钩、青铜牌饰等器物)具有早、晚同步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点,这不仅在军都山3处墓地具有标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冀北山地同类文化遗存的断代分期问题,也将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由于以往学术界对冀北地区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的文化属性的概念比较模糊或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称谓和统一提法,已影响和妨碍对该文化资料的整理和深入探讨,更不利于将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匈奴文化区分开来,故有必要对冀北山地一带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确定一个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称谓,以推进现阶段和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鉴于玉皇庙墓地的发掘资料,是迄今冀北山地一带所发现的同类文化遗存中最丰富、并最具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一批资料,其文化面貌既不同于燕和中原文化,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年代略晚的匈奴文化,因此,发掘者认为现以玉皇庙墓地作为冀北山地以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其主要内涵特征之一的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是适宜的,故正式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已发掘的军都山三处墓地文化性质相同,它们同属玉皇庙文化。
    从埋葬制度与葬俗看,三处墓地的墓葬,墓向与死者头向,绝大多数都呈东向,只有晚期少数墓葬例外。普遍有殉牲习俗,皆以肢解后的家畜的头和腿,作象征性祭祀,而不用全牲;殉牲种类,主要为马、牛、羊、狗四种家畜;身份高贵者,殉牲配伍组合种类齐全、殉牲数量多,身份低下者,则仅以数量很少的小牲畜羊或狗作殉牲,或无任何殉牲;殉牲位置,大多置于墓圹东端上层填土中,牲吻朝向多与死者头向保持一致。还有形式特殊的覆面习俗,死者不分男、女、老、幼,皆以麻布作覆面巾,上面装饰有带穿鼻的小铜扣,小铜扣多被置于人的两眼和鼻孔处。
    从器物特征看,陶器,早、中期以夹砂红、褐陶短颈鼓腹罐为主,晚期皆以泥质灰陶折肩罐为主;青铜容器,以玉皇庙墓地出土的土著素面青铜鍑为典型代表;青铜兵器,以数量较多、型式各异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突出代表;青铜工具,以数量较多、型式变化有序可循的青铜削刀为突出代表;装饰品则以各种青铜带钩和写实动物形青铜牌饰和带饰为特色。整个文化面貌,充满着浓厚的草原青铜文化气息。
    从装束特点看,男、女两性差异十分明显。身份较高的男性武士,颈下往往佩戴虎形或马形青铜牌饰,极少数首领人物则佩戴金质虎形牌饰,或金璜形饰;腰间多佩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削刀、青铜带钩、青铜带卡等,腰下至两膝以上部位,多佩带成串的写实动物形青铜带饰,同时还多随身携带青铜锛、凿、锥、锥(针)管具和砺石等生产工具,以及青铜镞或骨镞等射猎兵器。身份更高的少数男性武士和首领,还配备有成组的青铜马具。女性则普遍为小件装饰品,如耳环、项链、坠饰等,绝不佩戴动物形青铜牌饰,也无青铜短剑、铜镞、青铜带钩和带卡等,也很少有佩带带饰者。生产工具也仅有少数女性才佩带青铜削刀和锥、针之类小件工具,锛、凿之类大件工具是不属于女性的。表明男、女两性之间已有明确的社会分工。
    军都山三处墓地所反映的玉皇庙文化,是一支在东周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以游牧和畜牧为生的骑马民族文化。虽然目前没有获得任何直接文字证据证明军都山墓地的主人到底是谁,但从这支文化的面貌与性质,特别是殉牲种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形态特点,联系其所处的时代、地望,特别是它与燕国势力范围的地理关系,再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综合考察,发掘者有理由对这支文化的族属作出推测,玉皇庙文化的主人可能是《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记述的“唐虞以上”即已存在、居于“燕北”,春秋时期曾一度强盛,经常“伐燕”、“伐齐”、“伐郑”,甚至“病燕”,并曾遭齐桓公讨伐的“山戎”。军都山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垙三处墓地,应为东周时期山戎部族的三处氏族部落墓地。
    军都山三处墓地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北京北部军都山地带在东周时期曾是北方一支少数部族山戎的活动地域之一,并能与冀北山地同类文化相联系,使学术界初次较全面地了解到山戎部族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自然地理特点。
    军都山三处墓地的发掘,使学术界明确了解到玉皇庙文化是一支独立的文化,其基本内涵和葬制葬俗特征,不但迥异于燕和中原文化,而且也有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它有自已的体系,有自身独立存在与发展的过程。
    本书后面的附录收有十余篇科学检测与研究报告,这是围绕本课题所开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拓宽了本课题的研究领域,克服了考古学科的局限性,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
    总之,军都山三处墓地的发掘,特别是玉皇庙墓地的全面揭示,北、南大墓区早、晚地层关系和玉皇庙器物群早、晚同步发展变化规律特点的发现,三处墓地年代谱系框架的建立,埋葬制度特点、文化内涵特征和文化性质的确定,玉皇庙文化的提出,族属问题的推定,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推出等,使这项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领域中不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意义。
   《军都山墓地》为考察和探索已经消逝了二千三、四百年的山戎部族的历史面貌、文化源流、经济类型、军事能力、宗教意识、生产力发展水平、氏族组织、社会性质,以及与邻近地区诸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创造了最终实现这些研究目标的可能性。这项发掘与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北方地区和北京地区东周考古学的空白,大大丰富了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京先秦史的研究内容,对于中国古代畜牧经济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兵器史和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出版信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共四册  定价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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