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010-2679-1

 

  

 

 

 

    这二十多篇文章,是我过去十年学习中国考古学史的一点心得。

    2001年9月18日,“ 九一一”过后的第七天,我应时任瑞典东方博物馆馆长马思中(Magnus )博士的邀请,从美国波士顿飞越大西洋，到东方博物馆作短期学术访问。马思中博士邀请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协助他举办一个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大型展览，二是合作写一本与展览配套的馆藏中国史前文物的大型图录。基于这两个目的，到2004年9月4日“中国之前的中国”展览开幕之前，我又三次访问该馆，翻拍和阅读了馆藏(J.G..Andersson)和安特生高本汉(B.Kadgren)先生的通讯档案,观摩了安特生带回瑞典的中国史前文物，对东方博物馆和安特生等瑞典学者20世纪前半中国考古学的关系有了更加深人的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展览比我们原来计划的规模要小，中英文对照的大型图录没有写成。最后只请东方博物馆的Eva Myrdal博士写成了瑞典文的同名图录。展览完全依据安特生在中国考古的采集品展开。为了让读者了解这批采集品的来龙去脉,我和马思中博士赶在展览开幕之前,出版了《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与中国史前史的发现》一书(中英文双语版,斯德哥尔摩,2004),算是为观众了解这个展览尽了一点心力。尽管我过去写过一本《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自觉对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略有所知,但是为了写好图录并办好这次展览,还是很认真地阅读了东方博物馆的大量馆藏档案,特别是安特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前辈学者的通信,得到许多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

    本书收录的许多文章,比如有关蒙德留斯(Oscar Montclius)、安特生、李济、胡适、丁文江、杨钟健、裴文中、高本汉、陈梦家等等的论述便是以东方博物馆馆藏档案为依据撰写的,它们也为撰写《中国之前的中国》做了准备和铺垫。必须说明,这些文章多是与马思中博士合写的,感谢他允许我把这些文章收人本书。这本书是我们多年合作的美好见证,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中瑞考古学界在21世纪继续合作的象征。

    本书其他文章,有的是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早期研究的讨论,有的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心路历程的分析,还有的是对中国远古文化某些关键问题的述评,多少都反映了我对⒛ 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剩余的那些篇章,也多是根据档案(包括田野考察笔记、日记、通信等)撰写的。关于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故事、夏鼐和张光直交往的故事,均是根据张光直先生的夫人李卉师母惠示先生的手稿和通信写成;而有关夏鼐、尹达和安志敏的故事,则是根据安志敏先生保存下来的一封通信写成。和前述根据东方博物馆档案写成的文章一样,这些文章水平不高,收录在这里是为了保存史料,这也是我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