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志军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页码：243页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ISBN：978-7-03-028193-7

条形码：9787030281937

版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系统地介绍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发展史，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植物考古学的田野方法、实验室方法和分析方法，同时以研究实例展示了植物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作为植物考古学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书中汇集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资料，包括大量的测量统计数据和植物遗存照片，这些资料涉及的地域分布广泛、时代跨度悠久，具有很高的参考和收藏价值。

    本书适合考古学、历史学、环境学、植物学、农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即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和阅读。

 

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植物考古学简史

第二部分：植物考古学实践～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附录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关植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阐述和探讨，二是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实例，即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收集了9篇文章。涉及的内容包括：植物考古学简史，植物考古学概述，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和内容，植物考古学的田野方法，植物考古学的实验室方法，植物考古学的分析方法等。

    作为系统介绍一个研究领域的专著，通常是从学科的发展史谈起，所以《植物考古学简史》就成为了本书的首篇。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发表时间最晚的一篇，这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内容上涵盖中国植物考古学近10年来的发展历程。在国际上，植物考古学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浮选法的应用加速了学科的建立。在中国，植物考古学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但在近10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浮选法广泛普及并成为考古发掘的组成部分，植硅石分析继续发挥着作用，淀粉颗粒分析初露头角。

    《植物考古学概述》是1992年为参加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准备的会议论文，虽然将近20年过去，基本内容并不过时，因此被选作本书的导论性文章。文章概述了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重点介绍了植物遗骸研究、孢粉分析和植硅石分析三种方法，其中植物遗骸又称为植物大遗存，而孢粉和植硅石被统称为植物微小遗存。需要补充的是，当前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植物微小遗存研究方法，即淀粉颗粒分析。

    《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内容》是一篇应时之作。1999年刚回国时，感觉考古学界对植物考古学的认识不是很清楚。在许多考古学者眼中，植物考古属于植物学，唯一的作用是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因此，当他们得知我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却“改行”做植物考古时，同行间的亲近感和戒备心顿时消失。这令我颇感到有些无奈，所以特地撰写了这篇文章为植物考古学正名，强调植物考古属于考古学研究范畴，并以植物考古研究内容为例，讲解植物考古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例如，对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对栽培作物和农业起源的研究，对古代文明农业背景的研究，对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研究，以及对古代生态环境的研究等。

    植物考古是科技考古，包括田野和实验室两方面工作。《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讲述了浮选法的原理、浮选设备的制造和操作、浮选样品的采集方法、以及浮选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例如浮选样品的数量和土量问题、污染问题等。《植物考古学的实验室工作方法》介绍了实验室所需的基本设备、浮选结果的清理和筛分、出土植物遗存的分类和种属鉴定、以及常见的植物遗存量化统计方法，例如绝对数量统计、等级统计和出土概率统计等。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中存在的误差》是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讨论了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在数量统计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误差。由于在堆积过程、埋藏过程和被提取过程中存在各种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因素，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在种类构成上和数量对比上同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对这些误差缺乏了解，简单地根据植物遗存出土的种类和数量对其文化内涵进行解释，势必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浮选法及其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发表于2006年，是对中国植物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植物考古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6年，全国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达50余处，浮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各种古代植物遗存，为探讨考古学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实物资料。这些成果还表明，在考古发掘中开展浮选法是必要的，可行的，易行的。

    第二部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实例，选择了10篇已发表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此次重新整理出版，在保持原文体例和内容不变的原则下，适当地增加了一些信息量。一是补充了出土植物遗存的测量数据，二是添加了出土植物遗存的图版照片，三是更新了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结果。

    甑皮岩遗址是位于华南地区的一处早期洞穴遗址，年代在距今12,000-8000年间。在2001年的再次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81份土样，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被鉴定出16个植物种属，但未见稻谷遗存。另外还采集了15份植硅石土样，经过实验室处理在显微镜下观察，也没有发现稻属植物植硅石。据此判断，甑皮岩遗址与栽培稻起源乃至稻作农业无关。

    贾湖遗址是位于淮河上游地区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年代在距今9000-7800年之间。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125份土样，出土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莲藕等块茎残块，栎果和菱角等坚果残壳，葡萄属等鲜果核，稻谷和野大豆等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贾湖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依靠采集渔猎，属于农业的稻谷种植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

    尉迟寺遗址是位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800-4400年）和龙山时代（距今4400-3900年）的文化堆积。在2002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24份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1700余粒，包括有粟、黍和稻谷三种农作物，马唐属和稗属等杂草类植物，以及紫苏等其他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尉迟寺遗址不论是在大汶口晚期还是龙山时代，其农业生产都表现为稻旱混作的特点。

    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汾河谷地，是一处龙山时代城址，年代距今4500-3900年。在2002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47份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13,000余粒，包括粟、黍和稻谷三种农作物，黍亚科、豆科等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陶寺先民的农耕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属于典型的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

    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位于渭河平原西部，是一处古代聚落遗址地点。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39份浮选土样，分别属于龙山时代（距今4500-3900年）和先周时期（距今3200-3000年），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12,000余粒，包括粟、黍、小麦、稻谷和大豆五种农作物，其他植物种子有黍亚科、豆科、藜科，以及拉拉藤属和朴树属等。根据量化分析，王家嘴地点在龙山时代和先周时期的农业生产都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的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但在龙山时代发现有稻谷，先周时期出土有小麦。

    王城岗遗址是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一处古代城址，包含有龙山（距今4500-3900年）、二里头（距今3900-3600年）、二里岗（距今3600-3300年）、殷墟（距今3300-3000年）和春秋（770BC-476BC）五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在2002年和2004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168份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7616粒，包括粟、黍、小麦、稻谷和大豆五种农作物，黍亚科、豆科等杂草类植物种子，以及紫苏、水棘针等其他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王城岗遗址各时期的农业生产特点都属于一脉相承的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但逐渐转变为包括五种农作物的多品种种植制度。

    丁家洼遗址是位于北京市西南部的一处春秋中晚期居住址。在2006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105份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近500粒，包括粟、黍、大豆、荞麦和大麻五种农作物，以及少量的禾本科、豆科等其他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春秋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是承续着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同时也种植有大豆、荞麦等其它农作物品种。

    喇家遗址是位于青海东北部的一处齐家文化中心聚落遗址，年代距今4200-3800年。在2000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9份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1280粒，包括粟和黍两种农作物，以及禾本科、豆科、苋科等其他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喇家遗址齐家文化的农业经济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承续着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

    丰台遗址是位于青海东北部的一处卡约文化居住址，海拔高度约2500米，年代距今3600-2600年。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35份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计2300余粒，包括大麦、小麦和粟三种农作物，其他植物种子有蓼属、拉拉藤属、禾本科、黍亚科、早熟禾亚科和苋科等。根据量化分析，丰台遗址卡约先民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原认为的畜牧经济。受高海拔环境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特点是以种植耐寒作物大麦为主。

    南越宫苑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心，包含有自西汉初年南越国时期到宋代的连续文化堆积，年代在200BC－AD1000年间，文化堆积的主体是南越国时期宫署内御苑遗址。在1997年的发掘过程中采集并浮选了17份土样，出土可鉴定植物种子共计4684粒，包括稻谷、粟、小麦和大豆四种农作物，杨梅、荔枝、橄榄、桃、李、梅等多种鲜果类植物，以及海南榄仁、山鸡椒、构树和商陆等其他植物。

    南越宫苑遗址2004度的发掘清理出一口水井遗迹，编号J264，绝对年代在200BC前后。水井中出土了100余枚汉代木简，以及大量的植物遗存，可鉴定植物种子总计约250,000粒，包括甜瓜、冬瓜、杨梅、荔枝、柿等食用性植物，杜英、悬钩子属、榕属、眼子菜属等观赏性植物，以及山鸡椒、紫苏等其他植物种子。根据量化分析，对南越宫苑的花草植被和南越国上层贵族的奢华生活进行了复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库房内收藏有数百件陶仓，分别出土于西安周边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年代跨度自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约150 BC – AD150）。在其中的45件陶仓中发现有谷物遗存，经鉴定包括有粟、黍、稻谷、大麦、小麦和薏苡等六种谷类作物，大豆和小豆两种豆类作物，以及属于纤维作物的大麻等。其中粟可根据谷壳细部特征分为两个不同品种。这对探讨关中地区汉代农耕生产特点提供了实物资料。

    通过以上各篇的概述不难看出，本书不仅在体例上介于专著与论文集之间，而且在内容和功能上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书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发展史，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植物考古学的田野方法、实验室方法和分析方法，同时以研究实例展示了植物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于考古专业的学生或对植物考古学有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书可以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使用。另一方面，书中选择的10篇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汇集了一大批详实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资料，包括大量的测量和统计数据、以及清晰的植物遗存照片，这些资料涉及的地域分布广泛，涉及的时代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代），因此，对于关注和需要古代植物遗存信息的研究学者而言，这本书可以作为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资料汇编查阅。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