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

 

基本信息
书名: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 (精装)
作者:戴向明
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ISBN: 9787501029310
装帧:精装
页码: 180
开本: 16
中文:中文
原价:128.00元

内容简介
《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共包括八章：分别有，绪论，社公进化与聚落形态：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垣曲盆地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古城东关仰韶早期：部落社会的陶器生的，古城东关庙沟二期：酋邦社会里的陶器生产，古城南关二里头和二里岗期：国家社会了陶器生产以及结语。 编辑推荐《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学术背景
第二节 垣曲盆地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第三节 垣曲盆地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第四节 研究的程序、路径和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 社会进化与聚落形态：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单线进化对多线进化论：社会进化的过程
第二节 单因对多元性的解释：社会进化的动力
第三节 聚落考古：研究社会复杂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垣曲盆地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第一节 资料的获取与利用
第二节 裴李岗时期
第三节 仰韶早期
第四节 仰韶中期
第五节 仰韶晚期
第六节 庙底沟二期
第七节 龙山时期
第八节 二里头时期
第九节 二里岗时期
第十节 总结与讨论

第四章 陶器生产模式解析：理论、方法与资料
第一节 生产方式、专业化与社会复杂化
一 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结构
二 专业化
三 考察专业化或生产组织的一个模式
第二节 确认生产方式或专业化的途径
一 直接证据
二 间接证据
三 标准化、多样性与专业化
四 标准化与多样性的测定
第三节 资料收集
一 陶器资料的来源
二 分析单位的确立
三 陶器的分类
四 陶器的测量与记录
五 标本量大小问题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古城东关仰韶早期：部落社会里的陶器生产
第一节 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间接证据
一 陶器的分类与组合结构
二 名称性资料分析
三 数字性资料分析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酋邦社会里的陶器生产
第一节 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间接证据
一 陶器的分类与组合结构
二 名称性资料分析
三 数字性资料分析
第三节 小结

第七章 古城南关二里头和二里岗期：国家社会里的陶器生产
第一节 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间接证据
一 陶器的分类与组合结构
二 名称性资料分析
三 数字性资料分析
第三节 小结

第八章 结语
第一节 社会复杂化发展的轨迹
第二节 陶器生产方式的变化与专业化的发展
第三节 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复杂化
第四节 存在的问题
附表 垣曲盆地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登记表

    后记
    英文提要 序言本书根据我的博士论文“Pottery Production，Settle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uan qu Basin，North-Central China”翻译、修改而成。书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做了大量的增、删、补、正等修改工作。
    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当然也经过自己的一番艰苦努力，我得以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拉楚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学成回国。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刘莉教授。在成行之前，刘老师就根据我当时的工作经历和掌握资料的情况，帮我初步拟定了垣曲陶器研究这样一个主攻方向。考虑到陶器生产的研究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所以后来理所当然地又加进了通过聚落形态重建社会组织的内容。入学之后，我又在刘老师的建议下，根据垣曲资料的特点对将要研究的具体内容做了调整和精简，并确定了后来这个论文题目。
    我自1993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到2002年出国留学之前，一直在山西垣曲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期间参与了古城南关遗址的发掘，并经常得以观察、揣摩垣曲工作站里存放的古城东关和南关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后来还直接参与了垣曲盆地聚落考古调查的设计和组织实施。因此当时以垣曲盆地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应该是恰当的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聚落考古在中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也是我本人极感兴趣和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并且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这首先与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严文明先生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博士研究生导师刘莉教授也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我都受益匪浅。迄今中国考古学在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在此不必多赘。
    至于陶器研究，具体到本书而言为陶器生产的研究，当时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而陌生的课题。应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言，中国学者对于陶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形态特征、工艺技术和功能用途等方面，而在生产方式、经济组织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理论的建设尤显不足。 后记记得在1999年岁末的某一天，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听了一次学术讲座，演讲者是来自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La rrobe university）考古系的蒂姆·马瑞（Tim Murray）教授，他同时也是该校历史与欧洲研究学院的院长。讲座之后，在大家自由提问时，我问了几个与他的讲座有关的考古学理论的问题。数月之后，大概是在2000年6月，我因有事到社科院考古所找陈星灿先生，事毕之后，星灿兄突然问我是否想到拉楚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马瑞教授愿意帮我争取奖学金。事情的起因是上次马瑞教授讲座时我的提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乐意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给我。这事很突然，因我对出国留学的事从未认真想过，所以当时有些犹豫，但星灿兄热情地鼓励我要抓住这个机遇。对于我来说，这既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虽然马瑞教授可以帮助争取奖学金，但我自己首先必须通过相应的英语考试，这是获取签证和入学资格的先决条件。自1993年离开学校之后，虽然时断时续地看些英文书，外语还算没有完全丢下，但听、说、写等方面则缺乏训练，以当时三十出头的年龄要在短期内过关实非易事，而要在三年内用英文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更是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走出国门开阔眼界、系统学习西方考古学知识、增强自己专业素养，这对一个年轻学子来说确实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考虑再三，最终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以后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我先是勉强通过了托福（ToEFL）考试，没想到办理签证时正赶上澳大利亚不再承认托福成绩，申请留学者必须要有雅思（IELTS）成绩。当时我已接到拉楚布大学的奖学金通知书，无奈之下只好又临时准备考雅思。从不知雅思为何物到参加考试只有两个多月时间，最后又是侥幸通过。这样在2002年7月中旬，我终于一路磕磕绊绊地闯进了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拉楚布大学，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

    文摘
    垣曲盆地的调查和发掘表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本地区的陶器生产很可能是集中的而非分散的，这与东关I期和庙底沟二期的情形完全不同。尤其是在二里岗期，南关应是主要的生产中心（甚至不排除是唯一中心的可能性）。这种变化反映了手工业专业化的发展，并且与本地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关。
    陶器生产的直接与间接证据都表明，这两个时期的陶器应是在专业化的作坊或作坊复合体中由全职的工匠进行生产的。在二里岗上层阶段，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较为充分，由此可以推断此时的生产组织形式很可能是“核心作坊”。尽管二里头晚期和二里岗下层阶段的直接证据较贫乏，但有关陶器名称性和数字性资料方面的间接证据显示，这两个阶段陶器生产的规模和强度应与二里岗上层阶段相似；三个阶段问陶器大小标准化方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些陶器应是相似生产条件下的产物。与东关I期和庙底沟二期相比，这两个时期相对较高的标准化说明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南关二里头晚期陶器生产的社会背景尚不清楚，基于目前的发现还很难判断此时这里的生产行为是独立的还是依附性的或贵族干预式的，在获得新的考古证据之前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而南关二里岗期聚落的结构和陶窑的分布形态（尤其是二里岗上层阶段）则表明，这里的陶器生产和分配可能都受到贵族统治者的操纵与干预，但同时陶工大概又不是完全依附于贵族的家奴，而是受到贵族部分控制的社区内的普通庶民，我因而把这种生产方式定义为“贵族干预的专业化生产”。通过控制甚至垄断陶器产品的分配，本地的贵族统治者可以借此有效地获取和增加他们的财富。
    假如二里头时期的中心聚落，不管是在南关还是当时最大的聚落丰村，已经出现依附的或贵族干预的专业化生产，那么在普通聚落里（如河南关家遗址，那里发现有陶窑）的陶器生产仍有可能是独立运行的。同样，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局限性，在二里岗时期普通的小村落中存在独立的陶器生产者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被排除。果然如此的话，那么在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就有可能存在着“双重”手工业经济，正如在乌鲁克晚起的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在某一社会中独立的与依附性的专业化生产共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