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李水城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1年4月

印次：1

ISBN：9787532598571

作者简介：

　　李水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1982）、硕士（1988）和博士（1996）学位。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99）、哈佛大学（2000、2015）、剑桥大学（2006）、牛津大学（2016）做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已出版专著有《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998）、《中国古代陶器》（2001）、《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2009）、《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2017）、《中国盐业考古》（2019）等。

内容简介：

　　权杖产生在距今1万年前，是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文化特质。最初权杖作为工具或兵器出现，后来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衍化出新的功能，即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秉持的礼仪用具和具有“魔力与威能”的王权象征。权杖之发展，犹如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社会自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来，各大陆之间的族群迁徙、文化交融与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及观念意识的传播与扩散。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古发现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西亚、中亚、南亚、北亚，北非，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出土的权杖（头）做了全面介绍。下编为比较研究篇，内容涉及权杖的起源、制作工艺、功能、传播以及权杖传入中国后的命运等话题，并对一些与权杖类似或功能接近的器物作了相关的介绍和分析。

推荐语：

严文明 李零 杨泓 冯时 联袂推荐

2000件神秘权杖，横跨五大洲，一部王权与神权视野下的东西文化交流史

以往在中国，一些遗址出土的权杖（头）因不明用途而不被重视。李水城将此类遗存搜集整理出来，并与国外所出权杖（头）作了深入比较，不但将其功能讲述得清清楚楚，而且见微知著，论述了此物的起源、传播以及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难得。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力作，特此推荐。

——严文明（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西来的“权杖”后来未能在中国流行，其原因恐怕在于古代中国有完整的“礼制”，帝王行为器用均要遵从“礼制”，这一点与以环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完全不同。水城通过权杖的研究，总结出华夏文明对外来文化取舍有度、伸缩自如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权力的象征物有两样最典型，一曰权杖，二曰斧钺。这两样都是从最原始的武器（最初也是工具）发展而来，全世界都用它们象征权力，用于征伐或惩罚。水城用“耀武扬威”四字概括之，透物见人，遗形取神，即小见大。传统兵器研究，似乎还很少从礼仪的角度作深入探讨。其实，除了权杖，还有很多兵器也用于礼仪（如卤簿仪仗），象征性大于实用性，今后值得拓展研究。水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使我们有机会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认识己身文明，西学东渐的观察视角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其实中学西渐提供的思考同样不可或缺。李水城教授的这部著作充分展现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用心与作为，卓尔不群。

——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

自序

楔子

上编 权倾依杖：中外考古发现

壹/东亚的中国

西北地区•甘肃

西北地区•青藏

西北地区•新疆

中原地区

北方长城地带•西部

北方长城地带•东部

东北地区

淮河以南

小结

贰/西亚

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美索不达米亚

伊朗

叁/中亚、南亚与北亚

中亚

南亚

北亚•西伯利亚与蒙古

肆/北非尼罗河流域

尼罗河下游之古埃及

尼罗河上游之努比亚

伍/欧洲

西部欧洲•东南欧

西部欧洲•中欧和西欧

西部欧洲•北欧

东部欧洲•高加索地区

东部欧洲•东欧草原

陆/美洲和大洋洲

美洲

大洋洲

下编 权重执杖：比较研究

柒/权杖的起源和制作工艺

起源

制作工艺

捌/权杖的功能

工具•兵器

权力象征

神圣祭品

随葬品

玖/权杖的传播

西亚

欧洲

北非之埃及

中亚

北亚之西伯利亚

小结

拾/权杖在中国的命运

来源

形态、功能比较

权杖对中原王朝的影响

斧钺传统与帝国政治

商周时期的“殳”

汉代以后的孑遗

拾壹/类似权杖之物

短柄石棒

杆头饰

其他相关遗物

结语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插图索引

附记

楔 子

　　权杖，英文称MACE或SCEPTER，俄文称БУЛАВА或ЖEЗЛ。此器由器柄和权杖头两部分组成，器柄多为木质，少数为石质，或用金属铸造。权杖头安置在器柄顶部，以石质为主，或为金属质地，也有少量用其他特殊材质制作。根据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资料，权杖的造型多种多样，差异较大，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共同特征是在杖柄顶端都安装有形态各异的权杖头（mace-head）。

　　Mace，这个英文单词的本意是指生长在热带的一种常绿乔木植物果实，即肉豆蔻，又名肉蔻、肉果、玉果或麻醉果等。肉豆蔻树原产于东南亚、澳洲和美洲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目前世界上以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美洲的格林纳达两地产量最 丰。

肉豆蔻的果实有一层硬壳，成熟后呈黄褐色，可用来制作豆蔻核仁和肉豆蔻皮两种香料。果仁榨取的肉豆蔻油，系香精油中的一类。肉豆蔻皮磨碎成粉，可作为食品，或作为菜肴的调味品。肉豆蔻还有药用价值，果仁所含的肉豆蔻醚可产生致幻作用使人兴 奋。

　　肉豆蔻树是在12世纪时传入欧洲的。至于英文为何选用Mace这个词作为权杖之名？其间是否存在语言学上的联系？不详。估计最大的可能是肉豆蔻的果实形状以及挂在枝头上的模样，与权杖头非常相似（图 0.1）。

　　权杖最早产生于西亚，早期的功能为工具或兵器，有击打功用，可用于狩猎劳作，亦可作为部落社会间族群械斗的兵器或防身器具。后来逐渐衍生为特殊的礼仪用具，并附加神圣的属性，成为国王、郡主、酋长、军事首领、宗教祭司、长老、精英贵族等社会上层人士手中所持的器具，并作为王权、身份和地位的象 征。

权杖出现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其源头很有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的权杖头均为石质，材质普通，硬度不是很高，造型朴实无华，多作圆片状、扁球形、椭圆形、梯柱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功能的转化，人们开始追求原料质地和色泽纹理，造型也转而以球形、梨形为主，也有一些制成斧形、鹤嘴锄、棍状、十字形、花瓣状等形状。制作工艺考究，精雕细琢，器表开始装饰花纹，凿出乳状瘤突、蘑菇头、锥突或尖刺，甚至还有的浮雕、圆雕人物、动物，乃至镌刻文字，以表达某种愿 景。

进入红铜时代以后，开始流行红铜、青铜铸造的权杖头，甚至用金（或表面鎏金）、银、铅和铁制作权杖头。还有一些使用了新型材料，如象牙、费昂斯、1琉璃（玻璃）、玛瑙、水晶、青金石等，造型和装饰花样迭出，以至于镶嵌珠宝，尽显奢华。尽管权杖头的材质不断创新，但传统的石质权杖头并未衰落，而与使用新材质的权杖头长期共存，两者各自扮演不同的功能角色，从远古一直走到现 代。

　　在西方，象征君权统治的权杖也称“节杖（Scepter）”，可见权杖和节杖在语义上是有区别的。Mace语境下的权杖似乎更强调其原始性，质地普通，做工粗放，装饰简单，年代距今较久远（图0.2：1）。Scepter语境下的节杖似乎更注重其现代性，质地贵重，做工精良，装饰豪华，多指近现代象征王权和指挥权的王杖（图0.2：2）。西方还有另一类性质的权杖，因其杖首形状呈回旋弯曲的问号或螺旋状，被称为“曲柄杖”。此类权杖系天主教、基督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教会长老等宗教上层人士所持，英文称之为Crosier，汉语译作“牧杖”或“权杖”（图0.2：3）。据传，曲柄杖起源于基督教，其祖型就是耶稣手中所持的那柄“牧羊杖”，其功能是表明持有者在宗教界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 位。实际上，类似器物最早起源于古埃及法老所持的一种权杖。

　　本书讨论的内容仅限于权杖的第一类，即Mace。所关注的焦点为装置在杖柄顶端的权杖头（Mace-head），也会少量涉及节杖（Scepter），曲柄杖（Crosier）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权杖的器物，实际上并非权杖，本文也将对其做出适度的甄 别。

自序

　　我对权杖的了解可追溯到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1980年，我们历史系一帮同学排演了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导演是考古专业77级的柳元（1957—2020）。因剧中主角俄狄浦斯王手中要拿一柄权杖作道具，为此他想了个辙，将一个小药瓶插在木棒的顶部，用纸将其包裹成一椭圆球，权杖头表面和杖柄再包裹一层金纸，一件有模有样的权杖就成形了（图I.1）。在北大办公楼正式演出时，我负责舞台灯光，这件权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后来我在美国也和柳元就权杖的起源有过讨论。

　　1986年，我和同学水涛前往甘肃河西走廊调查，曾采集数件权杖头残件。1987年，我俩再度联手发掘了酒泉干骨崖墓地，我亲手挖出一件白色大理石权杖头，当时也没觉得特别。1999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天去学校博物馆参观，在西亚展厅，远远看到展柜里有一件白色的权杖头，恍惚间竟误以为是我挖出来的，简直是太像了。回过神来仔细观摩，这件权杖头的表面竟然刻有楔形文字。那一瞬间给我震撼极大，自此开始关注此物。

　　2000年初，应伦福儒（Colin Renfrew，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之邀，我去剑桥大学参加“欧亚草原学术研讨会”。返回美国前需在伦敦等待美国大使馆签证，碰巧陕西省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文物展，在刘云辉副局长热心帮助下，我得以在博物馆后楼随展人员的一个大房间借宿。那两天没事就去博物馆，看到不少出自西亚、埃及等地的精美权杖头，眼界大 开。

200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权杖的初步研究。2002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西安举办“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再次作了有关权杖研究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网上热议。2后来，甘肃省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出土文物大展，专门派了一位副馆长到北大找我，我将自己搜集的资料都提供给了他们。这方面的内容随之成为大展的一个亮点，不仅增加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内涵，也扩大了学界对权杖这一文化特质的关注。2011年，为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大寿，我撰写了《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一文，3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北方长城沿线。如今回过头来看，以上旧文还有欠缺，将权杖一律视为王权象征的看法也过于绝 对。

　　最初，我的计划是就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讨论权杖的来源、功能及此物背后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此从20世纪末，我开始奔走于国内外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搜集资料，历时近20年，耗费大量精力。想不到的是，几易其稿，文字数量竟然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 想。

　　权杖这一文化特质产生于近东，后来逐渐扩散到欧洲、北非和中亚等地。这个文化特质的奇特之处在于，最初它就是普通的工具或兵器，后来才逐渐衍生为威权的象征。这两方面功能也随着权杖的传播，蔓延到世界各地，而且延续时间甚久，至今仍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在其他任何单体文物上很少见到的文化现象。更为有趣的是，距今4000年前，权杖东传至中国，早期仅在西北地区流行，后有少量流入中原，并被夏、商、周三代部分社会高层接纳，与斧钺和青铜礼器等华夏传统礼器并列，作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及至战国时期，权杖作为象征威权的功能渐次式微，并以兵器和仪仗的形式在华夏大地延续下来。

　　我之所以迷上权杖，是希望透过这个看似不甚起眼的文物，见微知著，深入考察人类社会自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以后，欧亚大陆的族群迁徙和不同文化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发展变化。同时希望通过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推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交往，对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产生的推动作用的思 考。

　　2017年，我曾就本书的初稿征求李零先生和杨泓先生的意见。李零先生希望我最好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期，对先秦时期的“殳”和历史时期的“骨朵”等器物作些比较研究。杨泓先生则建议我再看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并热心地给我介绍了“殳”“骨朵”“金瓜”等文献资料，还就书稿中的某些措辞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此，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后两章，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历史时 期。

　　本书行将付梓，感触良多，竟不知从何谈起。感谢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李零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的热情推荐，上海古籍出版社申请到出版基金，使本书得以出 版。

　　本书的写作耗时甚久，其间先后得到多位国内外师友、同仁和学生的帮助。感谢梅维恒（V.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伦福儒、奥利维（Laurent Olivier，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罗森（Jassica Rawson，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吉迪•谢拉赫—拉维（Gideon Shelach-Lavi，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傅罗文（Rowan Flad，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热情邀请，使我有机会在美、英、法、德、以色列等国访学、搜集资料。感谢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为我提供希伯来文（Hebrew）的研究论文；感谢哈克（Yitzchak Jaffe，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为我翻译希伯来文资料并提供帮助；感谢罗泰教授为本书翻译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感谢温成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我搜集西文书刊资料并帮助修订本书的参考文献；感谢宋蓉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为本书制作主题索引；感谢万翔副教授（西北大学）对主题索引和小语种外文的审定。

　　为我提供帮助的还有下列女士、先生，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林小安（故宫博物院），刘楠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覃春雷，李小波（四川师范大学），水涛、张良仁（南京大学），伊弟利斯、李文瑛、胡新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国瑞（新疆文旅厅市场处），种建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旭、闵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卜（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管理处），王辉、秦小丽（复旦大学），萨仁毕力格（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文化局），杨泽蒙（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陈国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政府参事），马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建华（吉林大学），包曙光（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罗丰、马健、梁云（西北大学），吴卫红（安徽大学），谢尧亭（山西大学），吴晓筠（台北故宫博物院），常怀颖、高伟、艾婉乔、王鹏、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丁见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颜海英、贾妍、孟繁之、陈建立、陈冲、方笑天、杨月光（北京大学），Christoph Kremer（德国波鸿大学），刘艳（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唐小佳、刘睿良（英国剑桥大学），李秀珍（英国伦敦大学），俞雨森（德国海德堡大学），涂栋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杨妍（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苏昕（美国哈佛大 学）。

　　最后特别感谢李零教授为本书题签。

2021年1月于北京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