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编著：韩建业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4年1月

印次：1

ISBN：9787522726373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早期亚欧世界体系的论文20篇。提出全新世以来亚欧大陆存在东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文化圈，三大文化圈为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认为距今5000多年开始的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正好对应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提出“彩陶之路”的概念，认为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还从亚欧世界体系和比较文明的角度，提出亚欧大陆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前文明社会。

目　录

自　序

彩陶之路与中西交流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

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

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纹彩陶溯源

公元前3至前1千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

新疆古墓沟墓地人形雕像源于中亚

略论新疆地区四千年前的萨满式人物形象——兼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年代

公元前2千纪中后叶亚洲中部地区的圜底陶罐——兼论齐家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圜底陶罐的来源

先秦时期阿尔泰及以西地区陶壶的来源——兼论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阿尔泰及以西地区和阴山—天山地区的文化交流

彩陶时代与亚欧世界

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

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

彩陶风格与聚落形态——以黄河流域和西亚史前几何纹彩陶为中心

西风东渐与文化变革

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

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

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和早期铁器时代

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从新疆的考古新发现论起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

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

自　序

　　我关注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时间不长，2004年算是一个起点。那年我因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需要，第一次去新疆考察，在陶醉于西域大美风光的同时，也体悟到新疆史前文化面貌多样、来源复杂，特别是和欧亚草原、中亚等地关系密切。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和2007年出版的专著（《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的结语中，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当然不止于新疆，而是通过新疆这个纽带向两端极力延伸。大约从公元前第3千纪开始，西方的麦、羊甚至青铜冶炼技术就可能已传至甘青东部地区，东方的粟、彩陶可能已到达东疆。进入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西方以马、马车和刀、牌、泡、镜等铜器为代表的有浓厚畜牧特色的文化因素通过新疆向东流播，对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产生，对稍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甚至朱开沟文化等半农半牧特点的形成，甚至对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中原青铜文明的兴起，可能都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反之东方以彩陶为代表的因素也继续西移。公元前第2千纪末期以后，西方以马具（骑马）和铁器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因素渗透至甘青和鄂尔多斯甚至内蒙古东部地区，东方的彩陶传统则西进至中亚伊犁河下游。尽管偏早时期西方的影响更大，但偏晚时期东方的势力却更强；尽管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伴有碰撞和战争，但总趋势则是融合与和平；总体绝非“西风压倒东风”或“东风压倒西风”的状况。以前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彩陶文化西来说”固然充满偏见和错误，现在也不存在提出“中亚文化东去说”或“中亚彩陶东去说”的必要。这条早就存在的东西文化通道，或许可称之为“铜铁之路”，或“羊马之路”，或“彩陶之路”，无论叫什么，都应当是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且曾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更为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把这么长一段话摘抄在这里，是因为这当中不但提出了“彩陶之路”的概念，还强调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相互性原则，许多基本认识现在还没有改变，几乎可以说是我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纲领。

　　受新疆考察的启发，我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屈肢葬和洞室墓都各有谱系，而且都需放在亚欧视野下才能看得清楚，就写成了《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二文。稍后我还发现中西方文化交流对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有过促进作用，特别是晚期齐家文化是连通东西文化的重要桥梁，于是就有了《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一书中，我进一步对齐家文化的桥梁作用做了论述，但可惜书太厚，愿意去看的人很少，我后来才又在此基础上写了《亚欧背景下的齐家文化：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一文。

　　2010年的四五月份，我随我所在学院党委书记孔繁敏教授出访希腊和埃及，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我来说，那些高大建筑和精美艺术品给了我很大震撼，也引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化高度统一的古埃及文明和城邦制的希腊文明，都没能像中华文明这样延续至今？为进一步寻求答案，我一边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一边继续探索早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写成《“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这篇论文在一次会议上被一位外国学者看见后，推荐发表在一个我至今都不太了解的刊物上面（“The Painted Pottery Road” and Early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NABS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3(2012): 25-42.），2013年则发表了中文版。同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还有《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前者讨论了“彩陶之路”的南道，后者论述了距今4000年左右西方青铜文化对中国文化格局、经济形态、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

　　2012年开始，我有幸参与李水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并作为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负责人。这当然又是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好契机。2012至2015年期间我还有机会多次出访欧美各国，参观考察了欧洲不少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感性认识，尤其以在德、美做访问学者的两次经历收获最大。2014年暑期我应王睦（Mayke Wagner）教授邀请，在德国柏林的考古研究院（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访学，就住在研究院里面，可以很方便地在任何时间进出图书馆。这里除了德语和英语的书籍，还有大量俄语的考古报告，使我得以了解到亚欧大陆西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的概况，并且有了将亚欧大陆全新世大部分时段文化分为三大文化圈的初步想法，当然我也特别注意寻找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线索。2015年春季我在美国洛杉矶的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做客座学者，进一步研究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并应罗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邀请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和研究生们交流了我关于“三大文化圈”的想法。

　　2016年我开始在新疆做田野考古，带领学生发掘了博尔塔拉河流域双河市泉水沟遗址和博乐市都木都厄布得格遗址，发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青铜冶铸遗存和墓葬等。2018年以来，连续5年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伊犁河流域的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新疆史前最成体系的青铜冶铸遗存、世界上最早大规模使用燃煤的遗存、面积约15000平方米的高台大墓，年代都在距今3500年左右，也发现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大量碳化黍，和较多源自西方及欧亚草原的羊、牛、马骨骼。可以说西天山地区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汇聚。

　　2016年我还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备课，准备《西方文明的起源》课程的课件，印象中以前从来没有为上一门课程花这么多精力，课程内容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波斯帝国建立前，涉及古西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早期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等。从2017年至今这门课一直在开设，因为内容太多又陌生，似乎不太受学生们欢迎，但在讲课过程中我自己倒是收获不少，得以一遍遍地思考中西文明的异同。2018年以来我开始主持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除继续关注中西文化交流外，将重点放在了早期东西文明比较方面。

　　这期间我撰写了10余篇相关论文。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细节方面，我注意到马家窑文化半山期的锯齿纹、公元前3至前1千纪中国西北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新疆古墓沟墓地的人形雕像等，都可能是从中亚南部绿洲地区传入。还讨论了新疆地区4000年前的萨满式人物形象，发现类似形象分布于阿尔泰山、天山、贺兰山、阴山等地，当时这些地区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梳理了公元前2千纪中后叶亚洲中部地区的圜底陶罐谱系，指出其源头可能在新疆阿勒泰等地。而先秦时期阿尔泰及以西地区陶壶的来源可能在阴山—天山沿线地区。在此基础上我再次讨论了“彩陶之路”，将通过“彩陶之路”开展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划分为五个阶段，强调了不但有彩陶的“东风西渐”，也有“西风东渐”。综述性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一文，认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正好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通道。

　　对亚欧世界体系的整体观察方面，我发表了《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一文，将丝绸之路出现前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小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以亚欧草原为主体的“早期北方文化圈”。在《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彩陶风格与聚落形态》二文中，提出“彩陶时代”的概念，认为亚欧大陆的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之间、彩陶风格和聚落形态之间，都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

　　在中西文化交流引起的中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方面，我特别关注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时代划分问题，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这样三个考古学上的时代，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很早就存在的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文化交流所致，而新疆则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讨论这些考古学时代绝不能不关注新疆。而根据中国新疆和内地的考古新发现，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为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500~前1000年为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本书收集的从2006年到2022年期间发表的20篇论文，大致就是按照上述三大部分编排，发表时几乎未做修改，基本能够反映我近年来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方面的探索历程。其中距今5000年左右中亚南部绿洲彩陶等因素传入中国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还需要在南疆等地寻找可靠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田野考古。

　　感谢恩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对我一直以来的指导和支持，他在为我《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鼓励我继续研究新疆，探索中西交流，给了我前行的动力。

　　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给了我参与相关重大项目研究的机会，感谢“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两个项目组的同仁，和大家在一起学习到不少。

　　感谢德国考古研究院、美国盖蒂研究所、洛杉矶加州大学等对我访学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王睦教授和洛杉矶加州大学罗泰教授。

　　感谢合作发掘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同仁，特别是一起做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的阮秋荣和王永强研究员。感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师生，尤其是一起做新疆考古发掘研究的同学们。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惠允出版拙著，感谢责任编辑李金涛副编审。

2022年9月1日于融域嘉园　　

图文转自：“古今天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