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主编：杨勇、王方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5年9月

　　印次：1

　　ISBN：9787030830425

　　内容简介：

　　本书为庆贺考古学家白云翔先生七十华诞而作。书中共收录论文27篇、附录3篇。论文均为首次发表，内容以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古代文明及相关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为主，涉及都城、墓葬等各类遗迹，以及陶器、铜器、铁器、服饰、钱币、瓦当、封泥、帛画、医药器具等各类遗物，还有边疆民族考古、美术考古、中外文化交流、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及实验考古等研究领域。附录分别为白云翔先生传略、访谈及迄今为止的论著目录。

　　目　录

　　序　杨勇 王方

　　中国古代都城城郭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张建锋

　　西南夷考古及其若干问题 杨勇

　　关于中国古代钱币考古学研究的思考 黄娟

　　解构与重构：服饰叙史的图像陷阱与应用逻辑 王方

　　层累型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模式探索——以隋唐洛阳城遗址为例 韩建华

　　三星堆“神坛”与石寨山贮贝器 施劲松

　　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商代后期戈卣铸造技术及西汉至唐代铜镜镜面弧曲的相关研究——基于3D扫描数据的解析 三船温尚

　　论湖北松滋楚墓出土瓦当及其“明器化”现象 李斌

　　战国时期秦国钢铁兵器的发展及其思考 梁斌

　　楚服文化从东周到汉初的演进——以东周楚式长衣为例 陈美勋

　　东周秦汉时期雍城地区祭祀用牲的考古学观察 王凯

　　京津冀地区东周秦汉铜兵器研究 蒋赴美

　　论古代东亚的木制瓦当范与陶制瓦当范 中村亚希子

　　初期铁器时代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铁器文化研究 文载范

　　论“皇帝信玺”封泥的时代 刘瑞

　　城以载史——秦汉都城的兴废 刘振东

　　西汉时期铜柿蒂形饰的初步研究 南健太郎

　　从马王堆到金雀山：两地帛画同异考 王传明

　　云南滇墓出土凸瓣纹铜盒研究 徐龙国 曲巍

　　环黄海之路视野下辽东汉墓随葬陶器编年研究 陈映玉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汉代铜器研究 王雪靖

　　考古出土的汉代医药器具及相关问题 关赫

　　山东临淄汉代镜范材质的模拟实验研究 韩茗

　　追寻翠光：东汉时期人与翠鸟的关系及二者之间的物质、社会文化和生态表达 金秋月

　　韩国三韩地区出土山东产白陶器的研究 郑仁盛

　　酉阳土司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 孙波

　　明代铜镜初论 陈嘉轩

　　附录一 白云翔：矢志探古求原的考古学家 姜健

　　附录二 躬行明理矢志探古——白云翔教授访谈录 张舒涵 刘晓蓉

　　附录三 白云翔论著目录 杨勇 王方

　　后 记

序

　　今年是恩师白云翔先生考古五十年，亦逢他七十华诞。白老师是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并且自1985年春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工作开始直到2016年春退出所领导岗位，业务和管理“双肩挑”二十年有余。作为学生，我们对老师的学术贡献和工作成就不便也无力进行评价，但还是想通过一些亲身感受，从做人、做事、做学问和对待学生等方面，给他勾勒一幅简单的“画像”。

　　我们二人是200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同班同学。当时考古系每年只有4个博士生招生名额，而博士生导师有十多位。招生时导师不分配名额，所有考生按成绩大排队，择优录取，于是我们二人有幸同时成为白老师的门生，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不过，我们二人报考的背景却有所不同。

　　我（杨勇）于2003年从四川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后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入职后被分配到汉唐研究室，遂即作为广州队（后改称“华南二队”）的一员前往广州参加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工作，一干就是五年。这期间，白老师既是所领导，又兼广州队队长，故常来广州，我也就有了和他较多接触的机会。白老师每次到工地，除了安排、协调和检查工作，一般都会抽时间跟我和刘瑞（当时广州队队员只有我们二人）聊学术，从一些具体的研究，到学术史和学术前沿，再到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从国内考古到日韩等国外考古；从考古学到历史学、逻辑学等其他学科，无所不谈。当然，白老师更关心我们个人的学术研究，言语中既有督促、要求，也带着鼓励和期许。几次接触后，我便意识到，我遇上的不仅是一位务实且有担当的领导，而且很可能是今后能引领我学术成长的好老师。当时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是常年进行的，长期的出差和田野工作，有时难免让人感到枯燥甚至疲倦。而白老师的每次到来，总是能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和学术激情。按照白老师的教导，广州五年，我全力做好发掘和整理工作，业余时间则认真读书，并结合田野做了一些个案研究，包括对层叠式城市遗址发掘方法的思考，撰写了多篇论文。广州的这段时光尽管很辛苦，但对我来说又是幸运的，因为有白老师的“干预”和指引，我没有丢失追求学术的初心，且愈发感受到读书做学问的乐趣。到了2008年，广州工作告一段落，我亦如愿以偿，通过正式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开始在白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我（王方）2003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本科三年级时就结识了白老师，其间多是与白老师书信沟通。虽然那时与白老师尚未谋面，但每有学业上的困惑，白老师总是热情、慷慨、认真地回复解答，这来自2000多千米之外的鼓励更激发了我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其后无论在山西博物院短暂就业，还是远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深造，我始终与白老师保持着日常联系，将自己在学习工作中的所感所思及时汇报分享给老师。那时虽未拜入师门，但白老师对待学生耐心细致的态度早已让我认定这就是未来引领我学术方向的老师。留学回国后，我如愿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正式在白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博士阶段的系统学习。

　　读博的三年间，白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次课，每次主题各不一样。可能因为我们是博士研究生阶段，白老师所讲多偏重理论方法，且不限于考古学，也包括其他学科以及一般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还讲逻辑思维、学术思潮、论文写作方法等。他不仅自己精心备课，且要求我们提前看书、思考和准备，所以上课的效果非常好，我们每次总能“捆载而归”。但要说对我们影响最深刻的课，当属一头一尾两次，即入学第一课，还有我们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白老师又抽出时间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两次课的题目都是“谈做人、做事、做学问”，所讲内容相近，但前后相隔三年，侧重点和意涵已不一样。讲课中，白老师不只结合他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谈了该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更强调这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他说，做人是根本，是第一位的，但发展（做好事情、做好学问）才是硬道理，要走好人生路并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第一次讲的时候，白老师的话音中带着告诫和要求，主要是希望我们入学后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读书做学问。当时他还让我们记住：老师就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一名普通的教师。对此，我们开始不甚理解，后来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深刻含义。第二次讲的时候，则更多与今后的工作、科研有关，多了提醒和叮嘱的语气，就像雏鸟离巢，希望我们既坚守做人原则，又能够飞得更高、更远、更顺利。实际上，白老师对我们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直在践行的。

　　老老实实，“君子坦荡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白老师在做人方面所推崇的。据学界传言和我们的所见所闻，白老师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但是，白老师在我们面前很少提及，更从不抱怨，总是“云淡风轻”“往事如歌”般地坦然面对过往。我们曾听到过有人对白老师的微词，也听到过有人为白老师鸣不平，有时我们忍不住在他面前说起，他的回答都是：做人做事问心无愧就好。白老师偶尔也会和我们聊一些往事，但都是从积极方面来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作前车之鉴。记得他说过，老实做人不是光做“老好人”，还要重情重义，忠诚守信，有责任心，有担当精神。

　　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是白老师在做事方面的追求，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读博期间，正值《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从编写到编辑出版的时期。白老师为了让我们了解大部头著作的写作和编撰，让我们也参与并承担了核查资料、校对等一些具体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目睹了白老师的做事方式和工作作风。作为该书主编之一，他从全书章节及其标题拟定、初稿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修改稿的再审并定稿，到多次看校样，甚至亲自到排版公司审校彩色图版，无不亲力亲为，绝不马虎一点。对此，该书的特约编辑张静老师在我们面前曾多次感慨不已。白老师积极、认真做事的风格，在学界也是为大家所认可的。2001年，他主动请缨具体负责创办“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即后来的“六大发现”论坛），2004年开启“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系列会议，近些年来又推动“手工业考古”系列论坛的召开等。这些事情在操办过程中所遇曲折甚至阻碍其实不少，但按照白老师的说法，越有困难越不能退缩，而且要办就要办好，就是要给大家搭建平台，推进学术繁荣。

　　扎扎实实，力求创新，是白老师在做学问方面的理念。他经常跟我们说，学问来不得一点虚假，做研究写文章既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切不可急功近利。白老师的论文和著作的学术水平和价值，国内外学界自有评价，毋庸我们做学生的多说。他的成果曾多次获奖，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成果奖等重要奖项。其中，专著《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是迄今为止考古所唯一一次个人著作获得此等级奖项的。此书后来还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让我们尤为敬佩的是，即使为他人著作写序，白老师也都是像写论文一样认真负责。在他看来，为他人论著写序实际上也是做学问，必须用心去写，不可敷衍了事。我们二人的博士论文历经修改后出版时，请白老师写序，他都是先通览全稿，然后动笔。我（杨勇）的《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的序长达5000余字，并且白老师在文中还就历史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重要意义以及相关的理论方法等进行了阐述；我（王方）的《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序言长达7000余言，是白老师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成的，但实际上他对服饰考古理论问题的思考早在为我规划博士选题时就已经开始了。在白老师即将出版的《考古践思录》一书中，收集了多篇这样的序，每一篇都可看出白老师所用之力，也可窥见他的学术思想。关于做学问，白老师还常跟我们强调一点，就是要勤动笔，作为学者既要学，也要问，更要写。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读期间，白老师是考古所的副所长兼纪委书记，管理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总是忙里偷闲读书、学习和研究，在考古所的阅览室中，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据我们大致统计，从2001年到2016年春，即担任所领导岗位的十多年间，白老师先后发表了70余篇论文（不含笔谈、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为有关著作写的序或前言等），出版了多部著作（含合著），还提出“手工业考古”的命题并加以理论阐发。白老师说过，他的著述都是“灯光下的作品”。此言不虚。2018年初白老师从考古所退休，其后依然笔耕不息，至今已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4部（含合著）。

　　白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研究生院考古系是“名声在外”的，我们这些同师门的兄弟姐妹们更是感触颇深。读书期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向白老师汇报读书情况以及论文写作进展。他对我们的作业和论文的审阅是逐字逐句的，有时标点也不放过，所提修改意见往往写满页边空白处。所以，我们偶尔想偷懒，是糊弄不过去的，不过倒也因此养成了严谨的做事风格和写作习惯。毕业之后，是凡工作和学术，他对我们的要求丝毫没有减弱。2012年，按照所里安排，我（杨勇）负责组建云南队（现西南第二工作队）并到滇东一带开展田野工作，白老师从队伍建设、工作纪律、学术规划等多个方面给予细致交代，尤其强调纪律意识和成果意识。后来考古队得以不断发展并取得诸多重要成果，与白老师的关心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我（王方）毕业后到国家博物馆就职，其间很长一段时间在科研处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开始很不适应，但白老师每次都鼓励我要调整好心态，嘱咐我学术定力不能丢。逢年过节去看望白老师，既很高兴能跟老师见面，但有时也很“紧张”，因为，每次见面老师都要详细询问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做了哪些工作，还经常给我出题目、提要求。

　　白老师对学生要求严，对自己同样要求严，尤其是规矩意识特别强。2011年秋至2020年，我（杨勇）几乎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在山东临淄，协助白老师主持“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项目实施的头几年，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白老师每次去临淄时跟当地有关人员的应酬是免不了的。为此，白老师经常自己掏腰包买上两箱“小二”（二两一瓶的红星二锅头）从北京随车带去，有需要时便拿上几瓶作为特产送给对方，还美其名曰“礼轻情意重”，既联系了感情也不违反纪律。每次到临淄，白老师很喜欢在考古队临时办的简易食堂吃饭，且告知像平时一样，不要加菜，临走时还一定要交上伙食费。

　　与工作时的严谨、严肃不同，在生活上，白老师却显得随和而不太讲究。在我们学生眼里，生活中的白老师是一个率真甚至“童心未泯”的人。他爱抽烟，且前些年烟瘾还蛮大，跟我们学生见面时，他往往是一边说“抽烟是陋习”，一边点上烟很享受地抽着。我们师生聚会时，白老师总要点几个“熘肥肠”“毛血旺”之类的重口味菜，并且还有“家里不会做，即使不健康也不天天吃嘛”之类的说辞。白老师读书和写作之余也很喜欢热闹，对于北京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他一直“耿耿于怀”，说是小时候就爱放鞭炮。2023年春，《鉴出齐都》的作者和编者在临淄开定稿会期间，正是淄博烧烤“火出圈”的时候，白老师请当地同志带路，大家一起去人最多、最热闹的“临淄大院”吃烧烤，其实，白老师的牙口不好，吃不了多少烧烤，但看得出他很高兴，显然是兴趣不在吃，而是喜欢那种几百张桌子、几千人聚在一起的人间烟火气。

　　值此白老师七十华诞和考古五十年之际，我们作为学生，与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中青年朋友代表们一道，通过将学习和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这种最朴素的形式向他表达祝福：祝白老师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学术长青！

　　杨勇 王方

　　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