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该遗址长期以来出土了丰富的动物考古遗存，但基本未有全面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本文是首次对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全面综合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殷墟遗址历年来的动物考古学鉴定与研究的历史，并对各阶段取得的成绩与不足作了评述。其次，在全面整理安阳孝民屯等遗址出土的丰富的动物资料的基础上，对殷墟不同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运用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等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索商代晚期被利用的动物种类、相对丰富程度以及家畜饲养业的规模和结构。本文的研究揭示，晚商时期殷墟出土的动物种类十分丰富，商人充分开发利用了多样性动物资源，而家养动物在当时商人的肉食结构占了绝对比重。动物遗存的空间分布显示，殷墟宫殿宗庙区出土的野生动物种类比其他普通区域和手工业作坊出土的要丰富得多，表明晚商社会的不同等级的人群获取利用的动物资源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此外，家畜的种类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古代所谓的“六畜”中的五种猪、牛、羊、狗、马都能够明确为家养动物。鸡则很可能已经被驯化，也有可能处于驯化后饲养的早期阶段。总的来说，家养动物的多样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而多品种的畜牧业体系使得商代国家经济基础获得更有力的支持。

    对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的研究表明，商代晚期的饲养的猪、牛、羊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人类提供肉食。晚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养牛、养羊业的模式可能和世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即不是以产毛、产奶为饲养的主要目的，这可能是畜牧业饲养模式的商文明特色。此外，动物的屠宰模式也表明，商代晚期安阳的城市居民的动物资源来源主要依靠外部供应，但也可能有小规模的家庭内部的养猪业存在。

    墓葬和祭祀遗迹中动物牺牲的研究表明，殷墟墓葬中对牲腿的部位选择崇尚使用左侧前腿，形成使用牲腿“贵前尚左”的定制，表明商代晚期规范化的用牲制度，而且有悖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所谓的殷周礼仪之别，显示殷周礼仪制度的延续性。晚商时期祭祀用牲方式中整牲和牲体的分解使用也与古代文献的记载多有相合之处，进一步表明商周祭祀礼仪制度的延续性的一面。

    商代的祭祀用牲体系在晚商时期显得更为多样化，牛、羊、猪、狗、马在牺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其中从早商时期以猪牲为优位的兽牲制度到晚商以牛牲为优位的多元化兽牲制度的转变，既是商代晚期国家祭祀制度的一个大的转变，也是是商代畜牧业经济发展的结果。

 

 

 

李志鹏系我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袁靖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