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探源研究的一点思考

 

    编者按：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年。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特点等。本报特开设专栏，对探源工程十年来取得的阶段性工作成果、科技手段的应用、理论与思考，及参与这一探索的众多人物的风采进行一一展示，以期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许永杰先生提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存在两个瓶颈问题，一是年代学上的，一是材料上的。我个人理解，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单靠年代学的研究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形成突破。而单靠文献材料，可能也很难形成突破性的认识。一则可资利用的传世文献有限，二则现存文献史料或多或少都有可疑可析之处。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个“书”，指的是《尚书》。连《尚书》这样的文献都不可全信，何况那些追溯三皇五帝的书呢？所以，若想解决文明形成的问题，只能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去寻找新的史料。

    在考古学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上，我个人认为应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要确定明确的基点。殷墟已进入文明阶段，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文明探源工程将研究的时代下限定在公元前1500年，应当就是考虑到殷墟已是非常可靠的基点。也正是因为殷墟的发现才使得商史成为信史。另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点，就是在文明探源研究中要强调综合性的指标。这一综合性的指标在西方就是城市的出现，而在中国，应当以都邑的出现作为这种综合性的指标。柴尔德曾提出城市革命的理论，尽管其后有不同的修正意见，但至今仍是西方史学界、考古界的一种主流性认识。傅筑夫、张光直等人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古代城市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这样的中心与其称之为城市，不如称其为都邑。而什么是都邑？文献说得很明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可见，在古人看来，都与邑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先君宗庙的有无。中国三代以降的社会，之所以被许多学者归结为家天下的社会，其根源概本于此。祭祀先君之宗庙的出现，应是家天下局面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

    偃师商城宫城的全面揭露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从布局上看，其内的主要建筑包括东西两列。东列建筑有明显的祭祀遗存，功能上很可能与宗庙有关。而西列建筑的南部是大型敞厅式建筑，适合作办公场所，北部的是排房，门前有水井，是生活场所，恰好符合前朝后寝的古代宫室布局理念，应是宫殿（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近年考古工作要览—纪念偃师商城发现二十周年》，《考古》2004年第12期）。再看盘龙城商城、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焦作府城商城等这些周边城邑，城内的主要建筑只是一组前后两进或三进的四合院式建筑，很适合作官署，而绝不见宗庙性质的建筑。这就是都与邑最重要的区别（王立新：《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由此往前再看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宫城内宫庙建筑东西分列的格局与二里头遗址宫城内的建筑布局十分相似。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现宫城，此期宫城的西南部由一号宫殿建筑及其南侧的第七号夯土建筑基址构成一列建筑，一号宫殿主体殿堂、南侧的门塾和七号建筑基址三者遵循着同一条南北轴线。王学荣推测这七号建筑基址应是与一号宫殿建筑配套使用的、重要的具有礼仪性质的门塾遗存（王学荣：《夏商王朝更替与考古学文化变革关系分析—以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为例》，《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2005年）。二里头三期宫城内的东列建筑以二号宫殿建筑为重心，位于宫城内东侧偏北位置，四号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其正南。二号宫殿主体殿堂、二号宫殿建筑南门塾与四号夯土建筑基址的主体殿堂大体遵循着同一南北轴线。这东西两列建筑中，布局比较清楚的一号宫殿杜金鹏先生认为应是一内部没有分间的敞亮厅堂，应系朝堂建筑（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再认识》，《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而东侧的二号宫殿建筑很早即被绝大多数学者认可为宗庙建筑。由此可见，偃师商城第一期宫城内宫庙东西并列的格局乃至“前朝”与宗庙建筑在宫城内的具体位置，都与二里头三期宫城的布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目前的发现来看，三期东列建筑下压的二期三号和五号建筑基址的庭院中均发现有成排的贵族墓葬，显然也非用于起居和平时办公的建筑，很可能也属于宗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偃师商城宫城在小城中居于中部略偏东南，而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也是居于整个遗址中部偏东南处。所以，偃师商城宫城位置的选择和宫庙分列的整体规划可能继承了二里头夏代晚期宫城的建筑理念。所不同的是，单个建筑的形制结构发生了变化，建筑的朝向也由二里头时期的一律面向东南而变为一律面向西南。而这恰如文献中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显然，与早商都邑中类似的宫、庙布局的出现，使得二里头遗址有理由被认定为都邑，从而成为继续上溯都邑的出现与中原文明形成的一个新的基点。

    再往前，新砦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遗址。建议今后若有条件，大面积甚至全面揭露该遗址的中心区，摸清其布局。对于年代更早些的陶寺、王城岗等遗址，也应集中精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归结起来，由许永杰先生提出的两个瓶颈问题，我想到了文明探源研究中应当把握的两个关键点。而这两个关键点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工作核心，那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着力寻找和确认综合性的判定指标即都邑，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寻找和确认宗庙性质的遗存。

       （本文由作者2012年5月22日在江苏张家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上的讨论发言整理修改而成）

（《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