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遗址的机载激光扫描数据
 

　　四月底，由中国文物报牵头的记者团来到成都，与成都博物院就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研究及如何服务于公众进行了探讨，并参观了宝墩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通过座谈与现场观摩，并近距离体验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学科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了解了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与辉煌成就，理解其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与其他地区早期文明紧密相连的血脉关系，其独特的发生和演进模式，当可作为研究整个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的重要启示。

无人机拍摄的宝墩发掘区

 

　　古蜀王国——从黑夜到黎明

 

　　说起成都平原的早期文明研究历程，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学界对先秦时期所谓的“古蜀国”知之甚少。在实物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成都平原的先秦史似乎是一片空白。王毅院长对自己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的一席话记忆尤深，夏先生和他说“你回成都工作自然很好，但成都的遗物，基本也不会有早于秦汉的东西了”。三十年过去了，此语犹在耳边，但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硕大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黄金制品让人们对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认识从无到有并为之刮目相看，蜀地在先秦时期绝不是蛮荒地带，而是有着极富特色的物质文化、政体和宗教系统的古代文明，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晚期。

 

　　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三星堆就是传说中的古蜀国文明，那么这个文明从何而来，三星堆文化的渊源何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成都平原又居住着什么的人群？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文化与社会？用专业一些的话说，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谱系还远没有完整构建起来，缺环甚多，需要做的工作太多。

 

　　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对1995年的那一天还记忆犹新。世世代代在此耕作的宝墩村民对他们田地边上高出地面数米的庞大土堆早已视而不见，作为考古人的江章华最初也只敢把这一遗迹的年代预测到秦汉时期。但是那一天，当地层关系明确指向更早的年代时，另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出现了：这里有早于三星堆的遗址，而且还是一座占地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宝墩古城的发现不但把成都平原的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700年，达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而且古城的面积在当时国内早期城址的发现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作为三星堆之前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赫然成为了一个考古学名词。

 

　　之后的十几年间，成都平原上的史前城址就像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令人目不暇接。就在不久前，成都博物院又在大邑县发现了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两座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址。加上之前发现的宝墩古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等，总共发现了8座宝墩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以及同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小型聚落，并完全进入成都平原腹地。人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在距今4500年到3700年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不是蛮荒之地，而是城邦林立，人口众多的富饶沃土了。

 

　　自宝墩文化发现以来，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依然是个谜团。传说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逐步迁入成都平原的。近年来，成都博物院的考古人员在岷江上游的茂县调查发掘了营盘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慢慢揭开了这个谜。

 

　　茂县营盘山遗址和金川刘家寨遗址均位于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地处川西北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各类遗迹和遗物，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种种特征与中国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十分相近。从陶器的制法、装饰方法与风格、彩陶风格、器物类型，包括生业形态、生产工具都体现出非常近似的特征。之后的调查发现，在岷江上游分布着较多这类文化性质的遗址。因此，岷江上游应该是马家窑文化分布区。

 

　　最终把川西山区与成都平原联系在一起的是来自平原西北部的什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史前聚落桂圆桥遗址，该遗址第一期遗存年代介于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桂圆桥遗址的发现使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向前推进了500年，达到距今5000年左右，也填补了位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区的营盘山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之间的缺环。目前的研究认为，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最初可能是从位于其西北方的岷江上游逐步迁徙下来的。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名篇《蜀道难》中一开始便叹道“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仙有感于蜀道的艰险，低估了古代先民的勇气与探索精神。殊不知，古蜀国开国之王蚕丛之前千余年的时候，这里便和西北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成都平原延续了几千年的移民史可能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宝墩内城东城墙

 

　　宝墩古城——王者之城

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城址

 

　　从成都市区一路向西南驰去，记者团便来到了著名的宝墩古城。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发现的第一座古城，也是这一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城址，距今4500年左右。1995年发现伊始，就再一次彻底颠覆了前人对成都平原早期历史的看法，将这段历史向前拓展了700多年。同时，这里也是成都博物院考古人多技术手段和多学科运用的试验场。

 

　　到达宝墩工地的时候，发掘区已经被一片金黄的麦浪所包围。虽然发掘较浅，但一座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已经暴露出来，厚实的墙体和粗大的柱洞彰显着这座房子的特殊地位。何锟宇，这位年轻的80后，宝墩工地的发掘领队，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近年宝墩遗址的工作和收获，让人领略到宝墩古城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自从1995年发现宝墩古城后，60万平方米的面积已经让世人惊叹。2009年，居然在原来的古城外围，又发现了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的城圈，原来的“宝墩古城”只是这座新发现城圈的内城。这一发现是继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卯之后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城址，也是成都平原城址群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个。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城圈内还陆续发现了五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基址规模大，筑坑规矩，筑网清晰，规格较高，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应为宝墩文化时期类似宗庙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以房址F3为例，南北长约24米，东西宽约12米，面积约300平方米，保留有柱坑28个，其中东、西侧各8个，南北侧各5个，房屋内部2个。而目前宝墩工地正在发掘的就是这类建筑中的一座。

 

　　参观完工地，一行人来到了宝墩内城东城墙边，这是一个宽达十余米，最高处距地面5米的长条形土堆。人们攀登上城墙，这里修竹繁茂，凉爽宜人，微风拂过麦浪扑面而来。王毅无不感慨地说：“经过四千多年岁月的剥蚀，宝墩的城墙还能有这样的规模，加上那些大型建筑，这是王者之城，具王者之风！”　　

 

　　中华史前文明天空中的明星

 

　　正是因为有了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及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成都平原古文化的认识已经比较完备，并且已经逐渐揭开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江章华副院长认为，成都平原自5000年前出现古代文化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和外界的交流。种植小米的先民顺着岷江进入成都平原这片荒无人烟的地带，就开始着手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居住在被河流切割而形成的岗地上，砍伐森林，营建房屋，并吸收了长江中游的筑城和水稻栽培技术，夯筑墙体以抵御洪水，种植水稻则是在多水环境下农业形态的一个完全转变。经过宝墩文化近800年的不断积累，在吸收了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之后，终于迸发出三星堆文明的光辉。从孤独的桂圆桥到古城林立的宝墩，再到光芒四射的三星堆，正是由于古蜀先民积极吸收周边地区的文化营养，兼收并蓄，才能造就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有意思的是，每当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社会发生大的变革，必然会在这里造成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成都平原在当时已经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古代文明连为一体，成为“满天星斗”中的一颗明星，“多元一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海纳百川，奋发进取的史前成都平原

 

　　正在记者们沉浸在宝墩古城辉煌的历史中时，王毅院长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把记者团带到了最新发现的，位于温江的红桥村遗址。这里经过了几个月的发掘工作，完整揭露出一座4000年前的护岸堤，长约147米，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剖面呈梯形，底宽14米，顶宽12米，高约1.3米。建筑方法为夯筑，中间平夯，两侧堆筑，和同时期宝墩文化城墙的建造方法比较一致，最大的区别在于护岸堤上发现8道人工开挖的沟槽，内有较为密集的柱洞，表明在建造的时候曾经在沟槽内安插木桩，起到了加固作用；在护堤近水的一侧，用大量卵石堆筑作为护坡。王毅表示，为了居住的台地不受河水的侵蚀，红桥村先民在其居住台地边的河漫滩上修筑了坚固的护堤，防止河流对台地的侵蚀。这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年代相当，比战国时期李冰在都江堰主持的水利工程要早近2000年，和此前发现的良渚文化水坝均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史前水利设施，且在建筑技术方法和功能上又各有特点，因此这一发现足以改写中国水利史。他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虽然已经有所可观。但我相信，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绝不止这些发现，她璀璨的古代文明还要靠下一代去努力探索！”

 

　　站在长长的堤岸上，记者不禁感叹，成都的史前文明史，就是一部战天斗地的壮丽史诗。这里本不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是古蜀先民积极吸收中华大地各地区的文化营养，奋发进取，才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明，为后世的“天府之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应该是整个中华文明可以独立发展、光耀世界并延续至今的动力源泉。

 

　　多技术多学科的综合应用

 

　　在宝墩，记者和成都博物院的学者交流过程中了解到，目前的考古工作已经远不是简单的人力调查和挖掘了，而是多种技术和多学科在考古中的综合运用，很多工作在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课题意识和目的性。虽然成都平原史前考古工作相对于其他地区起步较晚，但也恰好赶上了中国考古学开始大量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和多学科综合介入的时代。似乎是继承了先辈们积极开拓的精神，成都考古人在科技手段的使用方面毫不落后，有些领域还走到了国内前列。

 

　　成都平原属于中国南方亚热带气候，河流众多，地形复杂，加之植被茂盛，地表遗迹遗物暴露较少，这使得对区域的系统调查、勘探和遗址的发掘比北方地区要困难。为了排除不利因素，取得更为清晰的效果，成都博物院采用了各种新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技术，使得多种新技术手段真正用于传统考古之中，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列。

 

　　机载激光雷达：透过植被，让遗迹无所遁形

 

　　机载激光雷达测量技术是目前测绘业界先进的遥感测量手段，是继GPS空间定位系统之后又一项测绘技术新突破。该技术对于考古调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穿透性，即在树林或植被密集的地方，激光点可以测量到植被以下的地面，为揭示地面遗迹现象的定位测量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成都博物院于2013年11月以宝墩遗址及周围12平方公里为试点，进行了机载激光扫描。此次机载激光与高清遥感技术在宝墩遗址核心区的试点，除了获取了植被滤波后的数字地面模型，还得到了全区域的高清正射影像和1:2000比例尺的数字线画图，2014年3月会同专家对成果进行了验收，一致认为该新技术的应用对宝墩遗址的遗迹揭露和考古工作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探地雷达：遗迹勘探利器

 

　　在宝墩遗址的勘探中，成都博物院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探地雷达技术（Ground Penetrating Radar简称GPR），该技术又称地质雷达，透地雷达，是用频率介于106～109赫兹的无线电波来确定地下介质分布的一种方法。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传播时遇到存在电性差异的界面时发生反射，根据接收到电磁波的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的变化特征推断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结构、形态和埋藏深度。

 

　　成都平原河网密布，地表经常被河流切割成一块块岗地，历史上地貌变化频繁。古代先民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就必然要适应这样的环境。因此，为了更加深刻理解成都平原史前的聚落布局和生业经济，环境考古已经成为了工作的重点，这样的思想早已贯彻到考古工作中来。

 

　　植物考古：揭开古蜀先民农业经济之谜

 

　　在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中，植物考古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工作，发掘时均采集土样，普遍进行浮选，以获得炭化的植物种子。以宝墩2009年的工作为例，共采集到14份土样，浮选提取到1430粒炭化植物种子，且种类比较丰富，其中稻谷种子的数量为643粒，占45.0%，几乎在所有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粟的数量为23粒，占1.6%，且集中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此外，通过对植硅体的分析，也从宝墩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典型水稻扇型植硅体（底侧面布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以及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和产生于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同时还存在少量粟类作物的植硅体碎片。通过这些植物考古分析，目前对宝墩先民的农业形态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那时气候波动不大，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类型。大约4500年到4000年前的宝墩先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兼有粟作农业。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为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古河道解剖：打开古代环境信息宝库的钥匙

 

　　成都平原在古代河流纵横，摆动频繁，在发掘过程中经常遇见古河道。在传统的考古发掘中，只要没有遗迹遗物，便可以不作为工作和研究的对象，但古河道沉积物对于环境学来说，可以获取当时水文、气候、植被等一系列的有用信息。因此，为了复原古代的地貌与环境，古河道解剖研究就成为了成都博物院考古人的必修课。就拿宝墩遗址来说，通过大规模实地踏查、钻探和长探沟解剖，发现了几条古河道。通过对一条古河道进行解剖，在宽约50米的河床底部发现了数根乌木，对其进行测年，数据均在距今3700到3900年之间，且在洪积层中发现有宝墩文化中晚期的陶器，因此可以初步认定宝墩文化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3条较大的古河道从西北方向冲毁了城墙。

 

　　除此之外，宝墩遗址还吸引了动物考古、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测绘技术、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明确的课题意识贯穿发掘始终。例如对石器进行岩性分析，对保存较好的人骨骼进行体质人类学现场鉴别，并将其整体切割回实验室开展碳、氮、锶同位素等分析研究。

(《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9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