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以及两位项目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也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03年，实施了探源工程预研究。2004-2015年，探源工程由科技部批复，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　首先，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2　其次，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

　　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

　　3　第三，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关强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延伸阅读：文明曙光、满天星斗

　　多年来，随着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浙江余杭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一项项重要考古发现让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来越真切地触摸到早期中华文明脉动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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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长期负责良渚项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发现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河沟，他敏锐地预判这里可能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古城墙。历经一年多的调查钻探，一座尘封地下5000多年、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重见天日。城外还有长达35000米的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排灌功能。

　　其实，在追寻文明的曙光时，良渚一直吸引着考古人的目光。早在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面对遗址感叹：“我看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一幅气度恢宏的都邑画卷徐徐展开：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根据专家估算，良渚大城、水坝、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余万立方米，共需3600万人日工，或者1000人连续工作10年左右，此外还需有更多人提供后勤保障。刘斌表示：“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及强大的动员能力，说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初期的国家，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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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0月31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沙沙声。这几天人像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让大家充满了期待。人们屏住呼吸，看着考古队员剥离一件特殊的塑件。额头、眼睛、耳朵、嘴……一尊几乎完美的女神头像仰面朝天，微笑欲语。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记录了女神与子孙们跨越千年的相视一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红山女神不仅是红山人的先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

　　这尊陶人通高55厘米，形象逼真、表情丰富，是目前为止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最大的整身陶质人像。“陶人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们先祖的形象，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崇拜提供了最直接的考古实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至今谈起这一发现还激动不已，5000多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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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约4200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处特殊建筑内，上层贵族已经陈设好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当春日的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霎时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4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

　　山西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绘声绘色地讲述根据新发现的“观象台”遗迹复原出的古人“礼天”细节以及“居住在巨型城址宫殿里的王，如何通过祭祀来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威”。《尚书》有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尧天舜日的礼乐文明。根据陶寺遗址的年代、位置和规模，许多古史和考古学者认为它有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尧之都城——平阳。“至少可以据此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何驽对此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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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口弦琴可能承担着共同的功能——沟通人神天地。”2018年5月2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发布会上兴奋地宣布，石峁遗址出土了一批骨制口弦琴、管哨和陶制球哨。骨制口弦琴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出土数量20余件，系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的弦乐器。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县，探源工程专家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三重石构城址（分内城、外城、宫城）、形态接近“金字塔”式的大型人工建筑、贵族墓地等。据孙周勇介绍，石峁遗址发现了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这表明距今约4100年陕北地区也已进入文明社会，丰富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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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也获得重要发现。这些都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300至4300年期间，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依照历史记忆，可称之为‘古国时代’，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王巍非常坚定地说。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距今3800年左右。遗址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对于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对于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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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3700年左右，经过新砦期文化的酝酿,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横空出世。位于洛阳东郊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在该遗址的中部，发现了内有多座宫殿的宫城。在与此宫城仅一路之隔的区域发现的另一个围墙围绕的区域内，发现了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生产的铜器非常精致，仅在较高等级的墓葬中随葬。表明这些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成为表明持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物——礼器。此时，中国的青铜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