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的讲话
中国考古学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在夏鼐、苏秉琦、宿白、徐苹芳等历任理事长和常务理事们的悉心关怀下，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鼎力支持下，中国考古学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学术团体，始终指引着中国考古学学科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而以张忠培先生为理事长的新一届理事会上任以来，学会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学术科研和考古工作的第一线，从三峡、南水北调考古到大遗址考古的实践，从东北地区、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研究到中国玉文化的探讨，学会积极引导广大考古工作者研讨当今考古学科和考古工作的前沿问题，为考古学科建设搭建起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今天，借学会第十四次年会召开之际，我也简单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启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到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发掘，再到多位考古学者参与、持续至今的殷墟考古和研究，中国考古学走过了90年的历史，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告别了懵懂的传说时代，化为历史长河的恢宏画卷，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硝烟战火，也经历了新中国的国盛民强。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吸纳了世界考古学的最新理念和方法，以重建中国古史为己任。李济先生组织对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也让殷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梁思永先生发现并确认了后冈三叠层，首次辨识出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的发展序列，成为中国田野考古技术大发展的显著标志；城子崖、斗鸡台、燕下都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开始揭示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星星之火；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考古人仍在西南、西北等地探寻着古老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国考古学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积极探索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来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步在学术舞台上展示出其特有的魅力。
新中国的成立为考古工作的大发展和中国考古学科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下，《文物保护法》、《考古发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相继颁布，考古管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国家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了34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有效缓解了建国之初人才紧缺的状况；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相继设立了考古专业或考古系，为地方输送了大量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地方考古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成为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中流砥柱；而中国考古学会，以及其他地方考古学会的成立，则大大推动了考古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夏鼐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田野考古技术规范创立、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探索、中西交通史和科技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苏秉琦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在区系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中华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脉络为主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逐步形成。牛河梁、良渚、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三星堆祭祀坑、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等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三峡、黄河小浪底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考古工作顺利开展，水下考古、动植物考古、科技考古、航空遥感考古等工作全面推进，对外交流合作日渐频繁，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中国考古学的文化系列和编年框架逐步确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有力保障下，在宿白、徐苹芳、邹衡、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考古学家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聚落考古、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手段等日益拓展；区域系统调查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学科专业单位的合作，考古学者的视角更为广阔，拥有的材料更为丰富，新发现及其新发现带来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探源、石窟寺考古、盐业考古等重要课题研究深入开展，探讨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方面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采用多学科合作研究和跨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有力推动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大遗址保护而开展的良渚古城、汉唐帝陵陵园遗址等调查和发掘，让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高句丽遗址考古工作更对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考古学逐渐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更加关注学术科研成果的普及，更加重视公众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的满足，走出了一条科学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考古界的优良传统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群体是一支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不论是考古学诞生之初与外国学者分庭抗礼时的自信和坚持，还是战争年代在硝烟炮火中探寻古迹、埋头钻研的无畏与执著；不论是在基建工地上争分夺秒抢救国家珍贵文物时的永不放弃，还是在实验室中通过科技手段获取各类考古信息的一丝不苟，我们的队伍一直秉承着勤奋、严谨、求真、务实，“跟着材料走”的治学之道，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一是科学探索的精神。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人文科学，是以实物证据为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解读和复原，由不得妄自猜测和揣度。现代中国考古学虽然与西方考古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是中国考古学者从未盲从和攀附西方，而是结合我国考古遗址自身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发展之路。
二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晴时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正是田野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很多考古工地位于人迹罕至的乡间荒野，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艰苦；有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时间紧迫，常常要求考古人员披星戴月，加班加点。不论是广袤戈壁，还是浩瀚海洋，只要文物需要保护，就能看到我们考古人的身影。他们担负起守护国家文化命脉的重任，也在长期工作中形成了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优良传统。
三是敬业奉献的精神。考古科研工作异常清苦，从田野发掘，到资料整理，再到日后的系统研究，每一项成果的取得都要耗费考古工作者巨大的心力，甚至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付出与努力。面对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广大考古工作者能够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始终坚守着考古人的信念和理想，始终坚守着考古行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底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默默无闻地做好田野和案头工作，这正是我们学术发展的脊梁。
四是理性思考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度，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反对“挖宝”的思想，坚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和贵族墓葬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科学考古工作，让祖先创造的宝贵财富得以有序传承。
三、中国考古学的新转变和发展的新方向
九十年的成长壮大，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逐步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专业人才崭露头角、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学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中国考古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转变，逐步变成了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一是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调查”的观念，更加关注对大遗址的考古调查和整体价值挖掘。在注重对重要遗迹和墓葬考古发掘的同时，更加致力于考古遗址整体内涵的阐释和遗址本体的保护，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调查项目对考古遗址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为制订保护规划，统筹考古遗址的保护、发掘、展示和利用等各项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逐步扭转了“重考古、轻保护”的倾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在山西绛县横水、陕西西安凤栖原、湖北荆州熊家冢等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与科技保护人员积极配合，将考古发掘过程与遗址保护工作同等看待、同时进行，让保护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考古机构也注意将考古工作贯穿于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根据考古工作所揭露的遗址价值和保存状况，审慎决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三是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考古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考古报告出版的重要性，从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高度，积极做好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很多积压多年的考古报告陆续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但是，仍有一些已经发掘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像阿斯塔那古墓群、草鞋山遗址等重要考古资料迟迟得不到整理和出版，工作仍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四是逐步改善了“重研究，轻普及”的状况，考古知识的公众普及工作得到了广泛重视。考古研究工作不仅仅是专业的、行业的、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考古工作者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公众对于考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重视推动公共考古学的普及，强调考古工作和考古遗址保护的公众参与，通过形式多样的现场参观、专家讲座、夏令营活动等积极传播考古学基本知识，使社会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有机会亲近考古遗址、爱护考古遗址。
随着新时期对考古遗址保护的更高要求，中国考古学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国家文物局近年来着力推动和全体考古工作者努力加强的主要工作。
一是增强了考古遗址保护的紧迫感。在当前城市化加速进程和大规模城乡建设的背景下，考古遗址及其环境的保护形势异常严峻。放慢保护实施步伐，就可能导致更多考古遗址惨遭损毁。在这一形势下，全国考古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文物工作方针，加快考古遗址，特别是位于城近郊区的考古遗址抢救和保护的工作步伐，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是高度注重考古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之间的和谐共赢，使考古遗址保护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使考古遗址保护最大限度地得到各级政府，特别是当地政府及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积极开展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逐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考古遗址成为城市中最美好的地方，成为对城市景观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充分发挥考古遗址保护的社会效益。
三是着力推进行业建设和队伍团结。当前，城市建设中的考古遗址保护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三峡后续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高速铁路和公路等国家重大基建项目纷纷上马。在此形势下，全国考古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考古前辈无私奉献、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加强考古行业的团结，凝聚全行业的学术和技术力量，加强对重大考古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考古工作水平，树立起考古工作者良好的职业形象。
四是加强了专家学者、专业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沟通。专家学者、专业机构与行政部门从不同的工作角度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虽然各有倚重，但是目标一致。为此，行政部门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咨询作用，尊重并充分吸纳专家学者的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专家学者和专业机构支持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
不久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实施文化兴国的战略措施，这也为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要求中国考古学会充分发挥学术引导作用，凝聚和团结全国考古工作者，不断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他们主动投身于基本建设考古、大遗址保护、长城资源调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等各项工作中。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大力推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的有力举措，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5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