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一
    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1936年，德日进、杨钟健发表的《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序幕。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动物考古在以后20余年间没有多少进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有恒、韩德芬研究员在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研究中，注意探讨新石器时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周本雄研究员对多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收获。改革开放以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祁国琴研究员从美国做完访问学者归来，在研究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运用最小个体数统计等一些新方法开展研究，取得了很有意思的结果。在上世纪的9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黄蕴平教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傅仁义研究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陈全家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韩立刚研究员、国家博物馆陈列部的安家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研究员等陆续发表了一批动物考古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到了21世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汤卓炜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马萧林博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胡松梅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武仙竹研究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宋艳波老师等先后开始各自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的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
    70多年过去，在考古学研究的重点由田野考古人员单独承担的建立编年体系、确立各个时空范围内的物质文化特征，向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研究古代人类的各种行为及社会结构特征，探讨历史发展规律转变的大背景下，在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和考古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结我们的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成立了多个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都分别成立了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承担动物考古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各个实验室和教研室都制作了一批现生动物骨骼标本，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古代动物骨骼资料。
（二）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论文
    多年来，我们发表了大量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报告，其出土地域遍布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遗址的时间范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唐代。除研究报告外，我们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内容包括探讨动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差异、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动物祭祀特征、动物在文化交流中的证据等等。
（三）开设讲座、培养研究生
    自199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吉黛纳博士在周口店举办动物考古讲座以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相继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动物考古课程，培养专攻动物考古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到现在为止已经毕业的研究动物考古的硕士10名，博士1名，在读的硕士1名，博士2名。另外，我们还多次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所长培训班、领队培训班及多所大学讲授动物考古研究专题课程。
（四）多学科结合开展研究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古DNA实验室周慧教授、蔡大伟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赵兴波教授等和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研究，在探讨古代动物的DNA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张雪莲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通过对古代动物的食性开展研究，也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动物考古研究和现代科技相关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
（五）组织团队联合攻关
    我们在去年启动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专门设立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动物考古研究》子课题，探讨这个时间段里全国各个地区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特征、异同及其变迁。上面提到的国内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除年事已高者外，基本上都参与了这个子课题的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在一个明确的目标下，调动集结全国的研究力量，开展多个地区、多个时期、多个角度、多个领域的动物考古合作研究，其势头正旺，成果可待。
（六）中外合作，走向世界
    多年来，袁靖和马萧林分别出席过国际动物考古学会的世界大会和美国考古年会并做报告，黄蕴平、袁靖还到法国、日本、瑞典、英国等国进行学术访问并做专题讲座，袁靖、马萧林、周慧、蔡大伟等还在英国的《古物志》、美国的《人类考古杂志》、《考古科学杂志》等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向世界介绍包括古DNA研究在内的中国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袁靖和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开展的动物考古合作研究项目有6项，其中4项已经顺利结项，相关成果陆续在《考古》和《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而最近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国际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则是一次迄今为止最为精彩的中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西方多位著名学者到会，宣讲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方学者也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包括古DNA研究和食性分析在内的整体实力。引起大家的关注。

二
    回顾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历程，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是用国际动物考古研究的一流水平来衡量我们的工作，还须努力之处也不在少数。我们设想从以下八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培训研究人员，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在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急待整理。我们要通过举办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培训班，为各地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培训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田野采样技术的专职人员，同时帮助有条件的机构建立实验室，培养能够独立开展动物考古的研究人员。要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中国动物考古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的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马萧林博士翻译的《动物骨骼测量手册》即将出版，这可以帮助大家规范动物骨骼的测量方法。我们承担的国家文物局课题《动物骨骼图谱》明年也将完成，届时这本图谱将列出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常见的5种鱼类、1种爬行动物、1种鸟类及12种哺乳动物的全部骨骼，另外还有常见的22种贝类。供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在鉴定古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时对照，供学习动物考古的学生在上课时参考。我们还要翻译美国学者撰写的《动物考古学》一书，这本书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以来在欧美最为流行的教科书，今年年底这本书的第2版即将问世，我们已经和作者、出版社谈好相关的全部翻译、出版问题。希望通过这些书籍的出版，从理论上加强中国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我们各个实验室和教研室都要更加努力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鉴于各类动物的种属都极其丰富，单单依靠我们几个实验室和教研室的力量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我们除了自己努力以外，还可以借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都动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标本馆的帮助，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国内外学者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我们在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学术发掘和与基本建设相关的发掘工作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间段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及填补空白。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考古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又是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被发掘出来的。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六）建立古代动物遗存样品库、数据库
    各个考古单位发掘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都属于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宝贵资料。各个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可以采用相互交换、或所有权不变但使用权共享的方法，广泛收集和整理全国各地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按照地区、年代和种属，分门别类进行收藏和管理，为国内外学术同行开展研究提供资料，为博物馆开展全民教育和科普活动提供实物展品。在完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考古背景、出土状况、实物照片、测量数据等重要信息数字化，建立和不断充实中国古代动物遗存的数据库，与网络连接，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提供资料。
（七）积极开展相关机构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证明，动物考古与生物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方面大有作为。我们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拓宽开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和领域，提高合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我们还要在国家政策和法规的许可下，积极与国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了解国外的研究发展动向，欢迎国外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动物考古的研究中去。
（八）强化动物考古教学
    不断培养学习过研究生课程的动物考古专门人才是我们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通过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课程，为培养专业人才或复合型人才打好基础。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强化英语也是一个必要的训练。西方学者在动物考古领域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对各个课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发表的许多英文文献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英语能力是必备的。这次在郑州召开的国际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多位西方学者做了很精彩的发言，但是因为没有中文翻译，与会的全部中国学者中，真正能够听懂对方发言的为数甚少，这种不对等的交流必须靠我们自己来改变。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人员不可能大家都达到熟练运用英语的水平，我们可以通过翻译来沟通。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的学生抓起，要求他们向熟练运用英语的目标努力，鼓励他们逐步把握国际动物考古研究的动向，提高研究能力，在将来的国际学术大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中国学者的风采。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大大加强了对于考古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这对我们是一种鼓舞，是一种支持，更是一种鞭策。我们要珍惜这个大好时机，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为把中国动物考古研究推向深入，推向世界，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