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第二辑）摘要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植物考古学研究
赵志军
    通过在陶寺、新砦、二里头和王城岗四个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稻谷、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遗存。根据对出土农作物的量化分析发现，在2500BC～1500BC期间，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整体上仍然延续着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但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包括：在龙山时代，稻作相当普及，大豆被普遍种植，当地农作物布局开始趋向复杂化；二里头时期，稻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小麦开始传入到中原地区；二里岗时期，小麦的种植规模和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制度开始逐步地由依赖粟类作物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方向转化。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
――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
袁靖、黄蕴平、杨梦菲、杨杰、吕鹏、陶洋
    通过对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整理和研究，探讨了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当时的居民在获取肉食资源方面继承了本地区以前以家猪为主的传统。另外还包括黄牛和绵羊等新的家养动物。关于黄牛成为家畜的动因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是绵羊成为家畜的动因可能是因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黄牛和绵羊成为家畜以后，不但丰富了当时人的肉食资源，在宗教祭祀方面也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后来区分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

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古绵羊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
蔡大伟，韩璐，周 慧，朱 泓
    我们对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0个距今约4000年的古绵羊进行了古DNA研究，应用PCR反应扩增了古绵羊线粒体DNA控制区5’端序列，对古绵羊序列特征变异位点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GenBank上发表的家绵羊和野生绵羊的线粒体DNA数据重构了系统发育树，探讨了古绵羊和野生绵羊以及现代家绵羊不同品种间的关系，确定了陶寺和二里头古绵羊全部属于亚洲谱系A，与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如小尾寒羊、湖羊、蒙古羊、同羊有着共同的母系祖先，在遗传上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为中国家绵羊的驯化起源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
张雪莲、仇士华、薄官成、王金霞、钟建
    应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方法对于二里头、陶寺遗址部分人骨样品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所分析的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的人均是以C4类植物为主食，但陶寺遗址的人主食中的C4类植物百分比明显高于二里头遗址的人，这应该和当地气候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播有关。文章同时对部分家畜的食性作了分析，对人类食性和家畜食性的相关性作了一定的探讨。

河南新砦遗址人、猪食物结构与农业形态和家猪驯养的稳定同位素证据
吴小红、肖怀德、魏彩云、潘岩、黄蕴萍、赵春青 、徐晓梅、Nives Ogrinc
    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河南新砦遗址出土的人骨和猪骨进行分析，探讨了新砦居民和家猪的饮食结构特征及其成因。同时还通过对新砦居民饮食结构和家猪饮食结构稳定同位素的对比研究，为今后利用稳定同位素方法开展家猪起源、驯化研究提供了标准上的参考。

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
李延祥  许宏
    使用扫描电镜等手段对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出土的各期炉渣、坩埚片等16个样品进行了初步检测，发现所有炉渣都是配制合金时产生熔铜渣而非由铜矿石炼铜的冶炼渣，坩埚有多次熔炼修补的迹象，同一坩埚不同炉次熔炼的合金成分有别，所熔炼的有红铜、砷铜、砷锡铜、砷锡铅铜、锡铜、铅铜、铅锡铜等多种合金，还发现含锡量很高的合金。检测发现有较多的含砷炉渣，并且大致呈现从早期到晚期减少的趋势。参考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含砷铜器的分布状况看，二里头文化二期可能存在单独炼制砷铜的技术，同时也开始了向使用锡青铜的阶段过渡。检测发现的高锡合金对探讨二里头遗址锡料的引入方式及锡料的产地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里头遗址陶器样品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王增林、许宏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采集了发掘出土的不同时期的72件陶器残片进行中子活化分析，并采用分层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陶器中的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数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试图通过该方法来深入了解不同时期各类陶器的面貌及其相互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白陶酒器兴盛之前和使用的偏早阶段，可能存在用普通黏土制作的三足酒器；随后，三足酒器中白陶逐渐为灰陶所取代。后者的胎土原料与白陶聚类相近，而与灰陶系的日用陶器较远，表明其胎土很可能与白陶属同一系统。二里头四期的灰陶酒器在聚类上散见于各组，暗寓着此期陶礼器制作上原材料来源和工艺的多样性。具有岳石文化制器风格的夹砂褐陶罐类器，其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组成与占大宗的当地普通黏土所制陶器极为相似，为这类器物制作于二里头遗址的推论提供了佐证。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的科技研究
吴瑞、吴隽、李家治、邓泽群、许宏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部分出土陶器进行了化学组成、晶相组成、微观结构、材料性能、烧成温度等各项测试，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结果。如二里头陶器的烧制中可能出现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部分陶器的表面非常光滑有光泽，分析结果显示这一表面光滑层与陶胎的化学组成基本相似，说明这层表面是经过打磨处理得到的，而不是涂层。在个别陶片的内表面发现附着一层薄薄的白色颗粒，主要为富镁方解石颗粒及少量的石英颗粒。本文对于该附着层成因提出了可能是盛水、盛放方解石及制盐等三种猜想。

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豫西晋南地区考古资料
所反映的人类生产工具的状况
王小庆
    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的豫西晋南地区，与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如陶器等的明显变化不同，人类生产工具从器物的种类到器物的形制等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与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相比，石刀、石镰等收获工具在各类生产工具中的数量变得占绝对优势。由此可见，刀、镰等收获工具数量的大增表明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当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基础、最为主要的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带动了其它经济领域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最终为人类社会迈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里头文化玉工艺相关问题试释
邓聪、许宏、杜金鹏
    二里头文化的制玉工业承先启后，表现出很强烈的自身特点。这次以二里头文化玉器为重心的研究，取得了以下几项重要成果。其一是首次成功拍摄了闪石玉圭和石钺上的装柄痕，为探索圭、钺的装柄方式提供了科学确凿的证据。其二是据一些玉器制作过程中表面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推测二里头文化中闪石玉器开片是以片切割技术生产毛坯。玉器制作过程采用了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技术体系。其三是从方法论及具体实践上，为我国第一次尝试就绿松石饰物的生产与消费进行对比研究，对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嵌片、管、珠制作和使用历史作出初步立体的复原。对嵌片的制作、形式分类、拼合方式等及对大型龙形器的工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
袁靖
    通过对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形态和手工业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定性定量研究，比较科学地把握了当时农作物、家畜、青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状况。我们的探讨填补了以往关于这个时空范围内经济方面研究的空白，以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一系列实证性资料，显示出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在这个时间段里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大致认识到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特征有别于同一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经济状况，同时在这个时间段里，公元前1500年以后商周时期经济基础的雏形基本形成。我们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技术与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与文明演进的过程密切相关。

聚落分布变化与自然环境关系初探
——以新石器时代的双洎河中上游地区为例
王辉
    河南双洎河中上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两种聚落分布模式。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绝大多数聚落分布在西部的低山丘陵地区，而到了仰韶文化及其以后的阶段，聚落则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河谷平原区，并表现出显著的重复利用。这种聚落分布模式的变化与资源利用模式的变化有关，并与区域环境中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密不可分。正是原来聚落周围的自然资源条件不能满足新的资源利用模式的需求，才导致区域聚落形态的变化。本文还以此为例提出了自然资源具有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性质。文化选择决定了自然资源的文化属性，而区域地貌、气候的特点及其变化又影响着这些资源的自然属性，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作用就是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影响来体现的。

遥感与GIS支持的洛阳盆地聚落与环境研究
刘建国  张蕾
    洛阳盆地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聚落考古研究区域，内部有平坦的冲击平原，也有起伏山前坡地，不同时期的聚落分布具有代表性，田野考古调查的材料详实、精确，内容丰富，非常适合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区域的研究是根据洛阳盆地内聚落分布特征、水系、地形与遥感影像等数据，以GIS的空间叠置、缓冲区、坡度、水文等空间分析技术为基础，结合对局部区域高分辩率遥感影像解译和分析结果，推测洛河故道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研究和探索洛阳盆地中的仰韶至周代聚落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揭示水系、地形对聚落分布形态的直接影响，并根据聚落分布特征推测东周时期谷水就应该存在，为东周洛阳城提供足够的水源。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北方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及相关问题
王明辉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北方居民的体质形态比较单纯，未发现明显的混血现象，他们可能是当地更早时期居民的直系后裔。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人群内部出现了体质形态的分化现象，青铜时代初期这种分化现象更加明显，甚至在同一文化的同一遗址内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体质类型，这应该与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迁徙以及血缘的混杂有关，它直接促进了中国北方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到了青铜时代繁荣时期，人群迁徙和基因混杂的频率和规模达到了一个顶峰，多种文化因素和体质形态聚集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北方居民通过文化交流和基因混杂形成的体质类型上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在身体素质上的优越性，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在对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为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在体质形态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