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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长谈纪律】仝涛|扎根高寒禁区,完善高原时空体系;探索青藏丝路,管窥汉藏民族交融

发布时间:2024-07-16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仝涛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藏工作队、印度河考古队的队长仝涛。近年来我所考古队伍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焕发出勃勃生机。相信每一位考古队长在此过程中都成长很快、收获良多,这样的汇报和交流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一、深入青藏腹地,捕捉学术热点

  青藏高原曾被视为生命的禁区,长期以来也是备受瞩目的研究空白区域。现代考古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进入青藏高原东麓,一经实践就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青藏工作队成立于1990年,当时称为“西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在青藏高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成立后先是展开了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后来又陆续进行了山南邦嘎遗址、昌果沟遗址、藏王陵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但由于工作条件艰苦,地处高海拔、偏远而敏感的边疆民族地区,队伍的组建和开展持续的田野考古工作,面临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2009年本人入队时,考古队无人、无设备、无项目,也不确定自己能否适应高海拔地区,合作双方长久以来也面临许多积重难返的复杂历史问题,重启工作举步维艰。

  经过2009-2011三年不断的沟通协商、调查选点和筹划工作,我们终于能够实施在西藏阿里地区开展工作的计划。追寻着一方带有“王侯”文字的汉晋织锦,我队联合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展开了对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札达县曲踏墓地以及“穹隆银城”卡尔东城址的考古发掘。自2012-2018年,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我们发掘了一大批“早期金属器时代”的墓葬,获取了前所未闻的文化遗物和全新的认识,包括来自中原汉地的最早的丝绸和茶叶、来自于印度河流域的“天珠”以及代表着西部喜马拉雅山地带典型葬俗的黄金面具。发掘成果入选了201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六大考古发现”。这一系列工作吸引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于西藏西部“早期金属器时代”考古的关注,2018年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集全区之力、引入全国多支队伍,对西藏西部的象泉河流域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进行联合攻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我队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基于考古新发现,提出并论证了“西藏西部丝绸之路”的这一概念,初步建立起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

  二、兼顾青藏周缘,打开国际视野

  在西藏地区展开工作的同时,我们也时刻惦记着青藏高原其他区域的考古进展。其一是因为,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吐蕃时期又从政治和社会文化上进行了一体化,其构成的每一部分都是密切相关的,青藏高原的古代丝绸之路交通网络,更是将各个区域联通为一体;其二是,本人在德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考古学和文献学重建”,深知以一个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整个青藏地区古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意义。于是在2016年以后,每年都带队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的藏区奔波调查,并择机展开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其中2018-2021年对青海乌兰泉沟墓地的两座大型墓葬进行了发掘,首次发现了吐蕃时期的壁画墓,在大墓的搬迁过程中发现了隐藏的暗格,出土了鎏金王冠和金杯。这一发现再次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六大考古发现”(2019年度)。

青藏工作队在考古发掘现场(青藏工作队成立于1990年,当时称为“西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在青藏高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对川、滇、藏横断山区的考古调查,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二次科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早期人类拓殖高原的东部通道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论证依据。2022-2024年对青海黄河源区的考古调查又有重大发现,目前正报请国家文物局进行重大成果发布。

  此外,针对“青藏高原南亚廊道”的调查,使我队主要成员的学术视野开始转向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这是青藏高原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在所领导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印度河考古队”,在2018、2024年对南亚印度河流域史前到早期历史时期的30余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我们发现,巴基斯坦境内的各类考古遗址,数量众多、埋藏丰富,甚至还有大量无人问津,是有待开发的一片处女地和学术宝库。虽然这里气候酷热无比,而且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阻碍了很多有梦想的考古学家的脚步。但恰因如此,它可以说是当今欧美各国考古学家的“新大陆”,堪比斯坦因、伯希和时代的中国西北荒漠。考虑到我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两国存在的巨大经济落差,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热潮,我国考古学家应抓住历史机遇,成立“中国驻巴基斯坦考古代表团”,深度介入巴基斯坦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印度河文明考古和早期佛教考古领域遍地开花,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印度河考古队考古调查合影(印度河考古项目启动于2018年,图为印度河考古队在巴基斯坦“特别保护部队”(SPU)护卫下进行旁遮普省沙漠地区考古调查。)

  三、不畏艰苦,严格纪律,增进团队战斗力

  在长期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我队形成了机动作战、视野开阔、课题性强、成果突出的特点。当然青藏高原的艰苦环境,对于队员们来说都是各种挑战的极限。我们在青藏工作的这些年头,都是每年开车从北京或者西安,经过各条出藏、入藏公路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内地之间,每次单程都是持续开车一周以上的时间,这为早期的发掘工作节省了大量的经费,用极少的支出,获取了丰厚的学术回报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每个考古队员所面临的剧烈高原反应、伤病、险情,以及长期出差无暇顾家的困难,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经过长期的队伍建设和人员培养,我队目前已经成为一支团队意识强、能扛能打、吃苦耐劳、技术精进的考古团队。对于每个队员和实习生,都要求在身体素质上能够适应高原环境、具备一定的野外危机应对能力的基础上,掌握各类田野考古技能,向“全能型考古人”的方向培养。

  与此同时,我队对考古队员和出土文物都从严管理,并不因为条件艰苦、工作困难而放松要求。我队长期以来形成完善的医疗保障和安全措施,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考古队员和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出土文物的安全。

  四、提升认识,服务国家与社会大众

  在从事严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同时,我队也积极将研究成果提升和转化,为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划建言献策,为增进社会公众的认知贡献绵薄之力。我队根据西藏阿里地区的考古发掘,形成2篇要报成果,其中一篇获得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撰写多篇有关发展西藏象雄文化的倡议和建言提交国家民委。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央媒发文阐述汉藏文化交流的研究进展。在西藏和青海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了11场现场直播和录播,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递高原丝路和汉藏民族融合的最新发现,在广大藏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仝涛队长在乌兰泉沟一号墓发掘现场

  本人从1993年开始学习考古学到如今,已经有31年的光阴了,这期间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经济的腾飞,以及考古学科由冷到热的转变。在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支持下,在院所领导的深切关怀下,当今时代实际上已经真正成为了我们考古人的黄金时期,这是过去数十年完全不敢想象的状态。我们一定能够抓住机遇,珍惜光阴,迎接挑战,在接下来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仝涛

审核:颜阳 仝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