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收拾下，这几天来河南安阳考古队吧!”“啊？嗯嗯，好的。”挂断电话后，我才如梦初醒，回家的路上，心中满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仿佛世界的一切都变得格外美好，回去的步伐也轻快了许多。

　　1991年6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年我17岁刚中专毕业，姐姐从河南安阳工作站打来电话，她不久前跟随湖北队的老师们一起去了安阳。虽然电话里说老师们都贴心地为我安排妥当了行程，可我兴奋之余，心中又难免惴惴不安。

 

 

魏霞与姐姐合影

 

　　那时，家乡的田地刚分田到户，生产条件还很落后，家里最先进的工具也只是一辆人力板车。当时又正值麦子收获的季节，家中正缺人手，就连过节都在麦田里。自懂事起，家中姐弟几个农忙就轮流给父母送水送饭、帮着捡麦穗，再大些就帮忙割麦子。那时，姐姐已经去了考古队，弟弟还在读书。而十几岁的我，此前几乎没离开过家，别说坐火车出远门，就连汽车都只是远远见过。

　　晚饭时，妈妈见我忧心忡忡，一番询问后对我说：“去吧，你也大了，早晚也要走出这片土地去外面看看，能有个这样的好机会不容易，家里你就别操心了，我和你爸慢慢来就行，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说完连夜给我收拾好了行李。第二天我便独自踏上了前往安阳的列车，也自此开始了我的考古之路。

　　到达安阳工作站后，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我进入的是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在那之前，我对考古一无所知。上中专时，也只是听说雕龙碑有考古队入驻，但我对考古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一项在土里挖东西的工作”。刚开始接触考古，所有的事物都显得既陌生又新奇。站里的老师们对我和姐姐都非常热情，尤其是站长杨锡璋老师，他常常督促我们踏实学习：“学好了，就是手艺人，到哪里都有饭吃。”简单朴实的话语，却为当时正处人生迷茫中的我指引了方向。在后来的三个月里，老师们教会了我修复、拓片及考古的基础知识。我逐渐认识到，考古不仅是挖掘古物，它更是通过细致的发掘和科学的方法去还原历史，探索古人生活的方式和思想。每一件出土的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与故事，而考古技师的责任，不仅是保护和修复这些文物，更重要的是将它们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

　　三个月后，我和姐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正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的一分子。那时，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感到很满足。

 

 

　　90年代与湖北队老师们合影

 

　　当时雕龙碑遗址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主要任务是后期整理资料和部分修复的扫尾工作。虽然修复任务不多，但我还是从中学到了很多。修复完成后，王老师和黄老师安排我们学习文物复制。陶器的复制相对容易，制作过程中没有太多困难。然而，复制房基模型却是一项挑战。那座房基保存较好，有的地方宽度超过50厘米，高度超过100厘米。复制时采用分组制，我们小组负责有推拉门的那一段。这项任务既考验技巧也很消磨体力。我们首先要按原器物的形状和大小，用泥巴制作内模。然而泥土中夹杂着小石块和细碎的玻璃碴，时间一长，大家手上或多或少都留下了疤痕。可看到老师们对此安之若素、毫不在意，我心中的那点委屈便渐渐化作了憧憬。想到将来，我也能成为像老师们那样优秀的人，内心深处便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强与勇气。

 

 

　　制作石膏模型

 

　　后来，当我尝试用石膏翻制外模时，由于推拉槽过于狭长，石膏总是从中间断成几截。白白忙活了一整天，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难免让我感到沮丧和焦躁。杨老师注意到了我的情绪，叫我留下来单独谈话。“晚上吃饱了没？”“饱了。”“累吧？”“是的。”我低着头回道。“石膏和泥巴都很重，和你一样，过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做房子时比我们更辛苦，他们吃不饱饭，也没有铁制工具，靠的全是双手和双脚。而现在，我们无论是工具还是技术，比他们先进得多，需要的只是耐心、敬畏和责任。”杨老师的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你再想想看，这个推拉门目前是全国首次发现，等我们完成这个模型，将来作为景点展示时，会有国内外的人来参观。到时候你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段推拉门是你亲手做的”。听到这番话，我的情绪逐渐好转，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杨老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最终成功完成了推拉门外模的制作。后来每当有参观者过来，我都会自豪地介绍：“这个推拉门是我复制的。”

 

 

　　制作泥模

 

　　岁月如梭，一晃而过。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我在本所陆续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河北邢台后留北和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等多个遗址的工作，近年来，我随队扎根于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葬群。该墓群发现于2017年，2018年展开大面积揭露与发掘后，让所有人都十分兴奋与惊喜。我们彭队长更是高兴地宣称这批墓地的发现很可能解决史前墓葬的很多未解之谜。带着这份责任与期待，彭队长组织近30名工作人员对墓葬群进行发掘后发现，该墓地葬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分化明显。同穴多“室”合葬墓、偏洞室墓的发现、填土、葬具内外随葬器物等现象，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屈家岭文化葬俗的认识，发掘项目同年，城河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发掘虽然收获颇丰，但由于墓葬群位于水稻田区域，经历地下水长期浸泡，加上很多陶片胎薄，陶质酥脆易碎，有严重的塌陷、破裂，陶器之间相互叠压，有的甚至出现几件陶器层层叠压的现象。同时，陶器还与黏湿的稻田土粘连紧密。看着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出场，作为一名有着多年文保与修复经验的技师，两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来回翻滚：要怎样安全地带它们回去？回去后，又该以怎样的温柔，才能让它们“亭亭玉立”，重现昔日的风采？

 

 

　　在城河遗址清理出土木材

 

　　按常规一件件单独提取是不可能的，全部套取也是不现实的。队内反复讨论后，尝试了刷稀释B72、薄荷醇加固等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采用分区分块、带土整体提取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按事先分好的区域，找棺内器物稀少或没有器物的地方往下清理至器物底部，再往周围清理出一定空间，最后根据器物叠压厚度和土质往下掏生土达到可取标准后，往里掏穿，下面塞木板，之后取出。取出后，周围用棉纸塞实，再用保鲜膜连木板一起缠严实，这样既保湿又加固，还便于运输，但每个步骤都要小心，避免陶片损伤。这个方法不错，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接下来进入修复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将陶片与泥土安全分离。有些陶片胎体极薄，质地酥软，甚至成了“灰”陶，而包裹它们的泥土却比陶片还要坚硬。像茬口处，稍不留神，一层陶片就会被土粘走。好不容易将陶片与土分开，粘接时又遇到新的难题——有些陶片刚碰到胶棒便裂开，直接粘到胶棒上去了。那一刻，真是心灰意冷。但稍作平复，还得接着干。为了保护这些脆弱的陶片，我尝试将固体胶换成速度较慢的液体胶，并用毛笔蘸水将陶片周围的土湿润后再清理，同时给陶片进行加固处理，提高其硬度，以便更安全地清理和拼对。就这样，我们边修复边琢磨，一路跌跌撞撞，小心翼翼地一片片清理，一件件拼对，看着一件件器物从墓中慢慢清出、站起，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忘记了刚看到它们躺着时的烦躁与焦虑。

 

 

　　修复城河遗址出土器物

 

　　这些年的考古工作一路走来，我从一个初入考古时懵懂无知的乡村孩子，成长为如今对这份工作有着深刻理解与责任感的人。回想刚接触考古时，我对这个领域的认识，仅停留在对考古工作者单纯的好奇与崇敬。心中常怀热情，却也缺乏成熟的思考。而如今，经过不断实践与学习，我渐渐明白：考古不仅仅是发掘和修复文物，更是对历史的传承、对文化的守护。它教会我们常怀敬畏之心，用双手和心灵去追溯那些被遗忘的时光，重拾散落在“旧土”中的历史记忆。

　　而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考古所和团队一路的支持。忘不了初离家乡时，老师们对我的生活关照和谆谆教诲，是他们带我叩开了考古的大门；忘不了母亲病危住院时，彭队长热心资助、转发募捐信息，同事们纷纷伸出援手，帮我熬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也忘不了孩子一岁多时，我出差回家，他用乞求的眼神说“妈妈你晚上就在家里住好不”那一刻的辛酸；更忘不了那些年经过我手的每一件文物，它们无声地陪伴我，见证了我一路的成长与坚守。

 

 

　　2022年元旦，新一代湖北队欢度新年

 

　　2023年，所里组织技师去北京培训，并带我们参观了中国考古博物馆。在那里，我惊喜地看到了自己最初在枣阳修复的文物，它们静静陈列在展柜中。那一刻，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过去，古人烧制它们，是为了记录那段已被遗忘的时光；曾经，我们修复它们，是为了重现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而将来，人们会通过它们看到历经时光洗礼后的历史沧桑，也终将明白：自己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

　　作者：魏霞（史前考古研究室湖北工作队）

　　来源：《考古逐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师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5月，第174-179页。文章图片由魏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