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从高中毕业，未曾想到，两年后的一次机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将我引向了考古这条充满魅力与挑战的道路。

　　1990年，陕西第一工作队来到我县，对唐代四大离宫之首——九成宫展开钻探发掘工作。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我有幸被冯孝堂、安家瑶老师看中，丁小雷老师更是前往我的母校进行调研。那时的我，作为校广播室的男播音员，或许正是这份在校园中展现出的认真与活力，给老师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就这样，我成为一名手握“泥饭碗”的考古技师，正式踏上了考古征程。

　　初入九成宫37号大殿发掘现场，我还是个懵懂的小伙子。但凭借着不怕吃苦的劲头和不懂就问的态度，我迅速爱上了这份工作。白天，我全身心投入到钻探发掘中；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翻开《考古工作手册》，回顾反思白天的工作内容。我将曾经高考时挑灯夜战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一遍又一遍研读手册，渐渐地，对考古工作有了更细致、更深入的了解。

　　在考古队，每一位前辈都是我的榜样。听闻冯孝堂老师能用一根发丝修好手表，我深刻体会到“工匠精神”的神奇。我暗下决心，不仅要精通发掘，更要成为“一专多能”的考古技师。

　　雨天无法作业时，我泡在暗室学习摄影技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我逐渐掌握了从照相到暗室放大、显影、定影、上光、裁剪照片等为文物“留影”的全流程。这项技能，也成了我考古技能中的重要一环，让我得以参与陕西第二工作队（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工作队）的骨签拍摄工作。

　　在拍摄骨签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骨签本身呈白色，上面刻着的汉隶字迹很难清晰拍摄下来。我们尝试了许多办法，却都收效甚微。不能在骨签上涂抹其他颜色，否则会破坏其原貌，一时间，工作陷入了困境。或许是因为我对脚下这片土地饱含深情，对土地有着独特的感知，我很快想到了用尘土粉末的办法：我用手指沾上一些尘土，轻轻涂抹在骨签的刻画处，奇迹发生了，原本模糊的汉隶瞬间清晰地显露出来。拍摄完成后，只需用刷子轻轻一拂，尘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成为我考古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也让我明白，在面对困难时，只要多动脑筋，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1994年我被刘庆柱、李毓芳老师看中，调到他们队上工作，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工作队，在这队一干就是31年。在队上我学到了很多考古技能和专业知识。

 

1998年在桂宫二号址合影，后排左三董慧杰

 

　　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那年深秋，我拿着大扫帚费力地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刘庆柱老师走到我身旁，接过扫帚对我说：“别那样扫，越扫越吃力。”他先将树叶扫成一小堆，再去清扫其他地方，并说道：“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工作也是一样，该干的事情不要拖到明天，拖着只会让后续更吃力。”刘老师的这番话，不仅教会了我清扫的技巧，更让我懂得了对待工作要积极主动，今日事今日毕的道理。他不光这样教育我，而且也落实在考古工作中。

　　记得发掘桂宫一号址时，我正在绘制北边空心砖踏步的图纸，突降大雨。我正要收图避雨，李毓芳老师让工人拿来家里卖菜的大竹伞，让我把图绘完。当我冒雨绘完此图，我们一队人脚踩泥路，蜷缩在雨伞下往回走。街道两边屋檐下避雨的人见了，有的笑，有的鼓掌。我们也笑了，笑的是工作终于完成了。

 

1998年在汉长安城桂宫

 

2011年11月15日与刘庆柱、李毓芳老师及队上技师在未央宫沧池南岸试掘沟处合影，左一董慧杰

 

　　从初入考古行业的懵懂青年，到逐渐掌握多项技能的考古技师，这一路走来，有艰辛、有困惑，但更多的是收获与成长。1997年起，中日合作发掘桂宫，我用大平板测绘的平面图与日方全站仪测绘数据误差仅3厘米，赢得日本学者的赞叹。此后，我学会了用全站仪测量，成为所里首批掌握全站仪（徕卡T1500）的技师，完成了汉长安城城墙、八街九陌的精准测绘。

　　正是有了这些技能和工作经验，2005年刘振东队长让我领6位工人，到斗门镇筹建营地，钻探昆明池遗址。我用了6个月时间，成功钻探出昆明池边界，并用全站仪测绘了整个边界，对湖岸进行试掘、照相、绘图、记录，直至回填。虽然辛苦劳累，但我出色完成了任务。

　　在出色完成队里测量绘图工作外，我还帮助兄弟队测量绘图。陕西第一工作队进行唐大明宫遗址申遗，我连续8天帮助测量钻探遗址，为申遗成功增添一份力量；此外，我还到安阳工作站支援花园村二期遗址发掘，到扬州队绘制扬州古城南门遗址图。

 

2007年8月在扬州古城工地工作照

 

　　近些年来，考古研究所的发展越来越快，给各个队配电脑、全站仪、RTK、无人机、小汽车等，这让测量如虎添翼。为了更快更好地学会使用RTK，我主动向华测公司请教，甚至与工程师成为好友。2011年我有幸参加澳门大三巴牌坊下遗址发掘及绘图。在2013年汉长安城申遗中，我用RTK放样未央宫所有遗址，为申遗成功争取了宝贵时间。

 

2011年8月，董慧杰和同事在澳门考古工地绘图

 

2011年，董慧杰在澳门考古工地测绘

 

　　如今58岁的我，历经五任队长，见证考古从手铲皮尺到科技赋能的巨变。那些攻坚克难的日夜、前辈的谆谆教诲，还有故去的李毓芳、张连喜老师，这一切，都让我深深怀念。退休在即，我仍坚持学习新技术。因为我知道，考古不仅是揭开历史面纱，更是为未来留存文明的火种。我愿在考古这条道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探寻更多历史的奥秘，做永远的逐光者。

作者：董慧杰（汉唐考古研究室陕西第二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