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组：手工业技术与经济——石器
 

主持人：杜水生  关莹  陈胜前

召集人：陈宥成

会议现场

北京大学赵朝洪教授出席会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关莹博士主持上半场会议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演化追踪

 

　　彭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彭菲博士指出，地球众多生态环境中，干旱-半干旱区环境对更新世人类扩散与行为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对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古人类行为的追踪是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演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因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西北地区具有准确背景信息（context）的遗址并不多。水洞沟遗址与鸽子山遗址地处干旱-半干旱区边缘，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经过正式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往研究业已显示这两个遗址涵盖了距今4-1万年的多个文化层，为研究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演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材料。

 

　　泥河湾盆地阳原下卜庄旧石器遗址新发现

 

　　赵海龙　河北师范大学
 

 

　　赵海龙博士指出，下卜庄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的南缘，月山北侧山脚下的更新世晚期洪积扇上。2017年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试掘发现文化堆积位于覆盖在砾石层上的晚更新世黄土中，可划分上下两层，均呈现出旧石器晚期以细石叶为主要工艺，并伴生细石器的文化特征，但上下层之间又有所区别。上文化层厚约一米，文化面貌接近阳原马鞍山、籍箕滩等遗址，以红白相间的燧石为主要原料，以“阳原技法”的高体楔形细石核为代表；下文化层厚约一米，文化面貌接近阳原二道梁遗址，以乳白色蛋白石、深红色燧石为主要原料，以矮体船型细石核为代表。该遗址的发现，首次在层位学上证实了以泥河湾为代表的华北地区，矮体船型细石核早于高体楔形细石核的出现。这种现象在东北亚的北侧区域恰恰相反（以黑龙江流域谢列姆贾文化为例）：高体楔形石核早于矮体船型石核的出现。下卜庄遗址的发现，明确了两种文化在时空范围内的倒置现象，为研究2-1.5万年之间南北文化交流和人群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地层学实证。

 

　　陵川县西瑶泉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调查与试掘

 

　　任海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任海云博士指出，20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晋城市陵川县西瑶泉村——属于丈河流域进行旧石器遗址调查，同时复查了8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其中仅有3处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调查结束后，对两个受破坏严重的洞穴遗址进行抢救性试掘。试掘的遗址分别是后河洞遗址和麻吉洞遗址。后河洞遗址的石制品特征与同属陵川县的塔水河遗址石制品存在相当高的一致性，体现在：石料均以燧石为主，且节理高度发育；石器所占比例较高，毛坯除了石片，还偏好于对扁平天然砾石块的直接加工；石器中三棱小尖状器占一定比例，在毛坯选择和加工方式上，都存在较高一致性；后河洞也有“塔水河尖状器”；刮削器比例高、类型多；锤击法是最重要的打片和第二步加工方法，偶尔采用了砸击法和压制法。后河洞遗址的时代与塔水河遗址的相当，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麻吉洞遗址石制品中数量最多的断块、断片和碎屑，其次数量较多的是石片，石核31件，石器仅15件，且多数为刮削器。从遗址的文化遗物及堆积状况看，这里应该是一处早期人类临时性营地。有三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均未经校正，最早的一个为36240±220年。显然，麻吉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的遗址。陵川县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或旧石器地点数量较多。但是缺乏系统综合研究。以该区域为重心，开展系统的区域考古工作，探索这一区域旧石器晚期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灵井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及其考古学意义 

 

　　李浩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李浩博士指出，灵井遗址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遗址形成于距今约10万年，2017年5-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灵井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这也是该遗址连续第13个年头（2005-2017）的发掘。遗址形成过程分析的指标主要包括两部分：考古材料指标和地学指标。研究结果显示，“许昌人”生活时期的沉积环境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部灰绿色粉砂层，沉积颗粒较细，Fe3+/ Fe2+比值较小（还原性强），代表缺氧环境下水域平静、水流动力相对较弱的沉积环境；中部棕红色粉砂层，不含钙积层，沉积颗粒较粗、Fe3+/ Fe2+比值波动增加（氧化性增强）、磁化率值和CIA（化学蚀变指数）值较高，代表了水域波动频繁，水流动力相对较强的沉积环境；上部浅棕红色粉砂层，不含钙积层，Fe3+/ Fe2+比值显著增加，但磁化率和CIA值降低，可能暗示该阶段处于相对冷湿的沉积环境，水动力仍然较强。总体来看，不同阶段的考古遗存都经历了水下埋藏环境。整个剖面以粉砂为主的沉积物粒度特征表明，尽管存在水动力强弱上的相对变化，但水动力总体上并不大，以低能量水流为主。综合来看，灵井遗址2017年度发掘区域的考古遗存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较低程度的水动力改造，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活动信息仍然保留了下来，为进一步分析遗址性质、古人类技术与环境适应行为等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和条件。

 

　　云南鹤庆财丰河流域旧石器遗址群新发现材的石制品料

 

　　阮齐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阮齐军指出，财丰河流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和研究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点课题项目“金沙江中游旧石器考古调勘与研究”的重要工作成果。自2010年至2016年，课题组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6处，包括天华洞、新城、簸箕湾-官山、簸箕湾-龙潭、大庄和松坪，这些遗址均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财丰河沿岸的2级至3级阶地上。这6个遗址内涵丰富，共发现各类型的石制品标本数千件，均以玄武岩为主要原料。其中，天华洞遗址的光释光年代数据主要分布在距今9.5-5万年之间，其他遗址和地点的年代测定工作尚未完成。从目前材料来看，财丰河流域遗址群发现的石制品分布集中，内涵丰富，剥片技术和工具类型多样，可能代表着金沙江中游地区至少三个不同阶段的技术和文化面貌。其中，天华洞遗址表现出多样化、进步性的石核剥片技术，稳定成熟的工具加工技术，以及以似-基纳型刮削器为特色的丰富的工具类型，与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石器技术上表现出一些相似性。簸箕湾-官山、簸箕湾-龙潭和大庄等遗址在地貌位置和工具组合上与天华洞遗址基本一致，应该均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遗址。松坪遗址一些地点发现的由大型石核、大中型石片和砍砸器构成的石制品组合可能代表着更早阶段的技术和文化面貌。新城遗址以小石片为主的石制品组合可能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技术和文化传统。

 

　　原料与技术的适应：以石英岩硬锤锤击剥片实验为例

 

　　刘扬　内蒙古师范大学
 

 
 

　　刘扬博士指出，其采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从破碎率，剥片、裂片和碎片的类型以及完整石片的技术特征、石核的技术特征等几个方面对硬锤锤击剥片法在石英岩原料上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实验结果显示，石英岩在硬锤锤击剥片条件下表现出以下特点：83%的石核重量为有益损耗；剥片具有较低的破裂率（1.9）；完整石片比例高（75%），无益的损耗较小；石核大小不影响剥片产品数量，有利于选择搬运大小适中的原料等。这表明石英岩的硬锤锤击剥片是一种以小的代价来获得较高效益的方法，即硬锤锤击法对石英岩原料剥片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其可以认为是古人类面对特点条件选择的较佳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杜水生教授主持下半场会议

 

　　石器技术与原料：甘肃石峡口旧石器遗址的个案分析

 

　　李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李锋博士指出，石质原料作为石器生产的原材料，是影响石器技术发挥的重要因素，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决定石器工业的最终面貌。石制品分析中原料的研究颇受重视，除了原料获取、交换等，原料的质地与石器工业的关系也多被讨论，如Andrefsky的“原料决定论”认为原料对石制品的面貌和技术组织皆有重大影响。其通过对甘肃张家川石峡口遗址两个地点原料、技术产品进行研究，尝试恢复两个石制品组合的打制技术组织，对“原料决定论”进行反思，强调古人类能动性（agency）在石制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旧大陆视野下的中国旧石器晚期小型两面器溯源

 

　　陈宥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陈宥成博士指出，我国北方地区在旧石器晚期偏晚阶段新出现了一类加工复杂且修理精美的石器类型，可称为“小型两面器”。通过对旧大陆东西方晚更新世考古材料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这类“小两面器”在旧大陆西侧拥有更为悠久的历史。距今约7万年左右南非中期石器时代的Still Bay文化已经出现，蕴含热处理技术和压制技术并已作为投射尖状器使用。到了距今4万年以后，小型两面器技术在欧洲兴起，实现了形制的多样化。我国地处旧大陆东侧，发现的小两面器无论是时代还是器形均显示与旧大陆西侧密切关联，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
 

 

　　陈胜前教授指出，石球是一种旧石器时代分布极为广泛的石器工具，时间跨度从最早的早更新世一直到晚更新世，制作与使用可能存在较大变化。中国发现石球的年代多为中晚更新世。其形制包括一般打制石球与琢制滚圆的石球。所用原料多样，包括从容易打制的较软的石灰岩到坚韧的石英岩。石球的大小与重量存在明显的偏向性。实验显示，石球生产是一项时间成本高昂的活动，如果加上琢制过程，所需要时间远多于手斧生产。其大小与重量与人的手型大小相一致，这支持石球的使用可能为人直接手握进行的。投掷使用实验还表明，相对于距离而言，形制规整的石球存在一个最佳的投掷大小与重量。该实验支持石球用作直接手握投掷的工具，考古材料中石球集中发现的状况与伴生动物化石支持石球很可能是一种狩猎工具，不过采用石球狩猎较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距离更短、风险更高、更依赖机会。

 

　　河南省丹江口库区新石器时代石器工业研究

 

　　马舒文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马舒文指出，2005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重要收获，淅川沟湾、单岗、下王岗、龙山岗等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遗存。由于这些遗址时代相近，文化面貌趋同，构成以同一自然地理单元为背景的聚落群，为理解本区内新石器时代石制品的生产、组织、分配、消费模式提供一个极佳视角。其所在课题组立足于丹江口库区内新石器时代诸遗址的石制品，以“操作链分析”为研究理念，以微痕分析为着眼点，以残留物分析为辅助手段，考察磨制石器在库区内的生产、组织、分配、消费等人类行为模式；以磨制石器生产专业化进程为依据，考察丹江口地区内社会复杂化进程，认识到了中原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轨迹。通过研究有以下发现：1、丹江口地区内石器生产存在以遗址为单位的分配行为；2、丹江口地区内石器生产普遍存在专业化行为；精准加工工艺和产品程序化和标准化。3、石斧、石铲，尤其是石刀数量的减少，反映了该区域仰韶文化至王湾三期文化农业经济逐渐衰退的现象。4、丹江口地区内部分玉石环、璧可作为砣锯进行砣切割。

       

　　微痕分析在磨制石器研究上的运用

 

　　翟少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翟少冬博士指出，微痕分析方法应用在石器分析上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更多的是应用在打制石器上。近年来，微痕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多地用在磨制石器的研究上。最近，其课题组用不同石料复制了4件石刀，并进行了使用实验，之后分别在3D超景深显微镜和金相显微镜下对它们和花地嘴遗址中出土的石刀和石凿进行了低倍（20-50）和高倍（200）微痕观察。观察结果显示，影响微痕面貌的因素有很多，除作用对象、作用方式，作用时间外，石料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通过比较相同作用方式下不同石料的微痕，发现石料矿物成分的亮度和颗粒大小是影响石器光泽微痕的直接原因。因此，建议今后在进行磨制石器的微痕研究时，不仅要关注作用对象、作用方式，作用时间等因素，还要关注石料。首先要针对各种不同的石料进行控制实验，详细记录各种情况下的微痕表现；其次，要建立微痕数据库，将控制实验的各种信息输入数据库，为其他微痕研究提供可以参考的资料。

 

　　石器时代石制品科技分析与研究的思考

 

　　宋国定 赵静芳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
 

 

　　赵静芳博士指出，石制品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物质遗存，主要包括各类打制、磨制或琢制成型的工具以及加工工具过程中各阶段的产品。石制品的生产与使用代表了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与经济状况，可以反应当时人类的生存模式，体现人类与其所在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石制品研究应当是史前手工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石制品的研究多以传统类型学为主，应用科技手段分析的案例不多。科技分析手段的加入可以更多、更全面地收集石制品所蕴含的人类行为信息。本文通过分析对旧石器时代、新旧过渡时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不同遗址的研究中，对应不同石制品采取的科技方法的案例，介绍并展望了如何从不同角度分析石制品及其表面残留物获得人类行为信息。

 

其他与会学者

 

（撰稿：陈宥成  图：王嘉堃）

 

 

第五组：手工业技术与经济—瓷器

 

主持人：沈岳明 郭学雷 

召集人：袁泉

 

　　秘色人间无 陶成贡吾君

 

　　沈岳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岳明研究员在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所获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调查和文献梳理，对秘色瓷涉及的诸 多问题展开了详细研究。沈先生认为相较于普通青瓷，目前发现的秘色瓷从原料选择、器形制作到装烧工艺均具有特殊标准：其胎质更白更细密；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釉色特别青绿釉面更匀润；胎釉成分中的氧化钙含量明显更高；器物修胎精细、制作规整；基本为满釉，单件装烧；而以釉封口的匣钵则是其烧制的技术关键。同时，通过统计窑址不同地层中带有大中、咸通、中和年号的纪年材料，可推知不同时期秘色瓷装烧匣钵数量的变化，并由此归纳出秘色瓷生产的阶段特点。沈先生进一步指出，秘色瓷出土瓷片中“官”字款的发现，文献中供瓷特性的记载，以及其高成本、低产量的生产特点，均显示出这类特殊的瓷器品种为皇室专用，与文献“不得臣下用”的记载一致。发言的最后，沈先生提出，秘色瓷生产并不止于晚唐五代的上林湖地区，而是存在一个秘色瓷系统：从晚唐、五代的越窑秘色瓷，到北宋的耀州窑、汝窑，南宋越窑低岭头类型，再到龙泉窑，又或高丽青瓷也可归入其内。这整个系统也显示出秘色瓷发展的清晰脉络。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范围与布局

 

　　孙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孙华教授就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范围与布局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强调在当前关注窑厂遗址范围内明清窑址的基础上，应对瓷器生产管理的部分有所关注，尤其是明代御器厂和清代御窑厂的范围和布局。在范围判定上，针对当前考古发现只能确知御窑厂东墙及北墙一段的资料局限，指出可通过系统比较清康熙明御器厂记载、清嘉庆御窑厂图、清同治御窑厂图，外加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载《景德镇图》，大致厘清明代御器厂与清代御窑厂各自的范围及变化沿革。在格局探查上，强调学界需要认识到御器/窑厂专业官署的属性，其不仅仅是烧制贡瓷的官办窑厂，也是当时国家管理贡瓷烧制、采购和输送的机构。对御器/窑厂布局的研究工作，必须要将其置于明代和清代衙署的背景下，关注明代衙署向清代衙署演变过程的普遍性问题和御器/窑厂自身性质带来的特殊问题。孙华老师最后指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范围与布局工作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也可借助建筑考古的一些方法，助力研究。

 

　　吉州窑遗址出土青白釉瓷器

 

　　张文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文江研究员结合近年江西省所调查、发掘的新成果，探讨了吉州窑的青白釉瓷器的不同产品类型、生产区域与胎釉特征，为我们探知吉州窑青白釉瓷的产销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他将出土青白釉瓷器可分为三类：甲类产品胎质细腻，釉色灰白，釉层较薄，采用匣钵装烧，生产年代主要为北宋时期，广泛分布于吉州窑窑址，是北宋时期吉州窑窑场的主要生产品种。乙类产品胎质细腻洁白，釉色莹润，是南宋时期产品，分布地点相对较窄，是吉州窑生产的高档瓷器。也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景德镇窑生产的客货。丙类产品胎质灰，釉色白中泛灰，主要出土于茅庵岭窑址，其器型、胎釉、装烧工艺均与邻近的宁都、抚州一带窑场类似。发言还指出，部分吉州窑青白瓷产品与元代新安沉船出水瓷器接近，如放在一起比较，或可对吉州窑宋元之际产品的造型演变、胎釉发展及技术流动的演变规律有进一步认知。

 

　　成都平原的瓷业发展进程初探——兼谈手工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黄晓枫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黄晓枫研究员以成都和临邛（邛州、邛崃）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综合考察这两座城市主要手工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青羊宫窑、邛窑（瓦窑山窑、十方堂窑）等窑场的烧造时间、产品类型与特征等，来探讨成都平原瓷业的兴起、发展与瓷业中心的转移等问题，管窥工业兴盛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言首先回顾了成都平原瓷业发展的经济大背景，指出其在成都城市范围内和成都平原的近山地带（如临邛等地）同时生发出两种不同类型：一为靠近产品销售地，以青羊宫窑为代表；一为靠近产品原料地以邛窑（瓦窑山窑、十方堂窑、大渔村窑等）为代表。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邛窑十方堂窑逐渐成为成都平原、乃至西南地区青瓷产品的主要产地。受此影响，宋代的白瓷窑场磁峰窑和黑瓷窑场金凤窑等新兴窑场，也出现在了临近原料地和运输线的地区。与此同时，曾作为产业中心的成都转而以“万商成渊”的商业模式推进，出现了明显的手工外迁。要之，以由瓷业发展的视角观察，成都为区域中心城市，而临邛则是区域产业之城。

 

　　北宋中期越窑瓷业技术传播及相关问题研究

 

　　谢西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谢西营馆员通过分析北宋中期越窑核心区外的越窑系窑址不断扩张的缘由，探讨了北宋中期越窑制瓷技术的传播的动因、模式与面貌。发言指出，北宋中期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包括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的越窑核心区制瓷业开始走向走向衰落，窑址数量减少，窑业生产规模缩小。而在越窑核心区以外，其他越窑及越窑系窑址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向外扩展，呈现出不断增加乃至突发的态势。谢馆员进而指出，这一阶段越窑核心区的衰落可分为原料、燃料、工艺技术等内部原因和国内的土贡制度及市场环境，国外贸易发展的低潮期等外部原因。并以北宋中期浦江地区制瓷业的兴起来探讨制瓷技术的远距离传播。其材料和研究，对于我们探讨北宋中期越窑瓷业技术对外传播与扩散、越窑瓷业技术向外传播的面貌、动因与模式，乃至“越窑文化”及其地方类型的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隋唐五代时期白瓷制瓷技术的创新与流变

 

　　李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李鑫主要从胎釉工艺方面，探析了隋唐五代时期“早期白瓷”阶段制瓷技术的革新与流动。在瓷业资源与原料采用方面，早期白瓷窑场生产的原料均为就地取材，并且存在南北方差异——北方为高铝低硅的高岭瓷土资源，南方则主要采用当地所产的高硅低铝的瓷石矿产。在胎釉配方与白瓷生产方面，早期白瓷的出现建立在青瓷产品改进的基础上，具体又可分作两大途径，并逐渐指向了白瓷发展进程中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胎釉配方的改进与精细白瓷的产生与发展，其中“白釉略失透”工艺直接影响到定窑白瓷的生产，继而成为南方白瓷工艺的重要方面。二是化妆土的使用与化妆白瓷的产生与发展，从隋代开始直至五代时期，化妆白瓷始终是与精细白瓷并列的一类重要产品，这样的产品结构也直接为定窑所继承，并在晚唐以后在黄堡窑与河南中西部窑场迅速扩展，发展出白釉褐彩、白釉绿彩等装饰。

 

　　广彩工艺技术保护初探

 

　　朱铁权　中山大学
 

 

　　朱铁权副教授从科技考古的角度对广彩工艺的保护与传承进行了思考。发言人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分析了28件古代不同时期的广彩标本，并着重总结了古代广彩彩绘颜料的原料特征与加工工艺。对广彩传统釉上彩绘各色彩层面的彩层厚度、遮盖力、微观状况和成分含量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各种彩绘颜色的显微特征与成分变化。继而利用彩绘颜料的叠加关系，分析广彩彩绘的绘制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广彩的发展历史，总结其彩绘制作的工艺转变。同时结合对广州现存传统作坊的调查，思考广彩古今工艺的差异，并针对广彩工艺技术的保护提出建议。

 

　　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传佛教茶器为中心

 

　　郭学雷　深圳市博物馆
 

 

 　郭学雷研究员重新审视了元以来流行的高足碗、杯类容器，以翔实的文献、文物资料，对这类器物产生、发展的源流、功用以及流行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言人细理了高足碗、杯在明清宫廷的使用细节，探明了其在西藏寺院缘大量存世的原因及特殊功用。发言指出，元朝高足碗、杯的风行，与元朝疆土的空前扩大，特别是与西域的广泛交流加深，及元人游牧民族特有的饮食方式有关。据造型不同，又分饮酒、盛果、饮茶、祭祀之用。而藏地流行的高足碗始于元朝本钦甲哇桑布主持宣政院时期，是最具藏传佛教特色的饮茶用器，为僧人日常饮茶诵经佛事活动之必备，并对信奉藏传佛教的明清宫廷、甚至李朝都有一定影响。明代高足碗、杯，明人称“靶茶钟”、“靶酒盏”，其中“靶茶钟”配茶托、钟盖，与鸡心扁壶（茶瓶）配合使用，是明廷皇帝喜用的茶器组合。清人称高足碗为“靶碗”，除赏赐信奉藏传佛教得蒙古王外，晚清已演化为佛堂供器。康熙朝出现一种新兴的矮足盖碗茶器，至乾隆朝逐渐流行，并逐渐在藏地僧侣日常饮茶诵经的佛事中退出；但高足碗、杯作为供器的功能一直沿用至今。

 

　　明郑与清初的陶瓷贸易

 

　　刘淼　厦门大学历史系
 

 

　　刘淼副教授在全球背景的广阔视域下，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陶瓷贸易情况。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海外贸易遭受巨大破坏。此时郑氏集团乘机兴起控制了以厦门和台湾为基地的东亚贸易网络，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贸易造成竞争和打击。万历以来兴盛的景德镇瓷器外销欧洲途径被迫中止，中国大规模的瓷器外销中断。而日本有田窑业借势兴起，填补了外销欧洲瓷器市场的空缺。有田瓷器外销繁荣，在东南亚地区很多遗址及中国东南沿海沉船中均发现有这一时期有田瓷器出土/水的情况。在这种陶瓷贸易的交错变局下，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华商群体成为这一时期东亚海域贸易中重要的势力。华南粗瓷产品仍有延续生产，并通过这一时期的贸易网络销售到亚洲市场，成为这一时期海贸遗存中的常见产品。

 

　　新安沉船出水陶瓷花瓶考

 

　　袁泉　首都师范大学
 

 

　　袁泉副教授以元代新安沉船出水的瓷铜花瓶船货为切入点，探讨了中世中日社会瓶花用制的形态组合、社会功能及文化动因。瓶壶中存贮的，不仅是水酒礼料与香花之实，更是中世东亚社会文化传播与仪制流变全方位、多层次的意象片段。镰仓中期以来，通过中日寺社贸易，经由禅僧群体的推动，精致的宋元花瓶大量流入日本，在五山禅林与武家上层的祭供、鉴藏活动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并在其后的室町时代成为武家权门标示权利财富与赏鉴品位的仪物。在宋元社会，花瓶在组合样态与陈设场合已形成“供瓶成对、赏瓶独陈”的两大互不混淆的用制系统。而在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其在寺社佛具与宅邸陈设的使用中则可自由转换，并无明显壁垒。日本中世花事之盛，可略分两大阶段，动因各异，人群亦不同：平安后期-镰仓时代，在宋人四般闲事品味影响下，以京都、镰仓两地的名山禅林为主导；室町时代以降，又以东国武家上层御所座敷与室礼陈设为重。日本花瓶的陈设重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由佛事、葬祭等宗教神坛向御所、城馆等世俗宅邸的转移。

 

　　浅析东非柱墓上的中国瓷器

 

　　丁雨　北京师范大学
 

 

　　丁雨博士以肯尼亚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遗址的考古资料为基础，从元明时期的中国瓷器在东非海岸社会中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国瓷器艺术形式特征，以及中国瓷器在当地展示与礼仪场合的文化角色等多个方面，解析中国瓷器在东非文化圈本土化过程中的特殊与文化内涵，并探讨这种文化变容的发生动因及发展脉络。东非海岸地区是印度洋西端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洲发现中国瓷器最多最密集的地区。在东非地区，尤其是斯瓦希里文化圈，中国青花瓷往往镶嵌或陈列在柱墓、清真寺以及传统房屋的立柱或壁龛上，用于展示和礼仪性宴飨场合，用于促成海外贸易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瓷器和东非斯瓦西里建筑形成了一种文化组合，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共同促进了贸易活动的开展，而这种贸易活动正是古代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缩影。而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通过全新的视觉艺术效果实现的。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地区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文化内涵，而其原先在生产地的艺术属性也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当地礼仪过程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新加坡出土的中国陶瓷与东南亚海上贸易

 

　　辛光灿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辛光灿馆员以新加坡出土的中国陶瓷为线索，探讨了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海上贸易发展与城市发展。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依傍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十四世纪的印度-太平洋贸易圈的远洋航行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言将涉及到新加坡（中转站）、元明朝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省份（产地）和满者伯夷（最终使用者）的贸易陶磁遗存进行比较研究，意在探讨新加坡作为中转贸易港口的重要性，申明海上贸易是促进十四世纪东南亚城市化进程的最大动因，并勾勒其时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固定航路。同时通过丰富的文物与文献证据，证明在十四世纪的东南亚，海上贸易已经非常繁荣，并刺激了高度城市化港口的兴起，新加坡恰巧可以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

 

　　试析新安沉船出水遗物的装载——以陶瓷器、木简的分布为线索

 

　　范佳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范佳楠从船货装载状况的新颖视角，以新安沉船发掘报告的原记录出发，尽可能地还原水下context，通过对新安沉船中出水陶瓷、木简在船舱中的分布位置的综合考察，探讨了新安沉船的船货受众及其反映的贸易方式。发言人认为，从船货装载考察，船前半部的船舱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区域，该区域出水陶瓷的规格相对于其他船舱较高，是新安沉船上贵重船货的装载区域。而船尾部的船舱内集中出水了日本遗物，该处最可能是船员居住舱的所在。从木简的内容及分布位置推测，新安沉船的货主可能存在至少两个利益集团：即以“东福寺”、“钓寂庵”与“纲司”为代表的大寺院以及博多海商的集团以及以“まこ三郎”为代表的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从贸易受众来看，不仅仅是寺院僧侣及海商涉足其中，紫檀木上所刻记号表明，武士集团的利益也参与了新安沉船的贸易。从船货包装看，新安沉船一些木箱内包装的器物很可能是寺院的特殊订单。箱中的器物组成或受到日本方面消费者的订货需求、宁杭一带商铺的贩卖状况及客观上减震的需要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他与会学者

 

（撰稿：唐莹  图：何鑫  审校：袁泉）
 

 

第六组：手工业技术与经济——冶铸

 

主持人：徐龙国  陈建立

召集人：钱益汇

 

　　冶金实验考古的考察、实践与思考

 

　　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陈建立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有关冶金考古的相关问题，尤其侧重于铁冶金实验和铜冶金实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冶金考古学者在矿石的开采和加工、金属冶炼和铸造、金属制品的加工和使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考古研究，为解决古代冶金技术、复原古代冶金活动及其组织形式、探讨冶金活动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陈建立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冶金实验考古活动的流程，他们不仅在生产工艺和实验环境上尽可能地复原古代社会，还对实验后的各类痕迹进行细致记录和仔细分析，以期对以后有关冶金遗址的发掘提供更多线索。最后陈教授指出，国内在冶金实验考古上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参与对象、学科参与度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多工作。

 

　　关于早期砷铜之路的思考

 

　　罗武干　中国科学院大学
 

 

　　罗武干先生指出，目前对冶金考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技术、产源和起源三个方向。关于冶金起源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及观点，其一是单一起源说，其二为多地区起源说。一般认为，我国砷铜技术是从中东经欧亚草原传播至新疆，后经河西走廊进入甘青地区。然而，近年来的发掘表明，在青海地区的金蝉口遗址存在砷铜合金，明显早于新疆地区的砷铜合金，传统的青铜由西向东传播的观点受到了挑战。此外，在对比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出土金属器后可知，其器型与青海齐家文化早期铜器存在相似之处，而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要早于比齐家文化，甘青地区早期铜器技术是否会通过早期彩陶之路南线与哈拉帕文化产生联系呢？

 

　　当然，就目前研究现状来说，这是一个问题比结论要多得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新疆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特别是阿凡纳谢沃文化时期铜器的研究是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一环。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中发现了目前新疆出土年代最早的铜器，对这批器物的细致分析为探讨我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辽代方形冶铁竖炉比较与传播初探

 

　　黄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黄兴先生首先为大家梳理了契丹冶铁技术兴起的脉络，详细介绍了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群中发现的两处6座横截面接近长方形的生铁冶炼炉。宋辽时期中原地区的冶铁竖炉横截面均为圆形，此种方形炉型在中原地区尚未见到。其炉容相对较小，风口位置、角度，炉身角、炉腹角等与大庄科及中原地区多地已发现的圆形炉相同。类似的方形冶铁竖炉在黑龙江阿城金代遗址有发现，可能是同一时期发展的产物。

 

　　根据国外的考古发现可知，在中亚的伊朗、欧洲的德国、瑞典等地也发现了年代略晚的类似的方形竖炉。结合《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亚起儿漫王朝即中国学者所称“后西辽”冶铁技术的记载，表明辽国西迁对10世纪后冶铁技术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方形竖炉很可能是随着辽国的西迁传至了中亚、欧洲等地。

 

　　殷墟青铜器的铸造与生产

 

　　刘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刘煜副研究员通过分析青铜器与铸铜遗物，为大家复原了殷墟青铜器制作的一系列工艺流程：包括铸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分范技术、铸接技术和芯撑等辅助技术的应用。制作铸型的程序和方法。青铜的熔炼和配制技术，特别是熔炉形制和鼓风方式的复原以及青铜器筑造成型后的加工工艺。

 

　　殷墟青铜礼器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步入规范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平。殷墟冶铸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复杂的生产工序显示出殷墟青铜器的铸造不像陶器、骨器、玉器那样是单一行业独立完成的，而是两大技术体系－－制陶和金属冶铸的有机结合，双方互相适应、不断调整的结果。

 

　　在回顾了从二里头至殷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后，刘煜认为，二里头时期奠定了青铜器陶范铸造的方向，二里冈时期构建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大体框架，殷墟时期是将这一工艺传统进一步发展和推向成熟的阶段。但这并不是简单地线性传承的结果，而有赖于商代中后期的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来自不同地方的要素，激发了制作者的灵感和创造性，以变换和融合的面貌出现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中，并由于拥有卓越技能的工匠们世守其业，保证了技艺的传承。

 

　　中国古代镀锡青铜器研究

 

　　张治国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张治国先生为大家分享了有关镀锡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在春秋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一部分外表呈现白色的青铜饰件表面使用了镀锡技术装饰，一些青铜器物也使用了镀锡工艺。近年来，在甘肃和陕西一带，以及山东青州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镀锡器物。在通过多种方法对部分出土器物残片进行了金相组织、合金成分和制作工艺研究后，明确了中国古代镀锡青铜器镀层结构和合金组成。古代青铜器镀锡的目的要是为了装饰，客观上也可起到保护内层金属的作用。

 

　　关于中国古代镀锡青铜器的分布，大致可分为陕甘宁、内蒙、巴蜀、古滇、山东青州五大块，每个区域在器物、镀锡结构、特征等方面均有不同。对于镀锡工艺的选择，学术界目前有“热镀锡”和“汞齐鎏锡”两种观点。青铜器中的汞是以锡汞化合物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不稳定的低熔点包晶化合物，遇到空气易氧化分解，最后汞被析出。

 

　　西汉都城铸钱遗址研究

 

　　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徐龙国研究员就目前发现的西汉长安的铸钱遗址，在“上林三官”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目前发现的铸钱遗址，相家巷遗址位于汉长安城内，从地理位置而言，不属于上林苑，因此，不宜断言为上林三官之一。另外，汉长安城周围的其他几处钱范出土地点，都在上林苑内。兆伦村铸钱遗址为锺官所在，现已确定。目前六厩的位置尚不明确。上林三官问题，非有文字出土或其他有力佐证不能彻底解决。

 

　　西汉都城铸钱，不仅在各种手工业门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在全国铸钱手工业当中也是意义非常。西汉前期，全国各郡国都在铸钱，都城铸钱仅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汉中期以后，各郡国停止铸钱，都城成为全国唯一的铸钱中心。王莽时期，都城与地方均铸，以都城铸钱为主，同时对郡国铸钱进行指导与控制。都城铸钱遗址，遗存丰富，跨越时间较长，也是研究西汉铸钱技术及工艺流程的重要资料。

 

　　云南江川光坟头遗址出土铜器分析——兼论战汉时期西南夷铜器工艺传统

 

　　马仁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马仁杰先生以云南光坟头遗址为主要研究切入点，通过炉渣分析，得出结论光坟头遗址是一处集冶炼、精炼、合金化及铸造于一体的冶铸场所。68件铜器的分析结果表明，铜器材质以锡青铜、红铜为主。制作方式铸造、锻造并用，符合以往滇文化铜器的分析结果。

 

　　冶铸遗物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炉渣的铅同位素比值范围覆盖了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范围，表明绝大多数铜器很可能都是自己生产的。和石寨山型铜鼓相比，光坟头遗址冶铸遗物的铅同位素比值范围与之重叠甚至更为集中，表明光坟头遗址出土铜器和石寨山型铜鼓的矿料来源一致。

 

　　综合分析显示，“西南夷”所在的滇池地区、洱海地区、贵州地区、盐源地区出土铜器的工艺传统一脉相承、大同小异。事实上，类似的技术特征更普遍地存在于西南夷各个文化当中，这种技术传统有别于同一时期的中原以及南方、北方草原的铜器工艺传统，自成体系，可以称之为“西南夷铜器工艺传统”。

 

　　安徽阜南台家寺商代青铜生产遗存的综合科技研究

 

　　刘思然　北京科技大学
 

 

　　刘思然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的发掘情况。并对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生产遗存，引入科技检测的方法做详细的分析论证。通过Soil方法对遗址中H234分析，上层铜、钙元素含量较高。灰坑中灰白土的分析结果表明，这应该是一处石灰加工过的操作面。通过红外光谱对H234①层的受热温度的测定，该处土壤也受到过高温加热。冶金遗物的检测表明：该遗址有两类炉渣，一种是精炼渣，一种是熔铜渣，两种炉渣在不同的遗迹单位中含量差异较大。

 

　　炉渣分析显示台家寺遗址曾分别获得铜、锡原料，并将其混合制成锡青铜合金，并首次揭示商代铸铜遗址中存在粗铜精炼活动，精炼渣经过人为粉碎。本研究的另一意义在于实践了科技检测与田野发掘相互结合、多种科技手段综合提取信息的研究方法，为同类型手工业生产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积累了经验。

 

　　重庆白帝城遗址南宋铁雷的发现及初步认识

 

　　孙治刚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孙治刚先生对樊家台兵器埋藏坑、皇殿台瓮城和庙坪水池发现的一批南宋时期的铁雷做了详细介绍。根据铁雷的形态特征，可以分为球状和芒果状。通过计算不同形态的铁雷的重心和几何中心存在差异，分析其使用方式应各不相同：球状铁雷多用抛石机发射，远距离使用；芒果状铁雷应用手投掷为主。

 

　　对铁雷内填充物的经初步检测显示，铁雷中铁含量较高。部分铁雷经X射线荧光谱分析得出其有较高的含硫量。对比宋代的军事文献，这批铁雷应有填充黑火药的经历，应为史书所载“震天雷”类铁火炮。此次发现为研究宋蒙战争时期火药武器的应用、中国火药史及火器史均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于通海  图：杨志伟  审校：钱益汇）

 

 

第七组：手工业技术与经济——玉器及其他

 

主持人：赵东升  朱光华  

召集人：朱光华

 

　　商代晚期玉器工艺研究

 

　　叶晓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叶晓红副研究员通过大量模拟实验与扫描电镜观察对殷墟妇好墓典型玉器进行了研究，就商代的解玉砂、切割技术和阴刻技术提出新的见解。首先以微痕分析对比了手持石质工具切割面和现代勾砣的印刻痕不同特点，指出殷商晚期玉器造型规整与锯片切割技术开料及线锯技术对外形的加工密不可分；其次对比了小珠一期石坠饰、西朱封晚期玉圭、良渚兽面纹、二里头石刀与殷墟玉器的刻痕形态特征，总结了其中的规律与特点，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玉器加工技术到殷商发生重大变革；最后总结认为：一、商代大型锯片技术显著减少，但开片技术并未变化；二、通过观察指出解玉砂对线锯技术的重要性，但对其材质、来源有待研究；三、由殷墟一件玉戚的开料技术原始而扉牙的切割技术先进，进而对其来源利用和技术传统提出疑问；四、认为携带解玉砂旋转砣具技术取代传统手持石制工具加工纹饰在晚商时期正属于变革阶段，推测这项技术被统治阶段上层垄断使用。 

 

　　从玉器钻孔形式及统计规律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发展

 

　　张友来　中国文物学会
 

 

　　张友来先生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对较有代表性的牛河梁遗址、殷墟妇好墓和桐柏月河墓地出土玉器分别进行钻孔的测量现数据分析，采用数理统计的方式获取精确的测量与数据，分析了不同时期的钻孔工艺的特点，并展示了钻孔的3D显微图，这是对治玉工艺分析的较为新颖的方法。张先生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测量标本的考量、特点和选择标准，以保证科学性和可行性；其次展示了对三遗址玉器孔径的最大值、最小值、二者比值、深度和夹角的数值统计表分析；最后得出几点结论：一、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工具材质（木、铜、铁）的发展进步，钻孔孔径越来越小；二、各时期玉器同一孔径不稳定比值离散性较大，说明当时的玉器加工时固定均未很好解决；三、孔壁夹角随工具材质进步而越来越小，原因在于钻具材质硬度高，耐磨性好。 

 

　　从“凹雕工艺”与“金筐宝钿”看汉唐时期中亚、西亚宝玉石技术传统对中原治玉手工业的影响

 

　　朱光华　首都师范大学
 

 

　　朱光华副教授主要从文献与考古材料入手，探讨了汉唐时期中亚、西亚地区的宝玉石技术传统对中国早期治玉手工业的影响。首先介绍了国内出土的“凹雕工艺”宝玉石制品，包括高昌古城、波马墓地、徐显秀墓、李静训墓等地点发现的具有西方特征的蓝宝石、碧玺、玉髓等宝玉石制品，其中多为戒指、项链或印章上凹雕的动物、人物与文字等。指出“凹雕工艺”具备微雕的特征，加工难度在于个体较小、材质硬度较高等方面；其次以波马墓地出土面具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石函、金函表现的“金筐宝钿”为例，指出其中的镶嵌宝石工艺，在宝石切割方面的工艺难度；最后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探讨了西方金刚石雕刻工具、高硬度解玉砂的使用与东传的历史，推断其对东周以来玉器加工的影响，指出这些可能是战国两汉玉器加工技术提高的重要原因。 

 

　　兴县碧村遗址考古收获

 

　　王小娟　山西大学
 

 

　　王小娟老师介绍了碧村遗址的概况，遗址位于山西黄河沿岸，是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城内面积约75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城墙圪垛、殿乐梁、小玉梁和寨梁上四个台地。2014年调查了碧村附近50平方公里范围，2015年至今重点发掘了核心区小玉梁台地3000余平方米。小玉梁台地发掘了石砌围墙及周围附属设施、五座石砌排房、生活垃圾区、龙山以前的早段遗存。围墙主要由内部主墙和外围护墙组成，主墙宽3米多，护墙残存2米多，但破坏严重，具体宽度不详。石墙建筑主要以棱角分明的块状砂岩和少量鹅卵石组成，鹅卵石主要发现在顶部和底部，石墙内侧涂抹草拌泥，并在北围墙及东北部发现四座房址，石砌排房集中在中部，经过统一规划，房址内火塘均涂抹白灰面。H24提供了与石峁遗址相关的地层。最后对晋西地区龙山时代城址做了系统的分析。 

 

　　徐州土山二号墓黄肠石工艺技术

 

　　郑洪全　徐州博物馆
 

 

　　郑洪全先生首先介绍了徐州土山二号墓基本情况和发掘资料，土山二号墓主要发现三座墓葬，属于东汉时期的砖石混合结构墓葬，出土了金缕玉衣、鸟兽饰铜壶等珍贵文物，推断墓主人应为东汉某代彭城王。墓室内的黄肠石盖板之下是由开凿规整的方形石板垒砌的黄肠墙，重点对其建造工艺做分析，黄肠石形状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指出在加工前需要控制边缘，防止将边缘部位打崩，所以在其边缘用扁铲凿一周控制带，并在此基础上并由外向内加工黄肠石。应用的加工技术主要有侧面加工技术：即侧面预留的部位往往多余实际的尺寸，这也反映了当时黄肠石加工的尺寸要求、墙体石细加工技术：要求黄肠石规整划一，其上刻字工整，内容完整，并通过观察外部结构和切割痕迹提出了合理的加工过程。 

 

　　四川盆地制盐技术近代化的历程——以重庆彭水郁山盐场遗址为中心

 

　　牛英彬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牛英彬先生发言指出郁山盐厂遗址虽然是一处近现代盐业遗址，但该遗址是中国井盐技术近代化发展的缩影，反映了从传统的“泼卤印灶”到塔炉灶再走向真空制盐的技术发展脉络，对建立和完善中国井盐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详细介绍了郁山盐业的考古情况和背景，指出该地区从先秦至今盐业都占有重要地位；其次通过考古发现，复原了制盐工艺流程，揭示了枝条架晒卤坝、浓卤池、盐井等制盐设施；最后分析了四川盆地制盐近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指出了不同阶段特点和工具改良历史，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历程、社会思潮、技术人群移动等息息相关，也启示我们一定要分析技术与考古学文化、人群等的关系，从技术层面看到古代社会的发展。 

 

　　磨盘山遗址作坊类遗迹初探

 

　　赵东升　南京大学
 

 

　　赵东升副教授重点介绍了磨盘山遗址的发掘材料，磨盘山遗址位于郎溪县飞鲤镇磨盘山自然村，是一处规模较大、文化层堆积厚、保存较好的重要遗址，主要包括马家浜文化晚期、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良渚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4 个文化时期的遗存。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捕鱼工具网坠，其中一个灰坑集中出土了600余枚，迄今遗址发掘的1500平方米范围内未见农业种植的明显证据。指出遗址处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湖边高地上，周边水网密布，本遗址发现的文化内涵均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晚期阶段或两支文化的过渡阶段。综上推断这里是古人经济活动的的渔猎作坊和文化衰落时期的“避难”之所，没有过长期稳定的农业定居。 

 

　　黄骅市大左庄唐代制盐遗址的发掘与收获

 

　　曹洋　山东大学
 

 

　　曹洋博士首先对大左庄盐业遗址的发掘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遗迹以灰坑、井、灶等为主，年代主要为唐代。灰坑填土内发现大量草木灰、红烧土、白色盐硝块等，部分堆积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查阅了黄骅当地的地方志，并综合东营东南盐业遗址、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和浙江九亩丘制盐遗址的情况，推测其性质也应属于制盐一类遗址；其次通过对比文献《熬波图》和对H10、H11、Z6、Z10的全面观察分析，初步推测遗迹功能为淋灰取卤、担灰晒盐的作坊遗址，大体复原了遗址内部盐井沟、输卤沟、沉淀池等功能分区；同时在东面的断面上也发现了盐灶，发掘区东南角灰坑等较多，且打破关系复杂，可能存在其他生产单元或其他时期作坊。此外遗址尚未发现煮盐器具，对其是否存在用过回收、摊场和盐灶是否分开、发掘区北侧的长沟功能等提出诸多疑问。（撰稿：温峰  图：何鑫  审校：朱光华）

 

 

第八组：手工业技术与经济——陶器、骨器

 

主持人：徐昭峰  朱萍

召集人：王涛  尤悦

 

 

　　陶器生产标准化的民族考古学思考

 

　　朱萍　中央民族大学
 

 

　　朱萍结合云南藏区和傣族地区的民族考古学资料，分析了手工业专业化、生产方式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标准化程度被认为是生产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又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测量和统计分析尺寸的变异系数得到数字变量，则是识别陶器标准化的方法。在民族学考古中，除了研究标准化程度，还要关注制作技术、陶工经验、比率效应等影响标准化的因素。

 

　　固镇南城孜遗址陶器制作工艺探究

 

　　梅圆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梅圆圆选取安徽省固镇南城孜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玉油坊类型、岳石文化的陶器遗存资料，观察记录陶器上遗留的反映制作工艺的相关痕迹，并选择三个不同时期的典型单位做出比较分析，认为该遗址出土陶器原料为有选择性的就地取土，但成型、修饰手法的变通和多样性，则显示了其制作理念和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蒲城店遗址龙山到二里头时期陶器遗存初步研究

 

　　袁若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袁若晨从操作链的模式，通过观察陶器制作痕迹，结合科技考古实验，对河南蒲城店遗址龙山到二里头时期陶器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蒲城店遗址制陶为就地取材的高铁易熔黏土，成型时手制与轮制结合，主要纹饰经历了从篮纹到绳纹的转变，烧成温度在846℃到1050℃，整体容积也在逐渐大型化和规格化。

 

　　东周王城陶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
 

 

　　徐昭峰教授从陶窑的发现情况、分类、用途与分布等方面，介绍分析东周王城陶窑遗址的相关情况。认为当时陶窑的烧造正处于新旧技术交替之际，建筑技术和冶铸技术都处于发展中。另外，在地理位置上区分了百工活动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私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综合手工业作坊区，并做出交易对象和时间都不同的“诸市”推测。

 

　　西双版纳傣族制陶的多视角观察

 

　　臧雅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臧雅帆通过考察云南西双版纳曼掌村与曼飞龙村中保留原始制陶工艺的陶工家庭的制陶情况，结合访问调研、参与实践、模拟实验与民族学资料，反思考古学所见制作工艺。在遗产保护现状与技艺传承方面，两处村寨则分别采用“学校式传承”与“旅游式体验”的不同模式。

 

　　早期骨角器的起源与发展

 

　　曲彤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自旧石器时代起，骨角器便是人类使用的重要工具，在人类文化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全球最早的磨制骨角器出现于非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类型是尖状器和椎。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较为普遍地出现，此时骨角器不但分布范围更广，而且制作技术更复杂、类型更多样，反映了认知和技术上的革新，为人类生存和开拓空间增添新手段。同时，旧大陆东、西方不同地区的骨角器在丰富程度、原料使用、类型方面存在差异，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反映出人群的文化选择与行为多样性。

 

　　新乡王门遗址出土夏商时期卜骨研究

 

　　杨猛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杨猛对新乡王门遗址出土的40块卜骨进行了种属鉴定，并对卜骨上的各种痕迹进行了观察分析。经鉴定，卜骨均由哺乳动物肩胛骨制成，以牛、猪肩胛骨居多，有少量羊肩胛骨。根据对卜骨表面各种痕迹的观察，发现该遗址商代早期牛肩胛卜骨大多经过去除肩胛骨、外侧骨壁、骨松质等修整，加工卜骨未使用锯子，而可能使用了类似于凿子的工具。卜骨大多先挖孔、后施灼，尚未出现凿孔现象；卜孔分布无规律、多非一次性制成，卜孔形制主要有圆形、圆三角形两种，通过模拟实验的方法，杨猛认为圆三角形卜孔可能是用圆头钻具拧制而成；部分卜骨上存在无灼痕的卜孔，说明挖孔和占卜可能不是同时进行的；完整的牛肩胛卜骨肩臼内多有一处轻微的灼痕，表明在施灼占卜之前可能举行了某些仪式；卜骨分布零散且部分卜骨风化严重，占卜后的卜骨可能因为不再具有神圣性而被随意丢弃。

 

　　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羊骨的人工痕迹分析

 

　　尤悦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石人子沟遗址位于东天山北麓，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石人子村南山坡台地上，出土了大量羊骨。经过动物考古学研究，可以确定遗址先民已经饲养了家养绵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尤悦老师介绍了这批羊骨表面发现的砍、切割和剔肉等人工痕迹，分析了羊骨痕迹位置分布及成因。通过观察和记录，尤老师统计了羊骨各个部位人工痕迹的出现频率并进行分析，认为寰椎、枢椎、肩胛骨和肱骨、跖骨等长骨是切割痕等人工痕迹出现频率较高的部位，是肢解骨骼下刀的主要位置，而跟骨、髌骨、距骨、腕骨、第1节趾骨是人工痕迹出现频率很低的部位，肢解很少从这些部位下刀。接着，尤老师进行了肢解难易度分析，认为痕迹发生的次数与肢解的难易度成正比，次数越多，越难肢解，以此为前提，石人子沟遗址先民在最难肢解的肘关节、头颈连接、髋关节和跗关节留下的痕迹多；而腕关节和耻骨联合相对容易肢解。然后，尤老师将该遗址出土羊骨的肢解方式与纽玛纳特人和哈族人肢解方式进行比较，认为肢解方式的不同可能由人群或年代早晚造成。最后，尤老师对该遗址出土羊骨人工痕迹进行总结，该遗址古代先民肢解、割剔方式能够获取完整的骨头，其分解方式应该是一种依赖金属工具分离骨骼的方式。考虑到鄯善苏贝希墓随葬羊骨肢解方式的相似性，石人子沟遗址的肢解方式在该地域、该时代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撰稿：安陆一、袁若晨 图：王维龙 审校：王涛 尤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