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在长江下游地区揭示距今6000年城址，是目前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也是国内最早的史前城址之一，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斗山史前城址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城址，对理解其后良渚古城的营造，提供比较合理的历史渊源依据。

　　斗山史前城址具备早期城市功能，结合遗址自身文明化发展脉络，验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中国方案的科学性、逻辑性和普适性。

　　斗山史前城址保存较为完整，是了解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时期社会发展、聚落演变和文明化进程最为丰富和典型的全新考古学资料。

　　遗址概况

　　斗山遗址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斗山村西侧（图1），地处斗山南侧缓坡地带，东北紧靠横山，南临黄泥坝河，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图2）。遗址北距长江约30公里，南距太湖约25公里，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图3），文化堆积一般厚约2米，最深可达4米。文化内涵以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存为主，是环太湖北部一处规模较大、内涵丰富的中心聚落。

 

图1 无锡斗山遗址及周边马家浜遗址分布图

 

图2 无锡斗山遗址DEM高程晕渲图

 

　　遗址于2023年在无锡市新锡快速路（锡虞路—江阴界）新建工程考古前置中新发现，规划道路工程占用遗址面积近2万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12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共6家考古机构组建联合考古队，对受工程占压可发掘区域约18000平方米开展发掘（图4）。

 

图3斗山遗址范围

 

图4 2025年度斗山遗址发掘航拍

 

　　主要发掘收获

　　斗山遗址考古发掘共布设探方约180个，探沟13条。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房址24座、墓葬127座、灰坑98个、灰沟27条等遗迹，首次确认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史前城址。清理崧泽文化时期墓葬160座，灰坑82个、房址6座、灰沟4条等众多遗存，出土各时期陶器、石器、玉器、瓷器等文物标本2000余件。

　　（一）首次发现马家浜文化城址

　　1.城址发现及确认过程

　　2025年4月，考古队在发掘区西北部从现代河道剖面发现墙体和濠沟线索（图5），进而在南面的两个地点同样发现有墙和濠沟遗迹（图6、图7、图8），随即在发掘区内共揭示外墙和濠沟近70米长，内墙和濠沟近50米，略带弧度，初步推测存在史前城址的可能。考古队随即组织对遗址周边的勘探，追踪墙和濠沟线索，并依据勘探结果先后在遗址西北、北部、东北、东南及南部布设了7条探沟（图9、图10、图11），均发现有墙体和濠沟遗迹，且濠沟下部出土陶片标本均为马家浜文化时期，与发掘区内的墙体和濠沟为同时期。

 

 

图5 遗址西北部 TG3中的内墙剖面（北-南）

 

图6 遗址西北部TG6中的内外墙及壕沟剖面（北-南）

 

图7遗址西北部TG6中的外墙内壕沟（北-南）

 

图8 遗址西北部TG13中的外墙及内外壕沟（西南-东北）

 

图9 遗址北部 TG5中的墙体和大石块（北-南）

 

图10 遗址东北部TG11中的墙和壕沟（西—东）

 

图11 遗址南部TG10重点的内墙及外壕（南-北）

 

　　从已有发掘区揭示出的墙体和濠沟，结合考古勘探和外围探沟发掘情况，基本上把墙体和濠沟闭合完整，如此相对闭合完整结构的墙体和濠沟等线性遗迹，应是城址（图12）。

 

图12 斗山史前城址平面示意图

 

　　2.城址结构

　　斗山史前城址有内外两重墙体和三条濠沟，内墙外侧有外濠，城址西侧外墙有内外濠沟，城址东部和南部内墙的外濠与外墙的内濠重合。墙体与濠沟自遗址东北部的塔山分别向东西两侧延伸，这座自然小山被利用为城墙北部的天然屏障。城址平面略呈圆角方形，其中内城围合面积约7.5万平方米，外城面积复原约12.5万平方米。

　　斗山城址内外墙体由黄褐色粉质黏土多层平地堆筑而成，土质致密而纯净，包含物极少，仅含有少量红烧土颗粒，在北段墙体发现有用大石块铺垫加固的现象。内外墙间距在6米～15米之间，内墙大致可分为4～6层堆筑，部分带护坡，基宽约4米～9米，现高约0.4米～1.5米；外墙堆筑有3～6层，部分有护坡，基宽约6米～12米，现高约0.2米～1米。濠沟沟口宽约5米～21米，现深1.2米～2.1米。从剖面结构和堆积包含物来看，显示濠沟沿用存续时间较长，至少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目前在西侧外墙及濠沟的中部显示有宽约3.5米的缺口，平面上发现有横向和纵向两排的柱洞，此处应该是城址的西侧出入口，并且设有城门（图13）。另据勘探结果显示，东侧城墙中部发现有宽约30米的缺口，初步推测为东出入口。在南侧外濠沟还揭示出有向外的出水口（图14），经勘探追踪，出水口与外面一条东南-西北向的古河道相连接。

 

图13 城址西侧出入口（南-北）

 

图14 城址南侧内外濠及外濠出水口（南-北）

 

　　3.城址年代

　　从层位关系来看，斗山遗址发现的城墙与濠沟多被崧泽文化时期地层叠压，在T2913内还发现有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墓葬打破外墙。从出土陶片看，解剖发掘的各段濠沟和内外墙出土陶片均以夹砂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外红里黑红陶豆、腰檐圜底釜等典型马家浜文化时期标本，未见有明显的崧泽文化风格陶片。碳十四测年显示，南侧内墙的外濠中出土木炭样品的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313～4051年（95.4%），西侧外墙的外濠中出土木炭样品的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047～3950 年 (95.4%)。综上，斗山城址的始建年代应是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

　　（二）城址内马家浜文化聚落布局

　　斗山遗址目前在城址西南部揭露出马家浜文化时期较多城内生活遗存和墓葬。从目前发掘来看，早期为居住区，后为墓地，之后又作为居住区，聚落格局不断变化，应与社会生产发展和聚落空间适时调整有关。

　　1.大型墓地

　　目前在城址西南部共发现马家浜文化墓葬近130座（图15）。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葬有成人、未成年人和幼儿，墓向多为北向，早期也有部分东向墓葬。成人墓葬以俯身直肢葬为主，随葬有石斧、玉玦、陶釜、陶豆、陶盆、陶纺轮等（图16），组合相对简单，部分墓葬中见有陶豆等打碎覆盖墓主头部的现象，属马家浜文化典型葬俗。

 

图15 遗址西南部马家浜文化时期居住区和墓地

 

图16马家浜文化时期出土器物

 

　　2.房址和作坊

　　马家浜文化时期房址可分为基槽式和柱洞式两类。早期多柱洞式房址，平面略呈方形或长方形，柱洞内可见柱芯，个别底部有红烧土块，普遍面积在8～12平方米，大型房址面积约50平方米。晚期出现了基槽式房址，平面多为长方形。个别房址面积较大，可达200平方米（图17）。房内地面仍可见有竖立的陶缸等遗物，在一座大房址周边出土有成堆石纺轮毛坯料，推测是加工石纺轮的作坊。

 

图17 马家浜文化大型红烧土房址

 

　　斗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纺轮，截止目前已有300多件（图18）。从大量的石纺轮毛坯料以及周边石料调查来看，这些石纺轮大部分为本地开采石料和加工生产。如此众多的石纺轮，当不仅是满足本聚落族民使用，还很大可能是部分用于对外贸易。

 

图18 遗址内出土石纺轮坯料、半成品及成品

 

　　（三）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

　　斗山遗址目前在城址西南部清理了崧泽文化墓葬约160座，整个墓地大体可分为两个墓区，每个墓区中均有若干座高等级大墓。其中，北侧墓区以M119、M33为中心（图19、图20），南侧墓区以M42、M43和M101中心。

 

图19 发掘区北部高等级崧泽文化墓葬及周边遗迹

 

图20 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M119发掘后

 

　　墓葬基本上东西向成排分布，墓向为东北—西南向，头向多朝西南。出土随葬品包括玉钺、玉璜、石钺、石锛、陶鼎、陶豆、陶杯、陶大口缸等（图21），根据器物形制判断大多为崧泽文化中晚期。

 

图21 崧泽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

 

　　墓地内一般墓葬随葬品在10件以下，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在20件以上，且普遍发现有一棺一椁，部分高等级墓葬在椁室范围上部还揭示出以不同颜色粘土交替平填迹象（图22），显示墓葬填土有层层密封的埋葬行为。此外，在M122的内棺中还清理出疑似头箱和脚箱类的遗迹（图23）。高等级墓葬埋葬极为考究且复杂，显示出较明显的社会分化。

 

图22 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M119椁室上部不同颜色粘土交替平填迹象（东西向隔梁剖面）

 

图23 崧泽文化M122内棺南北疑似头箱脚箱遗迹

 

　　价值与意义

　　斗山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城址，是目前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也是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之一。城门的发现和石纺轮手工业形成规模化并有对外贸易迹象，显示斗山城址具备早期城市功能，结合遗址自身发展出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等的清晰的文明化发展脉络，斗山遗址以长江下游地区又一处重要材料验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中国方案的科学性、逻辑性和普适性。斗山史前城址的揭示，对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斗山史前城址呈现“两墙三濠”形制，是同时期结构最复杂、规模最大的城址。长江下游地区此前明确发现的史前城址为良渚古城，良渚古城的一些特征，如东北部和西南部分别依托雉山和凤山、有内外濠沟等迹象，在斗山马家浜文化城址中可找到渊源。斗山马家浜城址为理解良渚古城的营造，提供了比较合理的历史渊源依据。

　　斗山遗址处于太湖北部的腹地，太湖北部的重要遗址还有首次发现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的东山村遗址，有迄今出土玉琮玉璧数量最多的良渚文化王者级别墓葬的寺墩遗址，斗山遗址距今6000年城址的发现，把太湖北部区域自6000年以来的文明化进程呈现的更加清晰。太湖北部区域自距今6000年开始，社会加速发展，从中心聚落发展出早期城市，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文明化程度越来越高，渐次步入了早期古国时代和文明社会，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本地文明化进程自主发展链，是中国文明模式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样本，是文明社会中国方案的生动诠释和清晰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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