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处陆海交汇的关键地带，其海陆文化发展脉络对理解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山东海岛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海陆互动”的枢纽，是人类适应海洋、开展海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研究文明起源、海陆关系与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珍贵空间。

　　工作缘起

　　山东地区的海岛考古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严文明先生带队，北京大学联合烟台地区文管组在庙岛群岛各个岛屿进行了实地考察，先后调查了南北长山岛、大黑山岛、砣矶岛、大钦岛和南北隍城岛上的11处古遗址，对海岛史前文化的分布和发展序列有了初步的认识。1981-1987年，北京大学连续五次对大黑山岛北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岳石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紫荆山一期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198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发掘砣矶岛大口遗址，首次解决了胶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问题。1982年秋，北京大学、烟台地区文管会及长岛县博物馆联合试掘的北隍城岛山前遗址，发现了庙岛群岛北部岛屿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流比群岛南部岛屿更为密切。1982年、1983年北京大学对北长山岛珍珠门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商代的东夷文化特征。1987年9月，胶东地区考古座谈会在烟台长岛召开，揭开了“环渤海考古”系列座谈会的序幕。苏秉琦先生在会议上指出，长岛的考古学文化也能理出自己的区系系统。

　　在苏秉琦先生的倡导和严文明先生的主持下，考古工作者在胶东半岛的烟台、长岛、栖霞、牟平、莱阳等市县连续进行了十几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基本建立了白石村一期-邱家庄一期-紫荆山一期-北庄二期-杨家圈一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芝水二期-珍珠门文化-南黄庄的发展序列。在过程中，尤其是庙岛群岛的考古工作，为构建考古学序列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资料，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框架性的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聚落考古学理念等理论探索的不断完善、基建考古的大规模爆发、科技手段的持续进步与广泛引入，推动考古学科实现了质的飞跃。在当下，随着考古信息提取更加全面、信息阐释更加深入，中国考古学已成为讲述中华文化故事、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启动海岛考古工作，是揭示中华文明海洋面向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中华文明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学术基石。

　　本次海岛考古工作通过对海岛古遗址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揭示海岛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独特作用，系统梳理沿海岛屿人类活动轨迹与文化序列，深化对海洋文明起源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全面提取遗址信息，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重建古代海陆生态系统下的人类生存模式，揭示海岛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与陆地的互动关系，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关键实证。

　　工作概况

　　东村遗址位于烟台市长岛综合试验区大钦岛东村南100米处，东距海岸线400米，属小地形盆地南缘高台地，地势南高北低。遗址于1982年被发现并经过多次调查勘探，1996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村遗址被选定为山东海岛考古的重点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

　　首先，东村遗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胶东半岛邱家庄一期和辽东半岛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特征，还发现有白石村一期的零星陶片，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及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庙岛群岛岛链呈南北向串珠状分布于胶辽半岛之间，是早期航海“循海岸水行”的天然依托，也是盛冰期海平面下降时的连续陆桥。东村遗址所处的大钦岛，位于庙岛群岛北端，是南北交通线路的正中心，对于研究新石器以来跨海交通和旧石器人群跨海迁徙与资源利用具有关键性作用。

　　此外，遗址处于山脉北坡，属群岛的西北风迎风坡，受西北气流自亚洲内陆搬运及地方风系吹动渤海底和黄海沿岸的双重影响，形成了丰厚的黄土层，是人类定居、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托。

　　为进一步明确遗址的文化属性，探究海岛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5年8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烟台市博物馆和长岛综合实验区博物馆对该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针对东村遗址本身保存较差、文化层较薄、黄沙易坍塌的特殊性，此次考古工作采取了加宽隔梁、全面揭露的适用性措施。考古队对遗址周边进行全面普查和勘探，研究海岛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布局；对遗址周围黄土进行了取样，了解遗址形成原因及环境信息，探寻遗址先民如何利用海洋资源、适应海洋环境，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展多学科协作，联合多家机构对出土人骨、动物骨骼等进行测年；开展土壤微形态、磁化率、粒度等一系列环境考古研究。东村遗址作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交流的重要节点，为串联海岛及沿海交流网络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着力点。

 

遗址位置图

 

遗址在大钦岛位置图

 

遗址周边环境图

 

发掘区航拍图（上为北）

　　主要收获

　　本次发掘的文化遗存主要分为两个时段，早期遗存为大量的打制石器遗存，推测其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为大汶口文化聚落，遗迹以房址、柱坑、灰坑、沟为主；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器、玉器、骨角器及蚌器等，尤其还出土了玉器半成品。

　　旧石器时代遗存    遗址出土打制石制品十分丰富，器型多样，以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最具特色，既有石片工具，也有砾石工具。石料以石英岩为主，有盘状石核，另有大量石片、断块、碎屑出土。从石器原料、剥片技术、修理技术、石核类型、工具组合来看，符合旧石器时代技术特征。该发现为探讨庙岛群岛史前人类历史、环境变迁以及人群在海岸变迁过程中资源利用、环境适应策略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后续研究工作比较可惜的是旧石器遗存多出土于晚期扰动堆积中，缺乏原生地层信息。

 

出土打制石器

 

　　大汶口文化聚落  东村遗址发现4座房址，集中分布于发掘区的东南部，房址整体形制较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椭圆形，布局有序，似有功能分区。

　　F1位于南侧，半地穴式，地面可见柱洞遗迹，地面铺垫细沙或经火烤硬化，部分残留红烧土垫面，反映出大汶口先民对海岛微环境的精细适应—小型半地穴设计既可防海风侵袭，又利于防寒保暖；细沙铺垫与红烧土面则兼顾防潮与保温，这为深入研究海岛地区史前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聚落材料。F2位于东侧，房址内出土玉器，或与玉器制作有关。

　　遗址出土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同一陶片上有红色或黑色斑块，陶质有掺细砂、云母或滑石粉等。陶片以素面为主，有少量附加堆纹；器型多见罐、鼎、盆等，与大黑山岛北庄文化一期特征相似，同时亦见少量刻划纹筒形罐陶片和彩绘红陶片，印证了跨海文化交流的持续性与复杂性。

　　大汶口文化遗存样本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跨度约为距今5400—4800年。这一时间序列印证了庙岛群岛作为海陆交汇枢纽的长期延续性。

　　

 

　　大汶口时期玉器加工制作生产要素     遗址出土20余件玉料，多为透闪石质，色泽青绿或灰白；器类包括边角废料、半成品和玉器，伴出砺石、磨石等加工制作工具。玉料、半成品、玉器及制玉工具等玉器制作要素的同时发现，证明该遗址存在玉器生产业，这一完整制玉链表明东村遗址并非单纯玉器消费地，而是具备自主设计、选料、切割、钻孔、打磨能力的区域性生产中心。这是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制作地点的首次发现，为探索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玉器交流路线、庙岛群岛在史前东北亚区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及机制提供了新视野。

 

 

　　学术价值与意义

　　第一，东村遗址的发掘为庙岛群岛史前文化序列构建提供了新的实证，补充了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海洋性考古学文化的资料。

　　第二，本次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将庙岛群岛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至距今一万年以上，证实该群岛在末次冰期后海平面波动剧烈时期仍为人类持续栖居地与迁徙的重要廊道。

　　第三，大汶口时期玉器制作要素的发现，是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制作研究的新突破，不仅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玉器来源的重要路径，更将庙岛群岛纳入东北亚史前玉器流通网络的核心节点，凸显其作为海陆文化中转站的独特地位，证实海岛聚落具备高等级手工业生产能力。

　　第四，透闪石玉料的溯源分析已初步指向辽东半岛，印证了跨渤海湾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组织水平。这一跨海资源网络的形成，暗示着距今五千年前庙岛群岛已存在稳定的航海技术、季节性航行知识及跨区域协作机制；玉器成品在胶东乃至环黄渤海地区的广泛分布，进一步佐证了以海岛为支点的文化辐射力。

　　此次考古收获，证实庙岛群岛并非文化边缘的“孤岛”，而是史前海陆互动的关键枢纽，万年前的打制石器与五千多年前的玉器制作，共同勾勒出人类逐海而居、因势而作的绵长轨迹；这些发现为探讨庙岛群岛人类活动的起源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实证，也为研究中华文明的人类史与海洋史早期演进路径提供了线索资料。

　　执笔：古笑雷 孙倩倩 孙田璐 高明奎；摄影：杜建悦（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