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希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这个曾见证古希腊城邦兴衰的遗址，如今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随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首个田野考古项目正式开工，中国学者开始在古希腊文明研究现场获取一手材料，参与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知识生产。
数千公里外，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西天山北麓的萨扎干遗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建新带领的团队发掘出一座古代康居贵族大型墓葬。这座墓葬的考古成果表明，撒马尔罕盆地是古代康居人的重要活动区域，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应在西天山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地区寻找。王建新团队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在国际上引发了对丝绸之路中国考古成就的广泛关注。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一场由中国考古人推动的“走出去”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对话联结起学术纽带。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康居大墓发掘现场 受访者/供图
从“家门口”到“全球化”
21世纪之前，中国鲜有成规模、机制化的境外考古活动。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
“变化是根本性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少数机构“单打独斗”的模式，已转变为由国家统筹，地方科研院所、高校与科技团队广泛参与的多元协同新格局。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截至目前，中国考古团队已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
这一布局背后，是中国考古人清晰的战略考量。沈睿文将其归纳为三大重点区域：一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古代文明交流通道，聚焦丝绸之路沿线；二是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罗马等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直面全球文明比较研究；三是东非、欧亚草原等人类起源与早期迁徙关键区域，参与解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重大命题。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加速推动中外考古合作布局。2026年5月，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首个田野考古项目在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开工。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希腊等不同文明和史前文化的重要区域，持续开展长期、系统的田野发掘与实验室研究。
王建新的中亚考古故事，也是这一宏大叙事的缩影。他的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尔泰山—天山区域，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机构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联合考古。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一个在东西方史书中都留下印记，却长期踪迹难觅的神秘游牧民族——月氏。
公元前2世纪，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被匈奴击败，被迫西迁至中亚，最终建立了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这段迁徙之路，是早期丝绸之路上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史诗，但具体迁移路线和文化遗存却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要难题。“自然环境区域和古代人群的活动范围，从来不以现代国家边界为限。”王建新告诉记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打破国界限制，以历史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为单位，开展多国联合考古。”
王建新带领团队采用“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的创新模式。他们并非在大型遗址上进行“寻宝式”发掘，而是以游牧民族的生存逻辑为线索，对广袤的山前地带、河谷阶地开展系统调查，再对关键点位进行精准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萨扎干遗址和拉巴特遗址，王建新团队成功确认了古代月氏、贵霜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上厘清了丝绸之路沿线游牧人群迁徙与文化交融的脉络。这一成果不仅为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也让中国考古学在中亚这片国际考古热土上赢得了重要学术影响力。
如果说王建新团队在中亚追寻的是“文明交流”，那么山东大学教授李占扬在肯尼亚的考古工作，则直指一个更宏大、更根本的问题——现代人类起源。2017年7—11月，李占扬带领团队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合作，在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开展系统性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深入东非大裂谷这一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起源核心区域”的地带开展独立考古工作。
长期以来，国际上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出自非洲说”占据主流，该假说认为，现代人在大约20万年前形成于东非，随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完全取代了各地的古老型人类。吉门基石遗址正是检验这一假说的关键地点。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李占扬团队发掘出2000余件细石器及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制品。通过对这些石器的深入研究，李占扬团队对“现代人在20万年前形成于东非并向外扩散”的单一假说提出了有力质疑。“我们的发现从田野考古层面，否定了‘完全取代说’。”李占扬对记者表示，研究表明，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可能是一个更复杂、多点互动、多线进化的过程，不同地区的古老人类可能存在基因交流与技术交流。这一基于一手材料的中国声音，为全球人类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
阿尔泰山脉西侧的苏联路I号冶炼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 受访者/供图
迥异于西方的文明互鉴之路
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带去的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哲学与伦理取向。“中国考古‘走出去’，能从源头上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亲手发掘、解释人类不同文明的遗迹，让我们不再依赖二手文献，直接与古埃及对话。这有助于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团队负责人贾笑冰表示。
中国海外考古从起步之初，就明确提出并践行“尊重文明多样性、平等合作、互学互鉴”的理念。这种以“文明互鉴”替代“文明冲突”、以“区域互动”替代“独立演进”的研究视角，成为区别于西方范式的鲜明底色。
埃及萨卡拉遗址的考古工作，堪称这一理念的最佳实践场。萨卡拉是古埃及文明的核心遗址区，拥有从早王朝到希腊罗马时期绵延3000多年的墓葬群，其丰富的考古材料是书写古埃及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关键档案。然而，这里长期由西方考古队主导，形成了以西方视角为中心的叙事体系，大量遗址在发掘后因缺乏有效保护而遭到破坏。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薛江带领的中埃联合考古团队，达成“兄弟般协作”的共识，坚持同吃、同住、同工作，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与学术信任。
“埃及方面有主场优势和对遗址的深刻理解，中国方面则提供最前沿的科技考古、数字化保护和文物修复技术，这是一种真正的双向奔赴。”薛江说，中国考古团队引入的高精度三维扫描、多光谱成像等技术，对遗址和文物进行了毫米级精度的全方位数字化记录，构建起古埃及文物材料与工艺技术数据库。这不仅为埃及萨卡拉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数字孪生”，更以中、阿、英三语向全球发布成果，让古文明遗产真正惠及全人类。
“我们不是抢夺解释权，而是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一种基于东方文明经验的‘内部视角’。”薛江这样阐释他们的工作。这种模式被其他国家的考古队视为创造了合作共赢的“奇迹”。
在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学者的视角同样体现着这种开放融通的格局。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讲师权乾坤参与了伊尔库茨克霍尔穆西诺3号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他所在团队没有将目光局限在梳理贝加尔湖西侧的本地文化序列上，而是以此为支点，系统探讨东北亚北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还原史前人群流动与技术传播的宏大路径。“我们始终在跳出单一遗址、单一族群的研究局限。”权乾坤说，“我们聚焦的不仅是物，更是人——古代人群如何移动、技术如何传播、文化如何交融。这背后是中国考古学对‘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一核心理念的坚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表示：“与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活文明’。中国的海外考古正是通过扎实的实证，去比较、去回答‘文明何以长存’这一问题。这既是对‘文明优越论’的实证反驳，也是为全球治理提供来自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
全面展现精细发掘技术
中国考古之所以能在海外赢得尊重，除了先进的理念，更离不开硬核的技术实力。针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墓葬遭水蚀损毁、现场发掘难度大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乌联合考古团队创新运用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在当地启用“整体套箱提取”技术，把承载墓葬遗存的土体用钢板、木箱整体封装，并转运至实验室细致清理。为就近开展研究，2025 年初就地建成移动式保护实验室，从国内拆解转运实验仪器，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无损检测技术，对套箱文物开展类似 CT 式全方位勘测。同时，团队依托模块化设计精简设备架构，统筹发掘、保护与科研全流程，在压缩配置的同时，于野外就地打通文物应急管护、数据采集、科学检测一体化作业链条，圆满完成考古与保护工作。
在百余年的本土实践中，中国考古学锤炼出以地层学、类型学为核心的精细发掘技术，尤其在辨识和发掘土遗址的灰坑、墓葬等遗迹方面，有着举世公认的深厚功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仁在伊朗的考古经历，让他对此深有体会。在伊朗北呼罗珊省的一处史前土丘遗址，当地传统的“情境发掘法”是先整体揭露，再反向还原遗迹，这种方法在对土遗址边界的把握上不够精确，也容易造成遗迹破坏。经过平等沟通与现场演示，张良仁团队引入中国“精细化揭露”发掘方法，将探方划分为更小的操作单元，严格按照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变化划分遗迹边界，一层层向下清理，确保每一处遗迹的原始形态都得到完整保留与精确记录。“两个发掘季下来，效果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张良仁说。中方探方的图纸清晰度、记录的完整性远远超出伊方预期。最终，伊方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套方法，还主动邀请中方人员为他们的年轻考古队员进行培训。
在俄罗斯联合考古中，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工具意外地成了“明星”——洛阳铲。这种在中国田野考古中司空见惯的探铲，因其高效、精准且对遗址扰动小的特点，在探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冻土遗址和草原墓葬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性，很快被俄方考古人员采纳和推广，成为中国考古技术“走出去”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如果说精细发掘是“传统手艺”，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则为中国海外考古插上了跨越式发展的翅膀。薛江团队在埃及展示了“高精度现场采集+尖端实验室分析”的全链条科技考古。除了三维扫描和多光谱成像技术，他们还利用微痕扫描技术分析文物制作工艺，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材料成分无损检测。所有数据最终汇入他们正在筹建的古埃及文物大数据库，一个集保护、研究、展示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已初具规模。
在俄罗斯，权乾坤团队联合国内地球科学专家，系统应用光释光和碳十四高精度测年技术，致力于搭建该区域精准的史前文化年代序列。这项被俄方同行誉为“补齐了短板”的工作，让基于模糊地层和器物类型学建立的相对年代框架，有了可供校准的绝对年代“标尺”。
最令人感到未来已来的，是山东大学人类演化研究团队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占扬介绍，他的团队首次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对人和猩猩牙齿化石的完美鉴定。结合CT扫描、三维扫描和几何形态测量学方法，他们可以对化石和石器进行高精度、全方位的形态数据分析。“过去靠肉眼和经验比对，现在用算法和数据说话。”李占扬说，这不仅大幅提升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创新性，更彰显了中国学者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国际引领力，为探索人类起源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
蒙古博格多遗址发掘现场 受访者/供图
让中国考古成为沟通世界的桥梁
“中国考古‘走出去’，探究的是中华文明以外或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团队执行领队刘涛告诉记者，这些新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与特性。这种借助他者视角获得的比较，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在累累海外考古硕果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海外考古学者的日常，充满了地域阻隔、极端天气、文化鸿沟与语言壁垒等多重考验。然而，当记者问及这些是否构成最大困难时，学者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这些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
“搞田野考古的，谁没在荒郊野外掉过几层皮？”王建新笑言。对于当前中国海外考古面临的瓶颈，沈睿文作了系统剖析。比如，在理论构建层面，原创性不足导致国际学术话语权偏弱，工作多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阶段，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全球史观”仍未成形。在人才梯队层面，兼具一流田野经验、现代科技手段、多语种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储备明显不足。“我们需要能使用国际学术语言，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与同行进行理论对话的‘帅才’。”沈睿文说。在传播效能层面，学术成果与公众传播、文明对话的衔接依然薄弱。诸多颠覆性的重大发现，在国内社会和大众中的认知度偏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任重道远，中国故事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文明叙事。
王建新对此感触很深。他以机制保障为例说，中国的考古项目布局仍显分散、周期偏短。与西方有长达百年的海外考古传统和稳定的国家投入机制不同，我国的专项经费支持、成果转化与出版机制都有待健全。
如何突破瓶颈，让中国考古真正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中国理解世界的重要桥梁？学者们给出了路径建议。
一是理论的创新与话语体系的构建。韩建业表示，海外考古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走出去”发掘新材料，更在于用中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阐释全球文明史。“目前，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全球史、全球考古类的著作太少。‘中国故事’多半停留在碎片化、猎奇式的传播，尚未撼动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他直言，海外考古必须从单纯的技术输出转向全方位的学术构建，产出由中国人书写、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史著作，从文明互鉴的视角确立中国材料和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叙事中的独特地位。
二是复合型人才的体系化培养。令人欣慰的是，先行者已在路上。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已展开积极探索，把海外考古现场建成“移动课堂”，让学生在跨文化的实践中快速成长；联合国外机构，开展双学位培养、短期交流和联合论文发表；面向国内外青年学者举办专题培训，实现人才共育、成果共享。
“我们应坚持‘考古、保护、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工作方式。”王建新说，“既要培养中国的国际化考古人才，也要为所在国培养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力量。只有人才互通，才能支撑起真正深入的文明互鉴。”
三是以多元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成果只有被传播、被理解，才能真正形成话语权。沈睿文提出“学术高度、传播温度、合作深度”相统一的原则。这意味着，未来的海外考古，要把专业研究、文明对话与公共传播更紧密地结合，用故事化、可视化、国际化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精彩故事。
海外考古，不仅是“走出去”贡献世界，更是为了“返回来”反哺自身，推动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薛江对此体会尤深。长期以来，中国埃及学研究依赖西方的二手资料与研究视角，处于被动跟随的尴尬地位。而埃及萨卡拉遗址项目让中国学者获得了宝贵的一手材料，得以构建起以东方古文明国家为主体的“内部视角”体系。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明经验理解古埃及，从而修正一些西方传统的解读，填补他们留下的研究空白。”薛江说，“这是一个从‘他者视角’到‘自主视角’的跨越，其意义远超考古学本身。”
从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墓葬到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中国海外考古以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悄然完成了一场学术范式的转型——从参与融入到共建引领，从技术输出到理论发声。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国界的田野探索，更是一次中国学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整体性努力。多位受访学者表示，中国海外考古正在用最扎实的实证，讲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一基于数千年文明智慧的当代实践，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份来自中国考古学的坚实支撑与深刻滋养。
记者：陈雅静 查建国 陈炼 吴楠 赵徐州 练志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6年6月17日 第A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