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家庄遗址位于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坡家庄村东南，东距渤海约20公里，南邻小清河，经勘探，遗址面积约8.9万平方米。所在区域处于莱州湾南岸第四纪以来形成的地下卤水带。
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114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考古收获，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南北朝时期卤水井群以及保存完整的金元时期制盐生产单元。
坡家庄遗址位置图
坡家庄遗址发掘遗迹平面图
南北朝时期规模化的卤水井群及车辙痕
本阶段遗存分布面积达8.9万平方米，发现卤水井60余口，有集中成组及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的现象，成组分布的井间距约3~5米。均为圆形井坑，坑口直径多为8~10米，残深1.5～1.6米，以成束的芦苇贴壁圈筑环绕一周，再以等距分布的垂直木桩为经线，上下串联固定芦苇束。
以J36为例说明卤水井情况，其为圆形井坑，坑口直径10米，井口直径8.7米，残深1.6米。尽管井壁因坍塌挤压变形严重，但营建材料保存状况较好，构筑方式清晰可辨。现井口至底部由多束芦苇编织成宽约0.1米的长条状芦苇束，上下层层叠压紧贴井壁并环绕一周，再以等距分布的垂直木桩为经线，上下串联固定芦苇束。木桩在井内间距0.3～0.5米，现场采集并初步统计约66根。
J36结构及出土遗物
为深入探究该类遗迹的建造工艺、性质、功能及年代，我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开展了多学科考古研究。为明确井内卤水的波美度及其稳定性，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测试与观察。刚清理完成时，井坑内积水波美度为2.5°Bé，与周边地下水波美度相近；随着时间推移，井内积水波美度发生显著变化，经晾晒后波美度可提高至7.5°Bé。同时，降雨会对卤水产生明显的稀释作用，这从侧面反映出卤水井使用具有季节性特征。我们采用氯离子（Cl⁻）检测法进行识别，通过采集井底、井壁、井内与井外不同部位的样品，对比不同部位氯离子含量的差异。检测结果显示，井外土壤中氯离子（Cl⁻）含量较低，一般在200mg/L以下，而井底氯离子含量是井外的数倍，部分样品氯离子含量甚至高达1000mg/L。为明晰卤水井的建造方法、用材及营建工程量，我们开展了模拟建造实验，以初步掌握井壁编制加工方法、植物材料使用情况及工程量。选取井壁芦苇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日历年代为公元 428—560 年（95.4% 置信度）。与山东大学合作对井圈构筑材料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井壁采用芦苇，木桩种类多样，南北朝时期与金元时期的木桩种类略有差异，但均以枣属为主。南北朝时期的木桩还包括乌桕、梨属等，金元时期则出现了构树、李属、槐树等种类。芦苇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契合，而其他木桩种类与周边环境不符，推测可能为由盐工从居住地带来。
在卤水井区发现大量车辙痕迹，分布范围从发掘区西侧延伸至最东部。在2025年揭露的6400平方米范围内，除被晚期遗迹破坏的区域外，车辙痕迹基本遍布各处。车辙宽度在0.1～0.2米之间，深度为0.05米左右，多条车辙相互连接形成成片分布的特征。卤水井周围车辙痕迹密集，以东西向为主，推测这些车辙与卤水外运相关，可能为双轮车行驶所遗留。
发现金元时期布局完整的制盐作坊
本阶段在发掘区共清理出2处相对完整的制盐单元，编号分别为SCDY1和SCDY2。两处单元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东部，均包含卤水井、盐灶、涂泥坑等完整的制盐生产链要素。SCDY1制盐单元位于发掘区西部，以1座灶遗迹为核心，各类制盐遗存集中分布在南北约50米、东西约36米的范围内。灶位于单元北侧，其南侧分布有蜃泥坑和卤水井，卤水井与涂泥坑组合形成处理卤水的复合遗迹。灶的西侧有一长条形蜃泥坑，蜃泥堆积厚约0.02米。值得关注的是，该区域内发现一座出土大量红陶支具的灰坑（SCDY1-H32）。该灰坑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约6.1米、堆积厚0.6米，出土的红陶支具种类多样，以“Y”形为主，此外还有三角形、长方形等形制，同时伴出大量蜃泥灰及零星铁块残片。此外，本区域还分布有大量长条状蜃泥池、涂泥坑、沟等遗迹，推测为长时期多次使用后形成的残留遗存。
煎盐灶（SCDY1）
SCDY2制盐单元位于发掘区东部，以2座灶为核心构成独立的制盐单元，各类主要制盐遗存集中分布在南北约60米、东西约25米的范围内。其生产活动围绕卤水井展开，灶位于制盐单元西南角，卤水井通过输卤沟与涂泥坑相连。从生产单元布局推测，其制盐流程大致为：从井中提取卤水，通过井四周的沟渠将卤水输送至涂泥坑内进行淋卤，淋滤得到的高浓度、较纯净的卤水用于后续制盐。该卤水井结构与南北朝时期卤水井一致，井坑口直径7米，井口直径约2.8米、深0.5米，井体整体深度约2.4米，井底距现地表2.8米。淋储坑遗迹由长方形坑与圆形坑相连构成，坑底均涂抹红黏土，且长方形坑底高于圆形坑底。方形坑内草木灰与红黏土交错分布，揭露完坑底的红黏土层后，坑底露出鱼骨状的浅沟。为进一步探究该遗迹功能，我们进行了遗迹复原及模拟淋储的实验。实验结果证实，长方形坑为淋卤坑，圆形坑为储卤坑。检测数据显示，井内与涂抹红黏土的涂泥坑内堆积的氯离子含量相近，部分淋卤坑或储卤坑的氯离子数值高于卤水井；淋卤坑或储卤坑等遗迹的氯离子含量普遍高于自然地层，这直接证实了其为制盐环节中的重要遗迹。SCDY2包含的两座灶结构相近，平面形状近亚腰葫芦形，操作间出土有红陶方形支柱。本区域还分布有较多的沟、灰坑等遗迹，与制盐活动关系密切。上述两处制盐作坊遗迹的空间布局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生产布局特点。
元代制盐单元布局图（SCDY2）
元代煎盐灶
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是填补区域盐业年代序列空白，构建渤海南岸海盐业完整发展脉络。该遗址首次通过碳十四测年，明确卤水井的年代为南北朝时期；同时，金元时期制盐单元的完整揭露也属首次，填补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盐业考古的空白，串联起商周—南北朝—金元时期鲁北地区海盐技术演进链条，完善了渤海南岸海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
二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与古代南方“刮滩淋卤”或“海水煎盐”的模式并存。自商周时期起，渤海湾地区就已出现地下卤水井和盐灶，历经北朝至金元时期，2000多年凿井取卤制盐的技术传统一直未变，实证了环渤海湾沿岸的北方地区古代制盐技术体系的稳定传承，与江苏沿海、浙江海岛近年盐业考古呈现的技术传统明显不同，揭示了中国东部沿海海盐生产南北两个传统数千年并行发展的史实。
三是揭示了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为盐政史研究提供了考古依据。南北朝时期，仅发现分组集中分布的卤水井，且单口卤水井的规模就远超金元时期数倍，不过并未发现与制盐相关的其他遗迹，表明取地下卤水与后续制盐环节是分开进行的；而金元时期制盐各环节遗迹集中分布，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体现了两个时期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该遗址为研究同一地点古代盐政史的变迁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执笔：高明奎 杨小博（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