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组织5篇文章，全面系统总结新时代中国史学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展望新时代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引领史学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构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伟大号召，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0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学者立足学科特质，呼应时代议题，传承学术传统，在持续探索与创新中产出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走出一条彰显时代使命的发展道路。

　　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指引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赓续优良传统，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新趋向：一是坚持唯物史观，强化对中华文明演进的整体把握，在长时段、广视域研究中突出历史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二是立足中国实际，深化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机制研究，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三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拓展专门史与区域史研究路径，完善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四是传承冷门“绝学”，发展数字人文，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上述特征与趋向集中展现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内在特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一、坚持唯物史观，推进中华文明进程整体认识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明确要求全国历史学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古代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始终以史料的科学整理、深度解读与综合分析为根基。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贯彻和运用唯物史观，基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上取得显著进展。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的古史探讨持续深化。学者整合出土与传世文献，推动历史学与考古学深度融合，提出以农业与手工业高度发展、王权出现等为核心的文明社会认定新标准，对夏代王朝体制与内外服制、晚商至西周赐贝制度、商周宗庙制度等提出新见解。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的《（新编）中国通史》（《中华民族史》）纂修工程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相继出版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等著作，集中体现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在汲取历史经验上的系统性新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进展显著：《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编纂工作稳步推进，《敦煌通史》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成果出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

　　“三交”史料与少数民族文物的摸底、整理和出版，极大拓展民族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民族史学界普遍意识到，现有“三交”史料仍以汉文文献为主，尤其中原地区有成熟的记录体系与先进的造纸、印刷技术，使得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信息多以汉文文献形式保存。同时，边疆地区出土文献亦存留不少各历史阶段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资料。例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关于西夏民众与周边民族经济往来的文书，是当时各民族民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杨蕤提出，在“三交”史料收集整理中，尤其要关注“自述”史料的收集，它们往往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解释力。此外，还要注重民俗类“活态”资料的收集整理。细研不同区域方言俚语的形成、风俗习惯的内涵，考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和体现，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体系。

　　纵观中国古代史，辽宋夏金时期可谓民族融合的重塑期。包伟民强调，应打破各民族政权间的隔阂，对国家制度与社会现象展开跨越断代的全局性考察。他还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类社会，尽管技术进步推动当下社会快速发展，但人类社会运行的诸多基本规律，古今之间仍具有相当共性，对中国这样文明长期延续的研究对象而言更是如此。古代史研究要有更敏锐的批判意识、更扎实的基础研究、更坚定的常识立场，更加重视与研究议题相关的各专业门类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以贯通视野开展长时段研究已成为学界共同追求。李治安围绕政治支配、南北地域、民族融汇三组论题，讨论秦汉至元明时期的政治支配与地域差异、民族关系的错综交织，力求以新方法、新问题、新视角构建中国古代史研究新框架。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新时代以来，我国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持续推进，对边疆、边界与周边国际环境的综合考察，推动边疆历史研究视角更趋多元立体。学界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理论的阐释，进一步夯实边疆研究理论根基。近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开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边疆学”、“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研究”等专栏并推出系列专题笔谈，围绕边疆学“三大体系”建构等议题展开深入探索。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基地成立，依托基地系统开展涉疆研究。李国强指出，要广泛利用考古、田野调查、少数民族资料及外文资料，积极引入数字人文技术，推动边疆历史数据的共享和历史疆界的可视化呈现，多角度、多层面审视和考察边疆历史与边疆治理发展全过程。在元明清史研究中，如何从文明互鉴视角凸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已成为学界反思相关理论、深化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借鉴亚洲史、全球史视野，学者充分利用域外文献，考察明清王朝与周边世界的复杂互动，并以丝绸之路等新视角推进区域国别关系史研究，聚焦文明交流互鉴主题，产出大量富有新意的成果；相关研究亦为海洋史研究的繁荣提供重要学术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近年来，《历史研究》先后组织“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比较视域下的中外文明”等笔谈和专题。学者从多学科视角考察中华文明起源，比较早期中外文明进程，探索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式创新、明清江南史的全球史意义及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深入探讨历史学各学科会通融合的路径与前景。

　　关于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有机衔接，马敏提出，晚清与清代前中期的交叉过渡期常被忽视，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该阶段历史脉络复杂、新旧转型关键，诸多“交叉历史”课题亟待重新发掘。李帆主张，清代学术史研究应溯源话语形成、厘清语境脉络，揭示其与晚清知识和制度转型的关联，以此突破研究瓶颈。李伯重以全球史视野考察晚明社会与东亚变局，强调将中国历史变迁置于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析。吴义雄认为，明清中西知识、思想与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交流，同物质交流一并构成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学界在全球史框架下的多元阐释，为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演进提供更完整的历史背景。

　　传世文献的点校和资料集成持续推进。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陈书》《梁书》《周书》《南史》《北齐书》修订本陆续出版，围绕中国古代正史编纂、史源、版本与辑佚等议题，《唐研究》推出“中古史书的文本源流：编纂与传布”研究专栏。《五代十国墓志汇编》《隋唐五代登科总录》《唐五代诗全编》《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等辑录汇编所收录的资料规模都十分可观，有的超过以往文献总集。各类已出版的资料汇编若能进一步数据化集成，将有助于学者利用人工智能关联分析目录、职官、年代、地名，赋能“AI辑佚”，拓宽研究议题。

　　在出土文献方面，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取得显著进展。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石刻文字、印章封泥、骨签文字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均有重要资料公布，其中简牍资料尤为丰富。备受学界关注的清华简，为与传世文献对勘、追溯西周春秋文本来源、考察战国文本特征、分析汉晋古史体系演变提供可能。近10年来，学界关于各类传世古书性质与成书机制的讨论，多结合出土战国文献展开。相关研究不仅深化对传统正史中儒家古史文献结构性与稳定性的认识，也增进对战国文献所反映的上古文献系统多元性的理解。从清华简到郴州西晋简牍，出土地域遍及全国多数省区。尤为可贵的是，此批文书简牍中不仅包含中央文书，还留存大量郡县以下基层公文，为拓展和完善王朝国家整体叙事奠定重要资料基础。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调研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学界持续推进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在研究视野上将敦煌学与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唐史等领域的新进展、新发现结合起来。郑炳林认为，当前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整理出版并完成数字化集成，但海内外其他机构所藏藏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还亟待集中出版。开拓敦煌学研究、深化跨学科探索，亟需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同时，应提升敦煌学知识体系的应用与服务能力，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敦煌文化艺术，增强民族凝聚力。

　　关于敦煌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荣新江提出，敦煌原始文书多记载当地事件乃至民间琐事，虽无法取代“编纂史料”构建的宏大叙事，却以其原始性、边缘性与民间性，为还原地方社会原貌提供独特视角，推动研究者深入开展社会史、生活史、观念史、妇女史、医疗史等多元主题研究。他还主张运用书籍史视角，结合写本学方法整理敦煌写本，重新审视写本文献相较于刻本文献的特质与价值。

　　总体看，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涵盖中华文明起源及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一带一路”及文明交流互鉴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的主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证并举、考古体系与古史体系彼此激发、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相互检视，不断促使古代史研究者梳理20世纪以来从疑古到证古、从舶来学说到自主立论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知，突破断代局限，超越朝代逻辑，更自觉地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建立在中华文明整体进程之上。

　　二、立足中国实际，深入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启示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脉，立足当代国家治理实践，梳理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机制，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特征，已成为近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孙庆伟认为，周初以调整几大关系为切入口，一是以分封调整“央地关系”，二是以宗法巩固“差序关系”，三是以徙封融合“族群关系”。周人以“择中建极”定疆域一统，以“自时中乂”成治理一统，以“立中制节”铸德礼体系，促进“多元一体”的族群融合，实现治理目标、路径、价值全面变革。于薇收集、整理与西周封国相关的文献、考古、古文字资料与研究成果，在对130多个封国进行通盘梳理的基础上，考察西周封国分布的阶段性变化，剖析分封制时代血缘与地缘的复杂关系，为理解西周历史进程提供基础的时空坐标系统。谢乃和、李腾认为，晋国曲沃一系在曲沃代翼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对晋国历史走向和春秋霸政格局产生深远影响。1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深度融合历史学与考古学，阐释汉字与文献传承的古典文明体系，充分利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宏观理论与微观事例，揭示礼乐中华的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治理智慧。

　　在2022年《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评选的“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秦汉基层社会研究”是唯一入选的历史学议题。围绕该热点，卜宪群提出，乡里行政渊源久远，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对其加以继承与完善。随着大批简牍资料的发现、整理与刊布，乡里行政相关史料更加丰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集中体现在乡里机构与吏员设置及职能、文书行政、社会变迁与治理方式转型等方面，极大拓展学界既有认知。未来研究应打通不同时段，加强对秦汉以降国家权力与乡里秩序互动的考察，形成贯通性认识。杨艳秋认为，“大一统”、“民本”、“德治”、“治国先治吏”、“革故鼎新”五大理念，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此外，《历史研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专题笔谈，从考古实证、文献建构、话语转换与传承机制等维度，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展开多视角探讨。

　　关于隋唐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雷闻充分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传世文献，考辨唐代论事敕书、关文、帖文、榜文、榜子等各类官文书的形态与功能，剖析中央与地方文书行政的运行细节，阐释文书行政对维系唐朝自中央至乡里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张国刚则围绕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主题，深入探讨唐代藩镇问题。他认为，自秦始皇创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统一，割据分裂多为短暂局面；而国家统一的根基，不仅在于郡县制，更在于编户齐民制度与深厚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活的制度史”与“实证辨析”的有机结合受到学界广泛重视。邓小南提出，应将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置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宏阔视野中考察。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支撑与映衬，其所维系的是特定政治秩序；制度本身及其运行状况，是判断国家、政权与体制发展趋势是否契合文明进程的重要依据。侯旭东主张开展“日常统治”研究，重在以具体时空下的人为中心，透过反复出现的政务活动，从人与事（制度）、人与物的关系视角，探讨秩序如何生成、展开、维系与调适。由此出发，研究者逐渐形成“景观式思维”：既关注政治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动态过程及内在逻辑，也将某项制度、某一事件或某一官僚体系的全局与细部、权力关系及其演变纳入研究视野，力求呈现历史的动态过程。这或将成为推动制度史进一步“活化”、政治史研究实现新突破的重要路径。

　　历史人类学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融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形成既区别于西方范式，也有别于传统历史学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相关学者将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研究有机结合，力求在情感、心智与理性层面贴近历史现场。在具体研究中，学者立足中国历史实际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理解传统社会，从不同地区移民、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传统时期的国家认同，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观念出发，理解“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

　　三、打破学科壁垒，拓宽专门史、区域史研究路径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在20世纪学科嬗变中成为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础，社会科学理论也不断为历史研究提供思辨架构。因此，所谓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其实是过于单向的概括。许多“专门史”的产生，其实是基于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建立过程中的历史研究基础，或者产生于反思性的历时性回溯。当然，也有部分专门史是出于研究者个人或群体的专门兴趣，但背后往往寄托另辟蹊径以窥探整体历史的旨趣。学科格局愈是交叉融合，专门史的探索空间就愈大，理论张力就愈强。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广，不同学科有各自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都要研究借鉴，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也要分析应用。在专门史研究中积极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话，从专门史探索整体史，有助于中国古代史构建面向未来的多维研究体系，为进一步拓展学科边界提供动能。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各专门史研究持续深化。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史料发掘、方法创新与理论建构方面成果显著，以财政史为核心，辐射货币、基层治理、经济空间等领域。财政史研究突破单纯制度梳理，更注重揭示“财”与“政”背后的经济与政治互动；货币史研究侧重从财政、金融体系整体视角阐释货币运行机制；土地赋役研究则强化文书分析，以细节考证补充对整体制度的认知。历史地理研究聚焦地图学史，以及气候、地貌等自然地理变迁与人地关系。礼制史、宗教史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学者结合出土文献重构早期经学形成史，突破传统注疏范式，探讨经学与社会政治、制度实践及知识建构的内在关联，推动“知识史”、“观念史”研究路径走向深化，“经学考古学”的研究轮廓日渐清晰。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成果丰硕，宗族祭礼、乡约组织、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礼学思想如何下沉为地方礼仪实践、阳明心学如何影响民间社会与乡村建设等问题得到深入剖析，体现思想史研究从偏重“道德形而上学”转向重视实践维度的鲜明趋势。

　　明清史研究在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仍然具有优势。赵轶峰提出，社会科学注重解释模式的建构，需要系统化的数据、案例和细节，明清史条件相对充分，有开展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证潜能。又因明清距现代最近，史料丰富多样，且各种人文社科理论主要针对现代社会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可关联度超过其他时代，所以明清史研究可以更直接运用跨学科知识，也需要对新理论和新方法足够敏感。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丰富的生态文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王利华提出构建中国环境史学术体系的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指导，确立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二是借鉴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理论，立足中国历史实际，明确研究对象、范围与目标，构建合理的叙事与论述框架；三是批判性吸收国外成果，同时从中华民族生存实践与中华文明生态基质中，凝练本土环境史学的“元命题”与“元概念”；四是在历史与现实、人文与自然的交汇点上，找准环境史学的学术“生态位”。许多学者认为，环境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有望联结古今、会通中西的重要领域。其发展亟待走向“问题式”学术，倡导深度研讨而非机械交叉，以此回应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

　　2022年5月，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的重大意义，启发我们理解治理制度演进形成的上下贯通的凝聚力，以及地域文化认同形成的源源不断的向心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传承作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文化和国家认同，通过源远流长、未曾间断的传世典籍以及口耳相传、日用不觉的礼仪习俗，将生生不息、繁盛多元的地域文化牢固地凝聚成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

　　10年来，许多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区域专门史的形式展开。区域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并非只是提供局部知识，而是探寻通向整体历史认识的路径。今后区域史研究可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两种路径，建立基于中央文献与地方档案互鉴、文本解读与数据分析互联的框架，并充分考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综合影响以及在社会空间再生产中的能动性，关注跨地域人群流动的社会文化机制，从中理解国家治理政策设计的地域语境，揭示环境演变、制度演进与人地关系变迁的内在相互关系，拓展区域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思路。

　　在考察区域社会的近现代变迁时，既要重视内在思想传统和经济基础，也要重视外在的政治影响和意识竞争。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下，通过人的实践构建起具体的社会机制，在日常生活和代际传承中，通过公共管理、大众传播等方式，逐步改变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当社会条件、实践主体和媒介环境发生改变，具体的社会机制会随之变化，文化价值也会产生不同趋向，从而影响区域进程。这为理解全球史中的“区域”意涵，拓展近现代区域史的比较研究提供更多历史经验。

　　在专门史、区域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历时性研究中反思相关社会理论构建的历史根据，而不是在事实描述基础上机械套用理论模型以求得结论。在当今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下，历史学者可以通过专门史、区域史研究推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借鉴社会理论，考察社会范畴、类别的礼法或法理定义过程，在历时性分析中关注这些定义产生、传播、固化、变化的系列“焊接点”和“断裂点”，努力置身于历史现场去理解。人文学者始终希望得以钩沉探幽，见微知著，在文献的“田野”中考究和理解连续变化中的“古今之变”。

　　四、传承冷门“绝学”，发展数字人文，促进国际交流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屡遭局部战争破坏，不少国家亦因历史认知不足陷入发展迷茫；海外中国学研究更面临后继乏力的困境。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开拓创新，与其他史学方向共同肩负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回应时代命题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系统部署，从教材体系建设、标识性概念提炼、国际学术交流、智库合作、外文学术平台建设、科研与评价机制改革、文献数据基础设施完善等关键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为史学发展指明方向。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古代史学者以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主线，聚焦“大一统”国家建构与治理、文明起源与交流互鉴、新史料整理与研究阐释等课题，持续深化研究、推进学术创新。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鼓舞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契合中国自身脉络的概念工具与解释体系，尝试构建更具主体性的叙事与话语体系。吕厚量认为，当代古典学研究者在中国古史研究新视角的启示下，探讨希腊化时代“普遍史”传统兴起的思想观念背景，重新审视古罗马史学的社会与历史价值，为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代史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及历史比较研究开辟新路径。

　　冷门“绝学”在政策支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20年11月，由中宣部等八部委协同推进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正式启动。过去10年，简牍、青铜器、玺印、封泥、陶文等新材料大量公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6—15辑、《岳麓书院藏秦简》第5—7辑、《里耶秦简》第2—3辑、《悬泉汉简》第1—4辑、《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第1—12辑等相继出版。黄德宽、徐在国主编的“古汉字字形表系列”丛书，曾宪通、陈伟武主编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等工具书陆续问世，为历史研究者查检古文字资料提供便利。部分古文字专题数据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微距摄影、红外摄影、反射变换成像、紫外线诱导可见荧光摄影、三维扫描成像等新技术也大量用于甲骨、青铜器的图像采集，依托算法与深度学习模型辅助的甲骨文校重、拼缀及青铜器断代等研究，均取得创新性成果。

　　沈卫荣认为，最近学界对冷门“绝学”的抢救和复兴，既是对世界汉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建设世界中国学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很多各自独立的专业学科，如汉学、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突厥学（古回鹘研究）和满学等，原本同属“中国学”学科，要重新将这些学科联结、整合成有机整体，以共同构建和建设中华民族的“民族语文学”和“民族古典学”。

　　“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等概念正逐渐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新社会文化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已应用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领域。尽管学界对“全球史”的定义和内涵仍有分歧，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已成为学界共识。

　　新一代人工智能既对传统历史研究模式构成严峻挑战，也为历史学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不少刊物围绕相关议题，在历史学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展开富有价值的探讨，但人工智能如何在具体研究领域推动史学范式创新，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图像处理、光谱分析、数理建模等手段，为甲骨文等出土文献的数字化整理提供便利。形象史学突破文字史料的局限，更加注重物质结构、形态色彩等要素，并在古地图地理信息的复杂性与层累性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在搭建数智史学平台、探索数字人文研究方面日趋活跃。有学者认为，数智史学呈现出文本活化、知识融合、理论阐释与话语建构并行的学术形态，技术与学术的深度融合，将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强劲创新动力。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18年成立“数字清史实验室”，着力推进数字清史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胡恒、朱浒主张引入结构思维，构建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体系，数字人文可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历史地理学者则持续推进数智时代中国古代史时空框架建设，深化历史学与地理学、信息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跨学科协作，从多重尺度探析大一统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网络特征及地方社会结构，推动资源库建设、地图数字化、数据分析等数字人文技术的迭代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伴随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建设推进，史学工作者着力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完备性、高阶性与挑战度，探索通专结合、本研贯通的培养路径，将历史语言学、社会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原理与数字人文实践训练融入传统史学专业培养体系。锚定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突破单一学科壁垒，重塑以中西文明与现代转型为核心、融合科学素养与前沿引导、实现文理渗透的博雅教育方案，着力培养能够推动文明体深度对话的高素质创新型史学人才。

　　2025年，首届世界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召开，以“文明传承与历史道路”为主题，中外专家围绕文明多元模式、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持续推动全球性跨学科对话，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认知；第六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主题，为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10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各专业学会、高校与科研院所史学教研单位及人文研究机构，在史学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方面成果丰硕。《历史研究》《历史评论》等期刊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增强文化自信、普及历史知识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自觉肩负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深入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基本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适应，弘扬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努力构建联结古今、会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体系。

　　作者：谢湜（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