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早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遗址布局规整，包含宫室建筑、贵族墓葬、手工业作坊等，并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碳十四测年显示，其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都城“斟鄩”时空吻合，是探索夏代晚期社会的关键遗存[1]。

　　遗址出土的兵器中，以戈最具代表性。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格斗兵器，由戈头、柲、帽和鐏组成，考古出土的多为戈头。戈头前部称“援”，后部嵌柲处称“内”，援内交接处称“阑”，内上穿孔称“穿”。戈兼具横击、钩杀和啄刺功能，在先秦战争中长期居核心地位[2]。二里头共出戈类器12件，分属玉石和青铜两大类材质。

　　玉石戈，共9件，可分A、B两型。

　　A型戈，7件，除1972ⅢKM1:2[3]为玉质外，均属石质。其器形稍小，援身平直，前锋尖圆，上下缘斜刃，内部设一圆穿，通体无精细纹饰，又可分早、晚两式。较早一式以2003YLⅤG14:108[4]为代表，长约20厘米，内部窄短，无上下阑（图一，1），此古朴造型在安徽含山凌家滩[5]、陕西神木石峁[6]等遗址已有发现，当反映出夏人对史前玉石制作工艺的吸收和传承。稍晚一式以一件采集品64[7]为代表，长21.7厘米，内部渐宽，出上下阑，前锋和刃部均有使用残损（图一，2），此式流行于夏商之际，在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亦有发现[8]。

　　B型戈，2件，均属玉质，器身宽大，援身平直，前锋尖锐，器身饰多组阴刻细线纹，部分还做出齿状扉棱。1975YLⅥKM3:11[9]可为代表，长30.2厘米。此类型玉戈大而薄，刃部无使用痕迹，雕琢精细（图一，3），其特征在商代愈演愈烈，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出玉戈，长度已达94厘米[10]。

　　青铜戈，共3件，亦分A、B两型。

　　A型戈，2件，援身和内部平直，无上下阑，内部设圆穿，又可分Aa、Ab两亚型。Aa型戈，为1982YLⅣT33⑥：1[11]，长约20厘米，通体无纹饰（图一，4），形制与较早的A型玉石戈无异，应是仿其制作的实用兵器，其选用青铜材质当为夏人首创。Ab型戈，为1975YLⅢ采集：60[12]，长27.5厘米，内部饰三组平行细线纹，尾端出四条平行横齿（图一，5）。以往未见有此类设计，此型亦为夏人铜戈铸造的创新，而后为商人学习和继承，此类尾端出横齿的设计亦见于安徽肥西三官庙[13]、河南新郑望京楼[14]等遗址。

　　B型戈，1件，为1975YLⅥKM3:2[15]，长27.5厘米，内部弧曲下垂，器表铸兽面纹并嵌绿松石片（图一，6），此设计亦为夏人首创，后为商人学习和发扬，流行于河南郑州商城[16]、湖北黄陂盘龙城[17]、河北藁城台西[18]、河南安阳殷墟[19]等遗址。

　　

图一 二里头遗址玉石和青铜戈类型图

1.2003YLⅤG14:108 2.采集品64 3.1975YLⅥKM3:11 

4.1982YLⅣT33⑥：1 5.1975YLⅢ采集：60 6.1975YLⅥKM3:2

 

　　从器物形制看，二里头所创制的无阑戈、出阑戈、饰横齿戈、曲内铸兽面嵌绿松石戈，在商代被全面继承。郑州商城、盘龙城、台西、殷墟所出之青铜戈或是玉石戈，无论朴素实用还是装饰繁缛，皆可在二里头找到祖型。

　　从出土情境看，玉石戈的材质、尺寸、纹饰的有无和差异，乃至保存状态，当对应着不同的功用。A型玉石戈，除1972ⅢKM1:2因作为随葬品，属玉质，出土于墓葬中，保存完好外，余下均属石质，且多数仅存前锋或内部残块，拼接修复后，仍可见明显的受力痕迹，此类应为日常使用后残断，被弃置于灰坑或灰沟之中。B型玉石戈，均属玉质，保存完好，大而薄，刃部无使用痕，均出自等级最高的一级墓，与玉戚、玉刀、柄形器等礼仪用器共出，已超实用范畴，属礼仪用器。青铜戈中有明确背景信息的是Aa型和B型两型，Ab型虽为采集品，但从其形制推断，应是兼具实战与仪仗功能。Aa型青铜戈，保存完好，仿自早期A型玉石戈，尺寸相当，无疑具备实战功能。B型青铜戈，前锋尖锐，刃部锋利，曲内，其上铸有兽面纹形象。此戈亦出自最高的一级墓中，且被安置于棺内墓主左臂之侧，戈头附近所散落的较多绿松石片，当为其上嵌片，戈头以南还见木柲朽痕。这无疑表明此戈已超越武器本义，装饰繁缛，成为墓主身份、等级与权威的象征。可见在夏代晚期，无论是玉石戈，亦或是青铜戈，已初步完成了从实战兵器到仪仗用器的转变，这一转变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里头以戈随葬标识身份的做法，开启了后世“礼兵”制度的先河。夏商政权更替之际，这种以戈为载体的礼制传统并未因族群间的兴衰而中断。二里头创制的玉、铜戈技术、形制和礼仪功能被商王朝全面继承，并发展至更系统化的阶段。与之相近的同类器流行于郑州商城、盘龙城、殷墟等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其与鼎、爵等铜礼器共出，数量与精美程度亦可直接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和地位。而在器表铸造兽面嵌绿松石的做法，也已演化为商代高等级青铜兵器上常见的装饰设计，兽面与绿松石的组合成为权力和威仪的标识已然成熟。此外，在妇好墓中还见有外邦朝贡而来的玉戈“卢方入戈”[20]。步入西周时期，戈更是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赐物体系中，成为周天子赐命诸侯、册封臣属的信物。《尚书·牧誓》亦载武王伐纣“称尔戈，比尔干”，表明戈不唯是实战兵器，更是聚合部众、宣示天命的权力符号。而追溯这一传统的源头，二里头那些锋刃完好却非为单纯杀戮而作的戈，无疑是最初的关键环节。

　　二里头兵器戈的礼器化过程，很好地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引领地位。玉石戈继承和发展了史前玉兵的礼仪内涵，青铜戈与铜容器爵、斝，则开启了以高精的青铜铸技术服务于权力表达的新阶段。青铜戈对玉石戈的仿制，并非单纯的材质更替，更是礼制传统的传承。这种以兵器为外在载体、以礼制为精神内核的文化模式，自史前时期萌芽，夏代晚期创新，又经商周时代延续发展，最终沉淀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6和324页。

　　[2]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5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年》，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年》，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33页。

　　[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6]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四）》，《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8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8] 秦让平：《安徽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11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1963年-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11] 以往未公布。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

　　[13] 秦让平：《安徽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11期。

　　[14]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 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88页。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1963年-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4页。

　　作者：苏军航  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