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早期红玉髓/玛瑙珠的发现与研究逐渐升温。前日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红玉髓珠的溯源研究登上《美国科学院院刊》（Sourcing the origins of carnelian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s,PNAS 2026 vol. 123 No. 7 e2524563123），继而被媒体广泛转载，大大提升了这类小小串珠的知名度。更令人振奋的是，近日《草原文物》刊载了内蒙古进素图诺尔遗址的考古调查简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进素图诺尔玛瑙加工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草原文物》2026年第2期，以下简称《简报》）。这一发现必将拓展我们对早期玛瑙/红玉髓珠制作和流传的认识，甚至为我们了解早期东西以及南北方向的物质交流带来突破。
左：进素图诺尔玛瑙加工遗址出土的“内研磨器”，图片来源：《简报》图四
右：巴基斯坦哈拉帕遗址出土的燧石钻头，图片来源：J. M.Kenoyer. History of stone beads and drilling: South Asia. In Stone bead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rchaeology, ethnography and global connection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andhinagar & Aryan Press, Ahmedabad and Delhi, pp. 127-148. 图12
进素图诺尔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处通往古居延泽的古河道附近。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阿拉善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与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于2023年至2025年在当地调查采集到加工工具、玛瑙原料、珠坯、残珠、碎片、陶片、青铜器等各类标本500余件。我们看到，在这些发现中有不少处于不同磨耗阶段的石钻头（即简报所谓“内研磨器”），十分难得。石钻头打制成形，局部经修整，大体呈扁片状。未经使用的石钻前端大体为三角形，便于钻取，后端则较宽便于绑缚于钻杆上，这与国外手工业遗址出土的钻头类似（见上图）。在使用过程中，钻头前端逐渐磨圆形成圆锥或柱状，切割能力也逐渐减弱，直至被废弃。受金属钻头和孔形的影响，有人以为实心的石钻应是柱状。但这并不准确，受此误导很可能会忽略遗址上出土的石钻具。进素图诺尔的发现则提供了极好的标本。同样，遗址上采集的“外研磨器”也为了解古人打磨串珠的的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实上，进素图诺尔的遗物涉及从玛瑙珠选料到加工制作的全部流程。类似的制珠作坊遗址十分罕见。它为探讨戈壁地区制作玛瑙珠的原料、技术、成品特点、制造规模和方式提供了丰富信息。
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玛瑙珠（agate beads）与红玉髓珠（carnelian beads）通常并提，指由桔红至深红色的玉髓类矿物制成的串珠。此类矿物一般都有玛瑙环纹，其中环纹不明显的又称“红玉髓”。此类串珠见于南亚、两河流域、古埃及等地青铜时代墓葬中，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便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被视为探讨远程交流的重要线索。尤其在南亚，除了成品珠，在哈拉帕、昌胡达罗等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的城市遗存当中都发现了红玉髓珠作坊遗迹，而且直至近代仍有人采用传统方法制作这些珠子。得益于丰富的手工业遗存和民族学材料，考古学者对南亚红玉髓珠的生产过程和技术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识颇为深入（J.M.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Oxford 1998）。而对于其他地区发现的红玉髓/玛瑙珠，学者们在考察其外观和技术特点后，讨论的往往是其与南亚的关联。这不仅是因为南亚红玉髓珠制作传统悠久，还与其他地区同类串珠的生产遗迹发现少、研究不充分、无法开展对比研究有关。红玉髓/玛瑙珠在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已广泛见于中亚、东亚、东南亚、南欧等地。如果说所有的珠子均来自南亚，恐怕未必令人信服。
最明显的是中蒙边境附近戈壁地区的发现。最近15年，随着河西走廊地区几部发掘和调查报告的出版，学者们注意到，河西走廊地区不仅于公元前二千纪初先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红玉髓/玛瑙珠，而且在酒泉干骨崖墓地，阿拉善盟Ukh-tokhoi洞穴、永昌下安门、民勤火石滩等地还存在零星的红玉髓/玛瑙珠制作相关遗物。这说明戈壁地区人群也在制作红玉髓/玛瑙珠，但具体的技术特点和制作规模不清楚（艾婉乔《从河西走廊西部的新证据看甘青地区红玉髓/玛瑙珠的出现》《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西南西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进素图诺尔遗址的发现则使开展相关研究成为可能。
从简报报道来看，进素图诺尔遗址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首先，遗址内丰富的原料、半成品和工具为研究当地红玉髓/玛瑙珠的制作工序、流程、生产规模提供了丰富材料。
其二，通过进素图诺尔遗址了解戈壁地区制作串珠的外观特点。简报认为进素图诺尔遗址年代约当青铜时代即公元前二千纪早中期的四坝文化阶段。同期戈壁地区发现的玛瑙/红玉髓珠主要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火烧沟、干骨崖和鹰窝树墓地。其中，火烧沟与干骨崖墓地两地的珠子面貌差别较大：火烧沟串珠绝大多数为橙红色的“红玉髓”，孔皆对钻、珠身打磨光滑，做工总体比较细致。而干骨崖的材料外观差别较大，常采用单面钻、表面打磨不充分。因此火烧沟红玉髓珠被认为是成熟作坊的产品，可能来自远程交流；而干骨崖的红玉髓/玛瑙珠则是当地小规模制作的产品。将进素图诺尔的发现与上述串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进素图诺尔珠坯和残珠尺寸与河西四坝文化墓葬出土的珠子尺寸范围相近，但火烧沟与干骨崖都有一部分珠子更小，直径不足7毫米。这可能与进素图诺尔串珠尚未完成打磨有关。另外，干骨崖的串珠与进素图诺尔珠坯和残珠在外观和制作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采用的都应是戈壁滩上的玛瑙料，与南亚那些开采后经人工缓慢加热而获得的红玉髓原料相比，颜色和外观都更加多样，同时流行单面钻。
其三，关注当地作坊采用的穿孔工艺。这是目前国内外红玉髓/玛瑙珠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因为对于成品珠子来说，钻孔是极少数保留了工艺特点的部位，是探讨流传轨迹的线索。目前国内外积累的可供比对的数据——主要是扫描电镜下的钻孔内壁翻模图像也比较丰富。从目前报道来看，进素图诺尔发现了大量石钻，当地作坊似乎采用的是石钻钻孔。而我们在考察干骨崖和火烧沟出土串珠的钻孔时，发现多数串珠应是由某种钻具带动磨料钻成的，仅在干骨崖有一枚红玉髓珠中发现有半截钻孔像是采用了石钻。另一方面，由石钻钻取的红玉髓/玛瑙珠在公元前1千纪内的甘青地区和外蒙古均有发现。上述认识源自对串珠钻孔内表面微形态的观察，及与已发表红玉髓珠钻孔内壁微形态的比对。我们注意到，调查者指出进素图诺尔石钻的材质多为绿色流纹岩，莫氏硬度7-8。用这种石钻钻取红玉髓/玛瑙珠，在珠孔内壁留下的微形态如何？这是值得我们采用实验考古方法来探讨的。实验获得珠孔内壁形态将是今后探讨钻孔工艺的重要依据。
其四，有必要采集进素图诺尔遗址的玛瑙原石、珠坯等的化学元素组成信息，将其纳入溯源研究所比对的数据库。相比于其他野外采集的标本，进素图诺尔直接提供了明确来自串珠制作作坊，生产地点明确的标本，如能对其进行成分分析、将其纳入玛瑙溯源研究数据库，则后续的比对将更加有的放矢。
作为一种流通范围甚广的装饰品，红玉髓/玛瑙珠是重要的远程交流物证，但要想读出它暗含的流传信息，仅仅依靠成品珠的发现与研究是明显不够的。进素图诺尔串珠制作遗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它将丰富我们对早期红玉髓/玛瑙珠生产情况的了解。这一认识不仅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内出土串珠的来源，而且对探讨蒙古、欧亚草原等周边地区串珠的源流大有裨益，相关研究也将为探讨早期东西或南北向交流提供重要依据。
作者：艾婉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