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编著：徐良高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5年12月

　　印次：1

　　ISBN：9787573219718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徐良高研究员数十年来有关周文化考古的代表性思考成果，分为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宗法社会与西周文明、礼乐文化与古代中国三编，探索在“考古写史”理念指导下的阐释西周考古发现、重构西周历史、认识西周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古学研究之路。本书的出版，旨在深化对中国文化早期特征及其演变的认识，探索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商周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目　录

　　总序

　　考古写史与西周文明（自序）

　　壹 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

　　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考古学研究中的解读与建构——关于考古学本体理论的一些思考

　　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

　　关于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几点思考

　　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变现象研究

　　贰 宗法社会与西周文明

　　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

　　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

　　青铜器与三代礼乐文明

　　邢、郑井、丰井刍议

　　西周时期侯、伯性质与大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考古学观察

　　西周时期周文化区所见西北戎狄文化遗存研究

　　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

　　家国天下——西周的社会与政体

　　叁 礼乐文化与古代中国

　　祖先崇拜与中国早期国家

　　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

　　从考古学看“大一统”观念

 

　　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历经几十载风雨春秋，涌现出以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郭宝钧、陈梦家、颜訚、王仲殊、安志敏、石兴邦、佟柱臣、徐苹芳、张长寿等为代表的杰出考古学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塑造了考古研究所立足田野、严谨求实的学风。

　　考古研究所长期在我国重要古代都城、陵墓及其他各类遗址进行发掘，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史前史、夏商周三代史、中国古代城市、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要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我所长期开展对外交流，在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和印度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中外联合考古。经几代学人的努力，考古研究所成为我国学科门类最全、研究领域最广、学术成果最丰硕的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

　　面对当下考古学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重镇，考古研究所理应肩负起考古学研究阐释的学术任务，推动学术交流、传播与进步，为考古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为此，考古研究所将推出本所学者的考古学研究论著，作为考古研究所系列学术成果出版。

　　这套学术成果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出版资金资助，是体现我所学术水平的优秀科研成果，主要包括本所科研人员的高质量学术专著、研究报告、学术资料、工具书、论文集等，以及由本所主办或组织完成的高水平学术集刊。其中，重点推出三个学术系列。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文库”，主要收录我所资深专家具有深度、广度、原创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青年学者文库”，主要收录我所青年学者具有创新性、前沿性、探索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著作。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学术文集”，主要收录我所资深学者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专题学术论文集。

　　考古研究所学术成果将秉持以下宗旨：一、坚持学术为本，实事求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推出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的优秀成果。二、注重学科交叉，推动融合创新，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不断开拓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对话与交流。

　　一铲一锹探寻历史脉络，一丝一缕还原文明图景。我所将打造层次多、领域广、内容精的系列学术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苏秉琦说“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1]。经过近代疑古学派对中国上古文献的批判，学术界普遍意识到要想重建科学的、可信的上古史必须依靠考古学。正如李玄伯说：“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2]作为一名从事夏商周考古的学者，回顾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经历，自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期间参加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晋国都城遗址的发掘实习，到工作后长期主持西周都城遗址——丰镐、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包括后来开展以苏州木渎古城遗址和江西樟树国字山战国墓葬为中心的东周吴越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本人基本以两周考古和历史及相关理论研究为中心，一直将“考古写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目标。

　　百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夏商周考古成就斐然，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构建了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时空框架体系，对以都城遗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有了较系统的掌握，通过多学科研究，对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了诸多新认识。与此同时，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史学不仅仅是史料学。要依赖考古资料拉长东周以前的历史，建构一部科学的中国上古史，不仅需要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积累，还需要理论与方法的突破与创新，以及对考古发现阐释的深化。如何做到这些要求，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实现重写体现当代学术水平和思想观念的科学上古史，是今天中国考古学界需要面对的挑战。

　　本书内容是本人数十年来有关以上问题的代表性思考成果的汇集，力图从理论与方法、西周文化与社会、三代宗教信仰与思想观念及其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努力探索出一条在“考古写史”理念指导下的阐释西周考古发现、重构西周历史、认识西周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古学研究之路。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年鉴学派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史学”，“理论是所有考古学方法和实践的中心。理论确立了研究的领域和考古学者的工作方法。它形成而且影响了考古学所使用语言的逻辑”[3]。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与突破是史学创新的基础与前提。对于考古学来说，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虽然是古人行为的产物，是真实发生过的自在历史的物质遗存，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些物质形态的古代文化遗存自身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史料自己不会说话，而是需要通过研究者的阐释，才能确定其时代与性质并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和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即“透物见人"。正如科林·伦福儒所说：“寻求考古材料的意义始终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挑战。”[4]

　　如何阐释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做到“透物见人”？本书的“理论和方法”部分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我们知道，在缺乏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书写历史完全依赖考古学，而阐释考古发现，构建历史叙述的理论模式基本来自人类学和研究者的经验与认知，如器物命名、遗存功能与性质的推定，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图腾、酋邦、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概念与理论。

　　对于存在一些文献记载，但相关文献记载又明显具有零星、片段、不准确特性的原史时期，比如本书研究的商周时期的考古阐释与历史构建与书写，除了借自人类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者的经验、认知外，我们自然不可回避历史文献问题。认识到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的各自特点和优劣，科学地处理好两者关系，是我们首先要理清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我们认为，基于古代文献的文本性、片面性和以文献记载阐释考古发现的相对性，“证经补史”[5]的研究思路和治史方法不是重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中国上古史的出路。建立在考古学本位之上，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和其他多学科成果的“考古写史”[6]才是重构中国上古信史和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过度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和历史学倾向只会限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和阐释视野的广度与深度，抑制创新思维，阻碍对中国上古史的重构和创新性阐释。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的核心概念，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体系是考古写史的基础时空框架体系。如何理解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中的“国”“族”是什么关系，是否可以直接对应？这些问题是原史时期考古写史首先需要讨论的基础理论问题。

　　我们知道，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基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而提出的用于构建古史叙述的概念与工具。对于缺少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建构历史叙述唯一的时空框架体系。对于文献记载问题重重的原史时代，比如中国的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一种基于物质文化遗存的，不同于文献记载的王朝政体体系的新的时空框架体系。

　　不过，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考古学家提出的用于描述考古发现、构建古史叙述的概念，是考古学家创造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工具和概念。在考古学实践中，我国考古学界基本上都采用陶器作为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陶器属于生产、生活等物质技术层面的产品，国家、民族属于制度、观念层面的文化现象，彼此之间没有同质对应性。主要以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与以特殊物品为物化象征的国家政治体之间有本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国家政治体。一个考古学文化可以包括多个彼此独立的政治体，一个政治体也可能涵盖几支考古学文化。同样，陶器文化共同体（即一般的考古学文化）也不能代表民族认同体，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以陶器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与古族认同之间存在同质对应关系。商周时期的国家政治体和族群认同体的认定主要还是要参照传统文献、甲骨文与金文等的相关记载。

　　文化因素分析法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同地层学、类型学一样的考古学研究基本方法。我们认为，如欲加强考古学阐释与考古写史，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时，除了常见的以遗存形制特征的异同来分析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传承、互动与影响关系外，还要重视遗存的功能与性质研究。只有通过不同功能、属性的文化因素分析，才能深入认识古代遗存背后的人的行为、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变，比如通过对主要发挥象征功能的不同于一般日用器的礼器的研究可以探讨其所反映的政治体制与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演变。也只有如此，文化因素分析法才能成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有效的由“物”及“人”、“透物见人”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各个文明起起落落，不同朝代兴衰更替，我们不仅要探讨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机制，还要研究文明的衰落、崩溃及其原因。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文明衰亡的案例需要去研究，例如，随着中原地区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周边的一些曾经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衰落了，消亡了，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关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山东岳石文化，以及夏商周时期的诸多区域文化（如巴蜀文化、东夷文化等）。它们的去向如何？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如何？它们的衰亡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它们的兴衰与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是否有关？从夏商周三代更替来说，传统史观认为是同一族群文化内部不同统治集团统治权的变化。但如果从多元文化史观角度看，它们是不同区域文化的此消彼长和统治权、主导权的转移与更替，一个文化衰退了，另一个文化兴起了，三代时期同样存在文明的衰退、重组问题。此外，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都是一次已有复杂社会的崩溃和社会组织、文化、资源的再调整。

　　因此，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改变传统道德史观，从多个角度开展文明崩溃的研究同样重要，且对当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书对此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与重视。比如二里头文化兴起与周边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关中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衰变之间的关系，生态脆弱和气候变化敏感区域的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消失原因的探讨等。

 

 

　　理论指导实践，方法应用于研究之中，方能发挥其作用，检验其价值。本人一直力图将以上考古写史的理念、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所从事的西周考古阐释与研究之中，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来认识西周的社会与文化。

　　首先，《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探讨了周人的起源与周文化的兴起。考古发现显示具有明显自身文化特色和明确自我意识的周文化大约在商代后期兴起于关中西部一带。先周文化早期以碾子坡早期遗址和墓葬为代表，晚期以周原、宝鸡斗鸡台、沣西等先周文化遗存为代表。郑家坡一岸底中晚期遗存属于迁岐后随着周人势力扩张而并入周人势力范围的、原与商人具有密切关系而与羌戎系文化相对疏远的人群集团。至季历时，周人势力已遍及关中西部、陇东一带，直至武王灭纣，建立西周王朝。周人的兴起与商文化在关中的进退密切相关。大约在商代二里冈下层时，商人势力进至铜川、西安一线，至二里冈上层时，商人势力更进至周原一带，并在此形成一支商文化的地方类型——京当类型。至殷墟二期时，商人势力因某些原因退出了关中西部，周人乘虚而入，立足周原，合纵连横，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摒弃自己落后的、不适应新环境的部分文化习俗，广泛接纳吸收各种新的文化，迅速崛起。

　　从周文化的成长过程来看，周人不断吸收、融合其所面对的新人群、新文化，使自身不断强大，其文化面貌也不断发展变化。灭商之前的周文化既有关中西部地方特色因素，如联裆鬲、高圈足簋、小口折肩罐等，也有学习自商文化的以青铜容器和乐器为代表的礼器和以戈、矛等为代表的兵器，即所谓“祀与戎”的礼乐文化大传统[7]和商文化风格陶器如分裆鬲、豆、殷式簋等因素以及商周文化共见的土坑竖穴墓葬俗等因素，还有吸收融合自西北地区刘家文化、李家崖文化的因素，如乳状袋足鬲、銎首兵器等[8]。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后，周文化更呈现出一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善于吸收其他文化，不断丰富自己以适应新环境的政治策略和文化发展特点。在周人根据地的关中地区表现为传统周文化因素+ 商文化因素，在集中殷顽民和殷商人原居地的洛阳及邢卫鲁地区表现为周文化因素 + 更浓郁的商文化因素，在既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原土著文化也很浓厚的燕齐地区表现为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在周文化区边缘地带的东南地素区表现为周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相关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也相互呼应。周文化的包容性当是周人成功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各区域文化之中，周人和传统周文化因素居于中心地位，是各种文化因素结合的纽带和各区域文化的交汇点。周人对各种区域古文化传统的承认和吸收是以周人为统治者，各区域文化在政治上服从周王朝统治，在礼乐政治制度上遵从周人制度为前提的。各区域文化以周文化为中枢联合成一体，并渐渐地趋向一致。《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对此做了深入分析。

　　周王朝建立之后，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使国家治理走向成熟、规范，其中包括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宗法制、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所谓“制礼作乐”就是这些制度与行为规范的体系化、法制化。考古发现的居于城市中心地位的宗庙礼制建筑和高度发达的青铜礼器是这些礼乐制度的物化象征和物质遗存代表。

　　宗庙是作为周王朝政治意识形态的祖先崇拜的主要活动场所，宗庙建筑成为西周社会各级中心聚落的核心，是一个血缘集团，乃至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心。宗庙不仅是宗教祭祀活动场所，还是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及集团成员聚会、议事的场所，是政权、族权和神权合一的象征。宗庙的数量、规格，因血缘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宗法等级的差异而相应区分。我们在周原遗址发掘的云塘宗庙建筑群是西周宗庙建筑遗存的典型代表。整组建筑群包括夯土建筑基址8座，使用年代在西周晚期，结构布局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宗庙礼制建筑非常契合，被认为是西周晚期宗庙性质建筑。《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反映了有关该组建筑的发现与研究成果。

　　宗庙内陈列着盛放各种献祭给祖先神祇的牺牲食物的青铜礼器，其器类、组合和数量的多少与家族的政治、宗法、等级密切相关，成为“辨等列、明尊卑”的政治工具。青铜礼器不仅是祭礼用品、等级的标志，还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体现了宗政合一的商周政治体制特色。社会的需要促成文化的创新与发达，政治需要和不遗余力的投入促使商周时期形成高度发达的青铜礼器体系，由此范铸青铜礼器文化成为不同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青铜文明特色。《青铜礼器与三代文明》深入探讨了作为礼乐文化具体表现的三代范铸青铜礼器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机理。

　　正是因为宗庙和青铜礼器作为商周宗法制社会和政治权力象征的重要地位，“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成为国亡宗灭的代名词，故周人灭商称定鼎中原，楚人欲代周而问鼎之轻重。

　　考古发现与金文、文献记载均显示，宗法制、畿外分封畿内采邑制、世卿世禄制、异姓联姻制度等是周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和维护统治的措施。考古发现的周公之子所建的邢国和井氏家族遗存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证，《邢·郑井·丰井刍议》对此做了系统讨论。

　　从考古发现和金文、传世文献记载可知，周初的井（邢）国为周公之子的封国，地在今天的邢台市。由井侯而井伯、井叔，由井叔而井季、郑井叔、丰井叔，均为姬姓，一为诸侯，一为王官，均是邢侯不同支系后代繁衍的结果。通过对邢侯井伯井叔关系的探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重新认识过去被历史所忽略的邢国及其在西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以此为范例，探讨周代贵族阶层人口繁衍、宗族支系情况及周代的宗法政治和世族世卿制度。

　　《西周时期侯、伯性质与大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考古学观察》则讨论了传统文献记载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常见的“公”“侯”“伯”“子”“男”称谓的性质及彼此之间关系，提出西周王朝的整体政治地理结构是：直接控制核心王畿区的“王”；处于王畿与敌对四夷之间中间地带发挥“封邦建国，以藩屏周”作用的“侯”；与“侯”杂处，作为附庸或部属的、由“伯”等领导的同姓或异姓宗族（或方国？）；周边分布着称“子”“王”的基本承认周王主导权，但又叛服不定的传统土著异姓部族方国；再外围则是完全不受周王控制的化外四夷方国部族。王、侯直接控制区内的政治结构大致为：王或侯——以伯、仲、叔、季等为首的同姓、异姓贵族宗族采邑与家族——普通国人和野人。西周社会组织基本以各大家族为核心组成，这些世袭家族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给自足性。在这些家族之上，不同地区又由周王特别赋予军政权力的“侯”代表王来统领。

　　结合西周考古学文化体系与文献、铭文记载，可以看出一个以周原、丰镐、成周三都为核心，由周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周边分布着的奉周王为大宗和共主的封国，最外围不受周王控制的四夷组成的多重结构的西周政治地理框架体系。这应该就是西周王朝的基本政治疆域格局和周天子眼中的“天下”。在这种三环四方的框架体系中，周文化与四方的戎狄夷蛮越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不断融合。

　　其中，周人与西北地区戎狄人群的关系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对外关系，影响着西周王朝的兴衰和两周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西周时期周文化区所见西北戎狄文化遗存研究》一文在讨论、确定周文化与戎狄文化的区分标准之后，通过梳理相关考古发现，确认了周文化区内存在的一批戎狄文化风格的遗存现象，如墓葬、器物、工艺技术及其所反映的观念意识，探讨了西周时期西北戎狄文化的特色、影响及其与周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则系统梳理了东南吴越文化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源、分区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状况，指出土墩墓文化——这支独具特色的东南地区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与东周时期吴越文化关系密切，同时探讨了该土墩墓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分析了相关金文释读的多元性和文献中有关吴越两国起源与早期历史记载的建构性。

　　《家国天下——西周的社会与政体》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结合起来，从以都城遗址为核心的西周聚落体系所体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权核心与天下一统，各地诸侯国和高级贵族家族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所呈现的“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和“畿外分封畿内采邑”的政治地理格局，广泛存在的西周家族墓地所显示的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宗族、家族类血缘组织与宗族社会，家族墓地内不同等级墓葬及其随葬的青铜礼器所显示的家国同构、宗子维城——基于血缘组织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分层与宗法政治体制，作为西周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的祖先崇拜，大量出现的独具特色的权力象征与祖先崇拜物化象征形式的宗庙与礼器，文献记载与铭文所显示的内服与外服等西周政权体系等，多角度、多方位讨论了西周社会及其运行机制，提出了对西周政体的总体性认识，即以周王为核心的共主制。

 

 

　　从文化的内涵看，其包含多个层面，一般可分为物质、制度、精神几个层次。作为人类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文化也包括了古人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几个层次的文化遗存，其中一些是古人的具体生产生活遗存，一些是古人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产物。作为抽象文化的具象化和物化象征的特殊遗存的背后是古代社会的制度和古人的思想观念。

　　与之相应，我们研究古代历史，认识古代社会时也不能仅仅限于物质文化层面，还要通过物质文化遗存去研究古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进而探讨它们如何塑造后代的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并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

　　本书第三部分内容展现了我们对商周考古遗存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与观念信仰、中国早期文化的特征与发展模式、三代社会的特征等的研究成果，包括“祖先崇拜是三代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和国家意识形态”“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张反映了商周社会政治共同体与文化认同体的发展”“三代时期存在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和“礼乐文化大传统是‘大一统’观念的历史基础”等理论观点。其中基于血缘组织广泛存在的祖先崇拜是西周乃至三代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为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意识形态、理论依据和组织原则，并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非常精辟地概括了祖先崇拜和战争在西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及相互间的关系。宗法制度则是这一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和组织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虽然祖先崇拜是三代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和国家意识形态，但并不排斥古代中国存在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多元的地域文化小传统。例如，我们以神人像类文物的研究为案例，利用人类学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与理论分析了夏商周三代考古中存在的青铜礼器文化与陶器文化、主流礼乐文化与地域宗教信仰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在古代长江流域存在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神鬼信仰区域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影响到了中原文化，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礼乐文化的重要补充部分，大、小传统共存、互动的“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

 

 

　　以上研究内容从具体遗迹遗物的功能、性质到遗迹遗物背后的行为、制度与思想观念，从具体遗存的阐释到综合性历史问题讨论，从都城性质的中心性遗址到遗址聚落群，从中原到周边，从考古学到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整合等诸多方面，大致呈现了我们在特定理论指导下，运用相关方法对西周某些重要考古发现的阐释和对西周社会、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整体认识，系统展现了周王朝所推行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制礼作乐”等政治措施及其影响，体现了周王朝和周文化的历史地位。

　　本书也基本呈现了本人由“器”而“术”而“道”，由具体史学问题研究到史学理论思考，再由理论指导商周考古与历史问题研究的“考古写史”学术之路。本人力图沟通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重构西周历史，深入分析历史文化背后的机理，进而认识中国文化的早期特征及其演变，探索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商周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书中内容为本人论文选编，所提观点多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和一孔之见，限于篇幅和能力，难免存在局限与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刘婷为书稿的编辑倾心付出，王耀文、常宏伟两位博士为书稿校对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2]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书店，1926年，第270页。

　　[3] [英]肯·达柯著，刘文锁、卓文静译：《理论考古学》，岳麓书社，2005年，第219页。

　　[4] [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序，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

　　[5] 注：或曰“历史学倾向”，即以传统文献记载为构建历史叙述的基本史料和主体框架，考古发现与研究围绕历史文献记载的古史体系展开。通过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文献记载之真伪，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

　　[6] 注：即以考古发现与考古学文化为构建古史叙述的基本史料和主体框架，传统文献记载围绕考古学的古史建构体系，用于解读考古发现，弥补考古学之不足。

　　[7] 注：当然是通过周人自己的传承与改造，如将商文化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礼器改为周文化的以食器鼎、簋为核心的礼器，在“制礼作乐”政治背景下创造出规范化的列鼎制度等。

　　[8] 王巍、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